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书香奶糖】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国史四十四讲》作者：王国维【完结】 文案： 《国史四十四讲》是一部由多位历史名家撰写的通史。它上起先秦，下迄清末。该书的每一个章节均由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权威人物来撰写。比如由王国维来讲解先秦的历史，吕思勉来讲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该书的每一编都有一篇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总体概述，同时又有数篇专门的文章对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较为重要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是一部集宏观历史概述和微观历史事件解析的集成性著作。它能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对历史知识的需求。 殷周制度论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其余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棋置于殷之畿内及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试略述之。 殷以前无嫡庶之制。黄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嚣之后，代有天下。颛顼者，昌意之子；帝喾者，玄嚣之子也。厥后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有天下者，但为黄帝之子孙，不必为黄帝之嫡。世动言尧、舜禅让，汤、武征诛，若其传天下与受天下有大不同者。然以帝系言之，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者也。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者也。以颛顼以来诸朝相继之次言之，固已无嫡庶之别矣。一朝之中，其嗣位者亦然。特如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廪辛、武乙。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阳甲立。此三事，独与商人继统法不合。此盖《史记·殷本纪》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此不独王朝之制，诸侯以下亦然。近保定南乡出句兵三，皆有铭，其一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此当是殷时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而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无上下贵贱之别。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自武乙以后四世传子。又《孟子》谓：“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吕氏春秋·当务》篇云：“纣之同母三人，其长子曰微子启，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史记·殷本纪》则云：“帝乙长子为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故立辛为嗣。”此三说虽不同，似商末已有立嫡之制。然三说已自互异，恐即以周代之制拟之，未敢信为事实也。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胜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摄之，后又反政焉。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 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言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言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然使于诸子之中可以任择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则其争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长幼相及者犹有次第矣。故有传子之法，而嫡庶之法亦与之俱生。其条例则《春秋左氏传》之说曰：“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公羊》家之说曰：“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现在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此二说中，后说尤为详密，顾皆后儒充类之说，当立法之初，未必穷其变至此。然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当时虽未必有此语，固已用此意矣。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而此制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 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周初宗法虽不可考，其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述者，则《丧服小记》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是故，有继别之大宗，有继高祖之宗，有继曾祖之宗，有继祖之宗，有继祢之宗，是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此制为大夫以下设，而不上及天子、诸侯。郑康成于《丧服小记》注曰：“别子，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者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也。”又于《大传》注曰：“公子不得宗君。”是天子、诸侯虽本世嫡，于事实当统无数之大宗，然以尊故，无宗名。其庶子不得祢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为别子，而其子乃为继别之大宗。言礼者嫌别子之世近于无宗也，故《大传》说之曰：“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为之宗，使之宗之。”此《传》所谓“有大宗而无小宗”也。又若无嫡昆弟，则使庶昆弟一人为之宗，而诸庶兄弟事之如小宗，此《传》所谓有“小宗而无大宗”也。《大传》此说，颇与《小记》及其自说违异。盖宗必有所继，我之所以宗之者，以其继别若继高祖以下故也。君之嫡昆弟、庶昆弟皆不得继先君，又何所据以为众兄弟之宗乎？或云：立此宗子者，所以合族也。若然，则所合者一公之子耳。至此公之子与先公之子若孙间，仍无合之之道。是大夫、士以下皆有族，而天子、诸侯之子，于其族曾祖父母、从祖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以下服之所及者，乃无缀属之法，是非先王教人亲亲之意也。故由尊之统言，则天子、诸侯绝宗，王子、公子无宗可也；由亲之统言，则天子、诸侯之子，身为别子而其后世为大宗者，无不奉天子、诸侯以为最大之大宗，特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实则仍在也。故《大传》曰：“君有合族之道。”其在《诗·小雅》之《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其诗曰：“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大雅》之《行苇·序》曰：“周家能内睦九族也。”其诗曰：“戚戚兄弟，莫远具迩。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是即《周礼·大宗伯》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者，是天子之收族也。《文王世子》曰：“公与族人燕则以齿。”又曰：“公与族人燕则异姓为宾。”是诸侯之收族也。夫收族者，大宗之事也。又在《小雅》之《楚茨》曰：“诸父兄弟，备言燕私。”此言天子、诸侯祭毕而与族人燕也。《尚书大传》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终日。大宗已侍于宾奠，然后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与族人饮也。”是祭毕而燕族人者，亦大宗之事也。是故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笃《公刘》之诗曰：“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传曰：“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板》之诗曰：“大宗维翰。”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又曰：“宗子维城。”笺曰：“王者之嫡子，谓之宗子。”是礼家之大宗限于大夫以下者，诗人直以称天子、诸侯。惟在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故不必以宗名；大夫、士以下皆以贤才进，不必身是嫡子。故宗法乃成一独立之统系。是以丧服有为宗子及其母、妻之服皆齐衰三月，与庶人为国君、曾孙为曾祖父母之服同。嫡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于宗子之家。子弟犹归器，祭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敢私祭。是故大夫以下、君统之外复戴宗统，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 其次为丧服之制。《丧服》之大纲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恩而无义，而丧服之统紊矣。故殷以前之服制，就令成一统系，其不能如周礼服之完密，则可断也。《丧服》中之自嫡庶之制出者，如父为长子三年，为众子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母为长子三年，为众子期；公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大功，为庶子之长殇、中殇无服；大夫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大功，为庶子之长殇小功，嫡妇大功，庶妇小功，嫡孙期，庶孙小功；大夫为嫡孙为士者期，庶孙小功；出妻之子为母期，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为父后者为其母缌；大夫之嫡子为妻期，庶子为妻小功；大夫之庶子为嫡昆弟期，为庶昆弟大功，为嫡昆弟之长殇、中殇大功，为庶昆弟之长殇小功，为嫡昆弟之下殇小功，为庶昆弟之之下殇无服；女子子适人者，为其昆弟之为父后者期，为众昆弟大功。凡此，皆出于嫡庶之制，无嫡庶之世，其不适用此制明矣。又无嫡庶则无宗法，故为宗子与宗子之母、妻之服无所施。无嫡庶，无宗法，则无为人后者，故为人后者为其所后及为其父母昆弟之服亦无所用。故《丧服》一篇，其条理至精密纤悉者，乃出于嫡庶之制既行以后。自殷以前，决不能有此制度也。 为人后者为之子，此亦由嫡庶之制生者也。商之诸帝，以弟继兄者，但后其父而不后其兄，故称其所继者仍曰兄甲、兄乙，既不为之子，斯亦不得云为之后矣。又商之诸帝，有专祭其所自出之帝而不及非所自出者。卜辞有一条曰：“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殷墟书契后编》卷上第五叶（页）及拙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其于大甲、大庚之间不数沃丁，是大庚但后其父大甲，而不为其兄沃丁后也；中丁、祖乙之间不数外壬、河亶甲，是祖乙但后其父中丁，而不为其兄外壬、河亶甲后也。又一条曰：“□祖乙小乙。祖丁武丁。祖甲、康祖丁庚丁。武乙衣。”《书契后编》卷上第二十叶（页）并拙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于祖甲前不数祖庚，康祖丁前不数廪辛，是亦祖甲本不后其兄祖庚，庚丁不后其兄廪辛。故后世之帝，于合祭之一种中乃废其祀。其特祭仍不废。是商无为人后者为之子之制也。周则兄弟之相继者，非为其父后，而实为所继之兄弟后。以春秋时之制言之，《春秋经》文二年书“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公羊传》曰：“讥。何讥尔？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祢而后祖也。”夫僖本闵兄，而传乃以闵为祖，僖为祢，是僖公以兄为弟闵公后，即为闵公子也。又《经》于成十五年书“三月乙巳，仲婴齐卒”，《传》曰：“仲婴齐者，公孙婴齐也。公孙婴齐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兄后也。为兄后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人后者为之子也。为人后者为之子，则其称仲何？孙以王父字为氏也。然则婴齐孰后？后归父也。”夫婴齐为归父弟，以为归父后，故祖其父仲遂而以其字为氏。是春秋时为人后者无不即为其子。此事于周初虽无可考，然由嫡庶之制推之，固当如是也。 又与嫡庶之制相辅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故自开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矧在后世？惟商末之微子、箕子，先儒以微、箕为二国名，然比干亦王子而无封，则微、箕之为国名，亦未可遽定也。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应如是也。周人既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此与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关系，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嫡庶者，尊尊之统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术。其效及于政治者，则为天位之前定、同姓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严。然周之制度，亦有用亲亲之统者，则祭法是已。商人祭法见于卜辞所纪者，至为繁复。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祭各以其名之日，无亲疏远迩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则或自上甲至于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于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于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于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于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于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于武乙四世。又数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此于卜辞屡见，必非周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大祭，是无毁庙之制也。虽《吕览》引《商书》言“五世之庙可以观怪”，而卜辞所纪事实乃全不与之合，是殷人祭其先无定制也。周人祭法，《诗》、《书》、《礼经》皆无明文。据礼家言，乃有七庙、四庙之说。此虽不可视为宗周旧制，然礼家所言庙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无可疑也。古人言周制尚文者，盖兼综数义而不专主一义之谓。商人继统之法不合尊尊之义，其祭法又无远迩尊卑之分，则于亲亲、尊尊二义皆无当也。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说庙制者，有七庙、四庙之殊，然其实不异。《王制》、《礼器》、《祭法》、《春秋榖梁传》皆言“天子七庙，诸侯五”。《曾子问》言：“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荀子·礼论》篇亦言“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惟《丧服小记》独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注：“高祖以下也，与始祖而五也。”如郑说，是四庙实五庙也。《汉书·韦玄成传》：“玄成等奏：《祭义》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公羊》宣六年传何注云：“礼，天子、诸侯立五庙。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后稷、文、武庙，至于子孙，自高祖以下而七庙。”《王制》郑注亦云：“七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则周之七庙，仍不外四庙之制。刘歆独引《王制》说之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七者，其正法，不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之中，宗变也。”是谓七庙之中，不数文、武，则有亲庙六。以礼意言之，刘说非也。盖礼有尊之统，有亲之统。以尊之统言之，祖愈远则愈尊，则如殷人之制，遍祀先公先王可也。庙之有制也，出于亲之统。由亲之统言之，则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亲，上不过高祖，下不过玄孙，故宗法、服术皆以五为节。《丧服》有“曾祖父母服而无高祖父母服，曾祖父母之服不过齐衰三月”。若夫玄孙之生，殆未有及见高祖父母之死者；就令有之，其服亦不过袒免而止。此亲亲之界也，过是则亲属竭矣，故遂无服。服之所不及，祭亦不敢及，此礼服家所以有天子四庙之说也。刘歆又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而下，降杀以两，礼也”。虽然，言岂一端而已。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无贵贱一者。车服之节，殡葬之期，此有等衰者也。至于亲亲之事，则贵贱无以异。以三为五，大夫以下用之；以五为九，虽天子不能过也。既有不毁之庙以存尊统，复有四亲庙以存亲统，此周礼之至文者也。宗周之初，虽无四庙明文，然祭之一种限于四世，则有据矣。《逸周书·世俘解》：“王克殷，格于庙。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此太伯、虞公、邑考与三王并升，犹用殷礼，然所祀者四世也。《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于先公之中追王二代，与文、武而四，则成王、周公时庙数虽不必限于四王，然追王者与不追王者之祭，固当有别矣。《书·顾命》所设几筵，乃成王崩，召公摄成王册命康王时依神之席，见拙撰《周书顾命考》及《顾命后考》。而其席则牖间、西序、东序与西夹凡四，此亦为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设。是周初所立，即令不止四庙，其于高祖以下，固与他先公不同。其后遂为四亲庙之制，又加以后稷、文、武，遂为七庙。是故遍祀先公先王者，殷制也；七庙、四庙者，七十子后学之说也。周初制度，自当在此二者间。虽不敢以七十子后学之说上拟宗周制度，然其不如殷人之遍祀其先，固可由其他制度知之矣。 以上诸制，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然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以事实证之，周初三公，惟周公为武王母弟，召公则疏远之族兄弟，而太公又异姓也。成、康之际，其六卿为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而召、毕、毛三公又以卿兼三公，周公、太公之子不与焉。王朝如是，侯国亦然，故《春秋》讥世卿。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礼有大夫为宗子之服，若如春秋以后世卿之制，则宗子世为大夫，而支子不得与，又何大夫为宗子服之有矣。此卿、大夫、士不世之制，当自殷已然，非属周制。虑后人疑传子立嫡之制通乎大夫以下，故附著之。 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无称姓者，有之，惟一姜嫄。姜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于周人之口者也。传言黄帝之子为十二姓，祝融之后为八姓。又言虞为姚姓，夏为姒姓，商为子姓。凡此纪录，皆出周世。据殷人文字，则帝王之妣与母皆以日名，与先王同，诸侯以下之妣亦然。传世商人彝器多有妣甲、妣乙诸文。虽不敢谓殷以前无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称，固事实也。《晋语》：“殷辛伐有苏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案：苏国己姓，其女称妲己，似己为女子称姓之始，然恐亦周人追名之。而周则大姜、大任、大姒、邑姜，皆以姓著。自是讫于春秋之末，无不称姓之女子。《大传》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则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矣。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摄，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共见。故其所设施，人人知为安国家、定民人之大计，一切制度遂推行而无阻矣。 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凡制度、典礼所及者，除宗法、丧服数大端外，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无与焉，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若然，则周之政治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设，而不为民设乎？曰：非也。凡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以为民也。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于此矣。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此非无征之说也。以经证之，《礼经》言治之迹者，但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而《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覆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其言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且其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充此言以治天下，可云至治之极轨。自来言政治者，未能有高焉者也。古之圣人，亦岂无一姓福祚之念存于其心，然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洛诰》云“作册逸诰”，是史逸所作《召诰》与《洛诰》日月相承，乃一篇分为二者，故亦史佚作也。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康诰》曰：“勿用非谋非彝。”《召诰》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康诰》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弗憝。”又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此周公诰康叔治殷民之道。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故曰“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其重民彝也如此。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睹矣。 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隳极矣。周人数商之罪，于《牧誓》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文母弟弗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以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于《多士》曰：“在今后嗣王，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于《多方》曰：“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于《酒诰》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酒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民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由前三者之说，则失德在一人；由后之说，殷之臣民，其渐于亡国之俗久矣。此非敌国诬谤之言也，殷人亦屡言之，《西伯戡黎》曰：“惟王淫戏用自绝。”《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又曰：“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夫商道尚鬼，乃至窃神祇之牺牲，卿士浊乱于上，而法令隳废于下，举国上下，惟奸宄敌仇之是务，固不待孟津之会、牧野之誓，而其亡已决矣。而周自大王以后，世载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于庶民，亦聪听祖考之彝训。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周之君臣，于其嗣服之初反覆教戒也如是，则知所以驱草窃奸宄相为敌仇之民而跻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 （王国维） 孔子学说中道德之标准 人之生于此世也，各依其目的而动。惟其目的有大小，小者为大者所包括，大者又为更大者所包，由此递进，其究竟之目的果何在乎？ 人本社交的动物，自由道德的本性，与其他互相依赖关系以立社会，故其行亦互有影响。自己意志受社会意志之制裁，以生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男女贵贱亲疏等错杂之关系。于是遂有道德律以规定人间之行为，而达正确圆满之目的地者，惟道德能之。行为之合于道德则善，反于道德则恶。故人间究竟之目的，在据纯正之道理，而修德以为一完全之人。既为完全之人，则又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己并立，而求圆满之幸福。所谓人生之目的不过如是而已。 就人间行为之判断，于西洋有动机论、结果论二派。动机论者，行为之善惟在动机之纯正耳，结果之如何，非所顾也。结果论者，日日行为之结果善，则其行为亦善，动机之如何，可不问也。前者为直觉派，后者为功利派。儒学直觉派也。然自今日之伦理学上观之，则前二说皆有所偏倚，即非动机、结果二者皆善，不足为完全无缺之行为。然东洋之伦理说，惟取动机不顾结果之处亦不少，如“杀身成仁”等是也。 孔子自天之观念演绎而得“仁”，以达平等圆满绝对无差别之理想为终极之目的。至其绝对的仁，则非聪明睿智之圣人，不易达此境。欲进此境，必先实践社会的仁。社会的仁，忠恕是也。故欲进绝对之境，不可不自差别之境进也。故仁自其内包观之，则为心之德，而包括一切诸德；然自其外延观之，则抽象的概念而普通［遍］的形式也。此形式虽不变，其内容则因时与处而殊。故自特别观之，则名特别之仁；自普遍观之，则名普遍之仁。普遍之仁，为平等之观念，包括其他之礼义智信等。特别之仁为特别的狭义之仁，如“智仁勇”之仁是也。仁于主观，则为吾性情；仁于客观，则发现于社会，为礼义之法则。 一、普遍之仁 普遍之仁乃博大之观念为之，如忠恕，如博爱等，有包括社会广泛之意义，而礼义智孝悌忠信等皆包于此中。当其实现于社会上，则为礼为义为智为孝为悌为忠为信，仁之别也。曰孝曰悌者，事吾父兄尊长之仁也；曰忠曰信者，社交之仁。故爱先自吾家族以及他家族。观《论语》言孝悌“为仁之本”，可知即其根本自亲以及疏之义也。此仁之差别义也。 《中庸》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是为孔子所述之五伦，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礼，昆弟之序，朋友之信。知此五者，所谓“知”也；知此五者而体之，“仁”也；体此五者而行之，“勇”也。此五者又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是等尽为仁之内容，而自其差别的方面观之。若普遍之仁则总括是等一切者也。 《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又，《雍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卫灵公》：“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子曰：爱人。” 《学而》：“泛爱众，而亲仁。” 《公冶长》：“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老［者］怀之。’” 是皆说普遍之仁者也。 要之，孔子仁之观念，若自普遍言之，则为高远之理想；若自实际言之，则为有义礼智孝悌忠信等之别，以为应用之具。故能全达此等之义礼智孝悌忠信等，即为普遍之仁。 至达仁之法则，孔子因弟子之才力而作种种之说。于颜渊，则为“克己复礼”；仲弓，则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等；司马牛，则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己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樊迟，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皆自其人与时地而变化者。由是观之，则仁之内容毕竟非可一定言之明矣。故“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或人以孔子之仁爱，似英国之“爱他”说，是语吾人尚不可全以为然。如彼英人阿当斯密斯氏之“同情”，哈提孙氏之“情操”，巴特拉氏之“良心”说等，均视为“爱他”之根原出于天性，遂以此为行为之标准，与孟子之“良心”说稍相类似。然孔子不明言人性之善恶，其仁之观念则从高大之天之观念出，其爱又复如前章所述，因普遍而生差别。故其根柢上已大相异。惟孔子重感情之处稍与彼说相似。今若必欲论孔子，则孔子为唱理性之直觉论者，自其克己严肃处观之，实与希腊斯特亚学派及德之康德之说有所符合。盖孔子之说为合乎情、入乎理之圆满说也，其伦理之价值即在于此。 二、特别之仁 即狭义之仁论，达普遍之一部，或普遍之仁之方法者。如： 《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等将知仁勇分为三者，各相对立，则非“普遍”可知。其言仁者安静，知者流动，勇者敢为，己异其用。故自知仁由知、行仁由勇观之，则仁究不属于知勇二者，故自差别之方面狭义解说之，为特别之仁。 三、至善 孔子大理想之仁，非容易达之。欲达之者，宜先自卑近之差别渐进；欲自卑近渐进，当就个人之行为判别善恶；判别善恶，在致知格物。 《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就致知格物而言之，朱子曰：“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末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宜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之谓格物，此之谓知之至也。”是二者谓心有知悉万里之灵能，即理性，故穷客观的之物理，以扩大其知，以判别善恶。王阳明曰：“致知者，致吾良知之所知。格物者，就吾意所发之事物，去其不正，而归于正。诚意者，良知与意念相一也。”要之，王阳明说良知判断善恶，纯为主观的；朱熹穷客观的物理以扩吾理性而判断善恶；即一行而一知，一简易而一繁衍是也。故各持一理，一基良心，一唱理性，是以其说之分离而不相入也。 从孔子之重行贵知处思之，则致知格物，可谓会此二说而一者。故自知之一面观（之），则朱子之说是：自行之一面观之，则阳明之说近也。 人生究竟之目的，在遵循理以求完全圆满之幸福，故《大学》言究竟之目的，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至善”即绝对善。“止于至善”则定、静而安，是为终极之理想，即“仁”也。故仁为完全圆满之目的地。欲达此境域者，即以致知格物诚意修身为根本。故知孔子贵理性。 孔子以至善为终极标准，故一切之事之违仁者，皆为不善。是以 《里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 又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不仁，恶也，不时发动以破坏仁者也。故欲向仁，务避不仁之行动，是以致知格物修身诚意之必要也。 吾人可据是分孔子之说，为直觉、中庸、克己、忠恕等，而细论之。 （一）直觉说 孔子既说知与行之相关，又兼重理与情，后之学者往往自见解之如何而互相分离。今先就孔子之人性问题论。 孔子不就人性问题而论善恶，唯就行为而论善善恶恶。 《论语·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是言谓人性本无善恶，唯因其习惯之如何，而为善为恶至相隔绝耳。又 《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谓人之善恶之别者，皆以习惯之故，有教育即可有善而无恶矣，又 《季氏》：“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谓人性有四品，故程朱即此而分为气质之性，及理义之天性。孔子又论情之方面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此懿德。’孔子读之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谓人性好善，是为孟子性善论之根原。孔子于人性问题，不精细研究，故不言善恶。唯自其天人合一观而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二者乃道德人中所自有者。又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为道。” 《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是则无论何人，皆有先天的能性。更进一步，则《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雍也》“入之生也直，而罔之生也幸而免”之说，皆可以证明。 第一（条），备言人能直觉辨别是非善恶；但是非谓常人，谓睿智之圣人也。第二条，程子解“直”为“理”，而杨龟山以之为“情”。但孔子以为理与情并重，又因时与地而异。其“直”之解释，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解“直”为理，答叶公之问之“直”，则情也。故“人之生也直”之［直］，解之为“理”，或稍妥也。以上可知孔子为“贵理性之直觉派”也。 故孔子恰如康德为动机论者，动机纯正则其结果之善恶如何可不顾。故《论语》曰：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又，“殷有三仁。” 仁，动机也。苟能行仁，则其结果如何可不顾。是所以谓直觉说也。 孔子就人之行为以言情与理之当调和。 《子路》：“叶公谓［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自情解之，则理纵令公平，但不适于情时，则不得以之为善。 《宪问》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德报怨”者，去差别之平等仁也。故《礼记》夫子言宽身之仁。“以直报怨”者，有差别的义也，理也。情与理二者以调和为务。此孔子之说所以最酝藉、最稳当者也。 （二）中庸说 孔子恐人之行为之走于极端，因言执中即义，养中庸的良心。然欲达此标准，其事至难。故孔子自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德，希腊之亚里士多德氏亦尝言之，其说曰：勇在粗暴与怯懦之中间。言其本质、关系、分量，及时与地等，然后能之。盖人之行动云为皆由于知情意之合同关系。故中庸当视其本质、关系、分量、时地等，若是等均不得其宜，则绝不能中庸。故 《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圣贤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论语·先进》：“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子曰：过犹不及。” 《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雍也》：“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据此观，则中庸者，无知行之过不及，并立而调和者也。此中庸又因时与地而变化，是实至难之事，所谓“可与立，未可与权”是也。 德者，中庸的良心之我完备之状态也。道者，对于他而行之也。故德者主观的，道者客观的。要之，此中庸的良心，非所谓先天的良心之情，乃因理性而治成之情，换言之，即理与情融和适宜，而行之以公正之意志是也。 中庸的良心，虽为主观的，但制中庸，则为客观的之礼。故通社会国家上下贵贱皆须普遍的或差别的之法，此法即礼是也。礼之本质为情，形式为文，此本质与形式相合而为礼。恭敬辞逊之心之所动者，情也；动容周旋之现于外形者，文也。弃本质而尚形式，是为虚礼；弃形式而守本质，是为素朴。故 《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与质整然中和，此中庸。君子尚难之。故孔子忧失其本，于《八佾》言曰：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又“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前者言礼之本质为情，故曰与其走于形式，不若守本质。后者言礼之本质，别［虽］为情，然无文饰之？形式，则难名之为礼。于是比较上虽若以情为重，但此二者若不中和，则究不得名之为真礼。故 《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也，尔过；而商也不及。”“夫礼，所以制中也。” 如此之礼，虽自主观的本质与客观的形式相合而成，但当实际行之也，则当据义以断之。义为判别事物之知力，故为行礼必然之要素。 《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义与礼之异同：礼主敬，义知敬，是其相似处；义为判别，即知也，礼为文饰，即形式的，是其异处。孟子曰：“义，路也。礼，门也。”实则此二者互相关联而不可离者也。礼为体，而其内容中有义为之用。欲行义，则礼必从之。故礼兼义而义亦兼礼。礼与义分离，则礼为恭敬辞让玉帛交际等，义为辞受取予死生去就等。 至此，礼之本质即情，其形式即文，与义相合。其体虽整然，然用之不得，失于严酷，宜流动贯通，情意相和。 《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但若过于流动，一任于情，则又失礼之谨严。故又曰：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此礼谓谨严之体也。 吾人至此于礼之为何物，当了然矣。盖孔子实以此礼为正中之客观的法则，以经纬社会国家者也。 《礼记·经界［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悬，不可欺也以轻重；诚陈绳墨，不可欺以曲直；规矩陈［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审礼君子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家室，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礼如衡、绳墨、规矩等之轻重规定、曲直、方圆以错杂之。社会国家中之一切行动云为，人从之者善，背之者恶。此礼所以为中庸的，又客观之法则也。《礼记》立人之十伦，曰： 事鬼神之道，君臣之义，夫子之伦，贵贱之等，亲疏之杀，爵赏之施，夫妇之别，政事之均，长幼之序，上下之际。 是我［均］社会的秩序也，又其为中庸的： 《论语·泰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三）克己说 孔子之学，即欲达其理想之仁，先当励精克己，屏己之私欲。既克则当傅［博］学明理，以锻成刚健正大之意志。既锻成刚建［健］正大之意志，始能处道而实行之。其说虽稍偏于情之一面，但于个人之严肃端庄，于伦理实践上有非常之价值。 《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 《卫灵公》：“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又曰：“不曰如之如何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宪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是谓修克励精自德，为之己而非有待于他也。 《公冶长》：“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谓修养温厚克己之德以推及于人也。 克己、修德、博学、明理，若不实行，往往陷极端之弊害。故 《阳货》：“子六言六蔽说，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于希腊有西尼克派，即（犬）儒派之极端克己说，及斯特亚学派之克己说，德国有康德之严肃主义等，皆此说也，而其中如斯特亚学派，为重自然，安天命、贵理性，以实践励行为目的，最似儒教。然孔子之克己说，非若他说尽绝诸情，不过从实践励行上立此说。故其归著为中庸，为复礼。 《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是言为仁之法在克我私欲，复中庸之礼，使一切之视听言动，皆顺于礼，始为实行仁也。 要之，此说在励精苦学，修吾之行，以练习刚健不屈之意志而实践之。至其归著，则仍在复中庸之礼，以达于仁。夫一切克己说，皆在严肃端正，锻炼个人，虽于道德实行之点，迥非俗所能比拟，然于情之一面，弃而不顾，故往往不免失之过甚，如西尼克则此弊尤甚，独孔子能以中庸防此蔽耳。 （四）忠恕说 吾人于前章中，既详论直觉、中庸、克己诸说，今当论其最广大最主要之忠恕说。 忠，尽吾心也；恕，推己以及人也。自普遍上观之，则为社会上之博爱，洵足以一贯诸说，以达于完全圆满之仁之理想。故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又“‘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又《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是盖谓用此以包括其他一切之言语，使之一贯，使之普遍，而为必不可不行之道。但忠恕究何故不可不行乎？则自孔子之天人合一观观之，则以在人之理性为先天的，即以人为有道德性之社交的动物。故 《论语》：“人之生也直。” 《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即谓人道乃自然顺人之道德的能性以生成者，即礼义之（所）由生。盖以入本为社交的动物。故曰：“仁者，入也，亲亲为大。”故吾人不可不据己之性情以行仁。其故以道德本为自律的，仁又为人性之所本有，开发之即为人道故也。仁，差别的也：自亲而疏，自近而远；普遍的也：欲推己及人，则当以己心为标准。其途有二种：一正面的：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是为希望他人与己同一发达，故合于是者，仁也，善也。 一反面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为禁止之言，背此者，不仁也，恶也。 故此忠恕说，为网罗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贵贱亲疏等一切社会上国家上之差别，而施之以平等之诚与爱之道，即达普遍一贯之仁之道。 《公冶长》：“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自老者、朋友、少者三者而观之，虽似有差别，然后自总合是等一切社会而观之，则普遍之仁也。 要之，忠恕者，在达己达人，即以己与人共立于圆满为目的。故是非个人的，乃社会的。是实此说所以凌驾一切诸说，亦其意义之所以广泛也。 （王国维） 孟子之学说 一、传及其著书 孟子之生卒年月，古来诸说纷纷不定。第一，以孟子自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观之，则其不及子思之门可知。《史记·列传》曰：“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也。蔡孔炘《孟子年谱》定孟子之生年月日，为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即去孔子之卒一百零七年也。 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子舆。幼受母教，长而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道既通，适魏，惠王不能用。事齐宣五，位在三卿之中，说宣王以仁政王天下。时天下方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人皆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遇而去。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访滕文公，文公当世之贤君，其信孟子亦最笃，然以国小，不能行其志。孟子与苏、张同时游于诸侯之间，而其所说则冰炭不相容，视苏、张之徒如豚犬耳。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当天下混乱蕻时，以正自持，屹然而不动，足以想见其有豪杰之风。孟子之名声既洽于诸侯，四方之士相与谈论者颇多。淳于髡责孟子以“援天下”，与告子论性尤盛。孟子既不遇时，往来宋、鲁，腾、薛之间，不得行道之地，乃以阐明孔子之教、排斥杨墨之徒为己任，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之卒，一曰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然则距烈王四年之生，八十四年矣。 二、本论 （一）人之性善也 孟子之继承子思之学说，决无可疑者。孟子曰：“悦亲友道，反身不诚，不悦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此与《中庸》之文正同。《中庸》第二十章，曰：“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又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皆谓人之性即天之性也。而《中庸》亦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亦谓天之性与人之性一，即与孟子之言，其所归，一也。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此与《中庸》所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其意正同。由是观之，则《史记》谓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非无据之言也。即孟子与子思同以“诚”为人之性，然“诚”者何？毕竟谓伦理的法则之渊源耳。伦理的法则，社会之所谓善也，故孟子从师说而断人性为善。 孟子不但用演绎法以证人性之善，又以归纳法证明之，即于经验上证人性之善，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世俗之所谓人情，而孟子名之曰：“不忍人之心。”更进而论之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即谓仁义礼智四者，人先天中所具有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物”者非谓具体的物象，而谓伦理的法则也。高诱《淮南子》注曰：“物，犹事也”，即孟子先天良心论者也。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二）欲 如此立论，于是孟子之说又不得不与子思生同一之矛盾。夫人性固善，然人类日常之行动，何以往往逸于伦理之规范乎？天下之变乱纷纷不已，非证明此事实乎？若此等变化之根柢不在吾人之心性上，则社会的现象何以有此方面乎？孟子亦认之，曰：“山径之溪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其意以为人性虽善，然有蔽之者，则不能发挥其善。然则所以蔽之者何？曰：欲也。故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然孟子自其先天良心论观之，（一）以欲为比良心，非根本的。（二）以欲虽有蔽善之消极的性质，而无现于行动之积极的性质者也。荀子则不然，以欲为积极的性质，而伦理之法则不过制抑之之消极的作用耳。 （三）修身论 至此，吾人得知修为之为何。吾人之修为毕竟在发挥我本心之善耳。苟能发挥之，则凡人化而为圣人。此发挥之之方法，在养“浩然之气”。所谓“浩然正气”，善化之意志也。能陶冶意志而与性之善融合，则谓之曰“浩然之气”。然性绝对、无限也，故此气亦不可不绝对、无限。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赛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又用牛山之喻，曰： “牛山之木尝美矣……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此言本心之自发的活动者，以为人心之向善，如木之萌蘖，待时而出。然若多行不善，则不能发之。虽不能发，然其势滋生而不已。何以知之？曰：今人睡醒，目未见恶色，耳未闻恶声，恍然独坐，当是时，精神洒落如冰释，所谓“夜气”也。扩而充之，则自无不善。故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又认发挥本心之困难，故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要之，其全体之说皆立于性、欲二元论之上者也。 （四）政治论 个人之精神，社会现象之渊源也。然个人之精神之焦点则在其生活之欲望，衣食住之欲望即是也。人类为满足此欲望而活动者也，不达此欲，则如伦理何？管子曰：“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故希求衣食之欲，于尊重伦理之念，人间精神之两极端也。两者之中不能全其一而禁其他。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而欲使有恒心，必先制民之产，故又曰：“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然则“制民之产”之道如何？举其主要者如左：1．勿夺民时，2．设数罟斧斤之禁，3．应人口而颁土地，4．轻赋敛。此其大纲也。然孟子又知行政机关之运转，必不可不征相当之租税，故白圭欲而十而取一，孟子以为非尧舜之道：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唯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礼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而所以行如此之政治者，不忍人之心之发现也。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诸［之］掌上。”故孟子之政治说得约之如左：1．不忍人之心，2．不忍人之政。右［盖］以人类生活之欲为根柢而出发者，于此生欲之满足后，始修礼讲乐，以发挥彝伦，以复其本心之善也。 三、结论 以上所论述，孟子所极力主张者，所谓孟子之本领也。于一面主张人性之善，一面主张生欲之必然。甲，伦理上之假定，乙，政治上之假定也。此外有所谓欲者，乃与善性相对立，而妨碍其发现。“生欲”与“欲”：一必然的，一偶然的也。偶然之欲可制，必然之生欲不可制。故生欲之横溢者即欲也。故善与欲可视为心理上之二元。生欲之胜者常人，而善性之胜者士人也。此孟子学说之系统也。 （王国维） 老子之学说 一、传及著书 老子名儋，周之太史也，或云楚人。其出盖不可得而详云。江都汪氏中《老子考异》曰：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与孔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老庄申韩列传》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共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唯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唯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黄帝》《说符》三篇，凡三载列子与关尹子问答［答问］之语，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殁，凡八十二年。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世亦从可知矣。《文子·精诚》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乐［歌］，异传而皆乐。”按：燕，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自文侯之后始与冠带之国。”（《燕世家》有两文公。武公子文公《索隐》引《世本》作闵公，其事迹不见于《左氏春秋》，不得谓始与冠带之国。桓公子亦称文公，司马迁称其“予车马金帛以至赵，约六国为从”，与文子所称，时势正合）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与秦、楚、魏并称，则老子已及见文公之始强矣。 又魏之建国，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与三国齿，则老子已及见其侯矣。 《列子·黄帝》篇载老子教杨朱事（《庄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东读朱如居，张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杨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然则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又云：“其死也无瘗埋之资。”又云：“禽滑厘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朱为老子之弟子，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则朱所师之老子，不得与孔子同时也。 《说苑·政理》篇：“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杨朱已及见其王，则朱所师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本传云：“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抱朴子》以为散关，又以为函谷关。按：散关远在岐州。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适秦之道，关尹又与郑之列子相接，则以函谷为是。函谷之置，书无明文，当孔子之世，二崤犹为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惟贾谊《新书·过秦》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矣。秦自躁怀以后，数世中衰，至献公而始大，故《本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然则是关之置，实在献公之世矣。 由是言之，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载者是也。 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魏世家》：“安厘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国策》：“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韪矣。至孔子称老莱子，今见于《太傅礼·卫将军文子》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其说，而所云“贫而乐”者与“隐君子”之文正合。老莱子之为楚人，又见《汉书·艺文志》，盖即“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按，此字衍）也。而老儋（聃）之为楚人，则又因老莱子而误。故本传：老子语孔子：“去子之骄色［气］与多欲，态心［色］与淫志”，而《庄子·外物》篇则曰：老莱子谓孔子：“去汝躬矜与汝容知。”《国策》载老莱子教孔子语，《孔丛子·抗志》篇以为老莱子语子思，而《说苑·敬慎》篇则以为常枞教老子。然则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实则三人不相蒙也。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其与汪氏之说相反对者，则有仪征阮氏（元）之说，谓老子本深于礼，以《曾子问》及《史记》“孔子问礼”观之，可知。其所以厌弃礼法者，则由暮年心理上之反动而然耳。此说虽属可通，然出于想象，不如汪氏之说之本于事实，为不可动也。 老子之书分上下二卷。自思想上观之，则此种思想，经列子、庄子，一用于韩非，而再行于汉初，故其书之为古书，无可疑也。自文字上观之：（一）以书中多叶韵，足证其为古书；（二）以其并称“仁义”，似属孟子以后之作。然据《大戴记》《左传》，则曾子、左丘明已说“仁义”，不自孟子始。老子之生年距曾子、左丘明不远，则其兼称“仁义”，固其所也。又，此书文体简短纯一，为后人所插入者甚少，其为战国初期之书，当无疑义也。 二、形而上学 孔子于《论语》二十篇中，无一语及于形而上学者，其所谓“天”不过用通俗之语。墨子之称“天志”，亦不过欲巩固道德政治之根柢耳，其“天”与“鬼”之说，未足精密谓之形而上学也。其说宇宙之根本为何物者，始于老子。其言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子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 此于现在之宇宙外，进而求宇宙之根本，而谓之曰“道”。是乃孔墨二家之所无，而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而试问此宇宙之根本之性质如何？老子答之曰：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窃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 又曰：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第十六章） 以此观之，则老子之所（谓）“道”：惚也，恍也，虚也，静也，皆消极的性质，而不能以现在世界之积极的性质形容之。而恍惚虚静之道，非但宇宙万物之根本，又一切道德政治之根本也。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第三十九章） 三、伦理政治论 宇宙万物无不相对者：天与地对，日与月对，寒与暑对，人与物对，皆相对的也。道者，宇宙万物之根本，无一物足与之相对者，故绝对的也。此老子所以称道为“一”者也。不独宇宙万物而已，人事亦然：有恶斯有善，有丑斯有美。故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第三十八章） 又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 又曰：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 又曰：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第二十章） 故道德政治上之理想，在朝绝自然界及人事界之相对，而反于道之绝对。故曰：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 又曰：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 其论有道者之极致，曰：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飚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二十章） 若人人之道德达此境界，则天下大治。曰：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此老子政治上之理想也。其道德政治上之理论，不问其是否［非］如何，甚为高尚。然及其论处世治国之术也，则又入于权诈，而往往与其根本主义相矛盾。其论处世术也，曰： 坚强者死之徙，柔弱者生之徙。（第七十六章） 其论治国也，曰：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 又曰：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 又曰：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 程伊川谓：“老子书，其言自不相入出，如冰炭。其初意欲谈道之极元妙处，后来却做入权诈上去。”可谓知言者矣。 （王国维） 周秦诸子之名学 学问之发达，其必自争论始矣，况学术之为争论之武器者乎？其在印度，则自数论，声论之争而因明之学起。在希腊，则哀利亚派之芝诺（Zeno）因驳额拉吉来图（Herachtus）之万物流转说而创辩证论，至诡辩学派起，而希腊学术上之争论益烈，不三四传，遂成雅里大德勒（Aristotele）完备之名学。我国名学之祖，是为墨子。墨子之所以研究名学，亦因欲持其兼爱、节葬、非乐之说以反对儒家故也。见《大取篇》。荀子疾邓、惠之诡辩，淑孔子之遗言，而作《正名》一篇，中国之名学于斯为盛。暴秦燔书，学问之途绝。至汉武之世，罢斥百家，而天下之学术定于一尊，学术之争绝于此矣。辨论之事绝而欲求辩论之术之发达，是欲购今日之巨砲坚舰于华胥之国，夫固不可得已。然勿以吾国名学发达之止于此，而遂谓此数子者五研究之价值也。如《墨子》、《经》上下之论定义（Definition），《大取》、《小取》二篇之论推理之谬妄（Fallacy of Reasoning），荀子及公孙龙子之论概念（Conception），虽不足以比雅里大德勒，固吾国古典中最可宝贵之一部，亦名学史上最有兴味之事实也。今特比而论之，世之学者以览观焉。 墨子之名学说，见于《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经》下、《经说》上下及《大取》篇，其属辞引例，皆当时熟语故事，又多夺句误字，今不可解。可解者唯《经》上及《小取》二篇耳。而《经》上但下名之定义，而不论下定义之法则，故可不论。《小取》一篇列举推理之真妄，而亦不论推理之法则，然其述谬妄之种类，颇有足观者，以为一切谬妄皆起于比类（Analogy），故曰：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也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小取》） 由是而分推理为“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害而一不害”、“一是而一不是”四者。第一种如：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驰。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然应用此论法于他处，则生种种之谬妄。如： 获之视毕注云：当为“事”。愚按，当作“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 由名学上言之，前者言辞暧昧之谬妄（Fallacy of Equivocation），后者偶然性之谬妄（Fallacy of Accident）也。又如 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愚按：疑“入船”之误。非人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此背名学上之规则，而前提（Premise）中所未定之辞，至结论（Conclution）中而忽一定，即雅里大德勒所谓Fallacy of illicit process of major term者也。盖前提中之人指人之一小部分，而结论中之人则指人类之全体故也。而但自形式上观之，则与“白马，驰；乘白马，乘马也”等之推理无甚区别，故应用此形式而不考事实之如何，其不陷于此谬妄者鲜矣。至所谓“一害而一不害，一是而一不是”者，亦由比类而起。曰： 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愚按：此字当衍。失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待周乘马愚按：当作“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不乘马，而后不乘马。愚按：此五字当衍。此一周而不一周者也。愚按：此墨子自主张其兼爱说，爱人指无人不爱，而不爱人指不兼爱者，非指兼不爱者也。乘马之例反是。乘马，不待其人全乘于马上，然后谓之乘马。不乘马，必俟其下马后方可谓之不乘马。此由一家之学说及一时之习惯立论，非纯由名学上观察者也。居于国，则为居国；有一宅于国，而不为有国。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问人之病，问人也；恶人之病，非恶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马之目盼，则为毕注：当作“谓”。之马盼；之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之牛之毛黄，则谓之牛黄；之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一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获白。案，此由吾国言语中无全称、特称、单称之区别，故有此谬。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然墨子非谓推理中有“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害而一不害”、“一是而一不是”之四种也，不过前二节分之，后二节合而论之耳。而不是之源，由于见一推理之形式之有时而真，而遂应用之于他处，一切谬妄皆由此而起。然墨子虽列举事实，而不能发见抽象之法则，以视雅里大德勒之谬妄论，遂不免鲁卫之于秦晋，是则可惜者也。 墨子之定义论、推理论，虽不遍不赅，不精不详，毛举事实，而不能发见抽象之法则，然可谓我国名学之祖，而其在名学上之位置，略近于西洋之芝诺者也。然名学之发达，不在墨家，而在儒家之荀子。荀子之《正名》篇，虽于推理论一方面不能发展墨子之说，然由常识、经验之立脚地以建设其概念论，其说之稳健精确，实我国名学上空前绝后之作也。岂唯我国，即在西洋古代，除雅里大德勒之奥尔额诺恩（Organon）外，孰与之比肩者乎？兹录其首章，而释之如左。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以为通。 此谓名之与物非有必然的关系，但沿习既久，而既有一定之意义，则从之因之而已。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案：荀子此处所下心理学上学语之定义，最为精确。“性”者，人心之抽象的名称。“情”字于感情外兼有冲动（Impulse）之意，而“虑”则与英语Delibration相当，即意志本部（Will Proper）之作用也。上“伪”字；行为（Conduct）之义；下“伪”字，品性（Character）之义，与今日心理学、伦理学家之说全合。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此皆沿习既久而有一定之意义，后王所当因袭之者也。但就性情等言之，举一例耳。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讬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慤，慤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讬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此以正名为治天下之道，与孔子所谓“名不正言则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墨子所谓“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公孙龙子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意相同，盖当时一般之思想也。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之所以汲汲于明概念、正定义者，岂不以当时诡辩学派说真理之不可知，道德之无根据，而人人以自己为万物之标准，故发愤而起欤？荀子更进而论制名之目的与名之缘起及标准，曰： 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有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智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废困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此谓制名之目的，在区别同异，以交通思想。然则同异何缘以别之乎？此自“名”之问题而几“知”之问题，易言以明之，则自名学上之问题而转入知识论上之问题者也。荀子曰：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芋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 所谓“天官”者，即耳、目、口、鼻、体与心也，前五者外官，而心内官也。凡有相同之感觉者，天官视其感觉之原因之物之相同，而以同名名之。而心者，非徒自己为一天官，又立于他天官之上而统一之者也。故曰： 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案荀子此节之言，非于知识论上有深邃之知识者不能道也。自西洋古代哲学家以至近世之汗德（Kant），皆以直观（Perception）但为感性（Sensibility）之作用，而无悟性（Understanding）之作用存乎其间。易言以明之，但为五官之作用，而非心之作用也。唯叔本华（Schopenhaver）于其《充足理由》之论文中，证明直观中之有睿知的性质（Intellectual Character），曰：“贫哉感觉（Sensation），即其高最尚者，如视觉。亦不过人体中所起一种特别之感应耳。故感觉主观的，绝不似直观之为客观的也。盖感觉之作用行于吾人之体内，而决不能超乎其外。感觉有愉快，有不愉快，但表其与吾人意志之关系，而无关于客观的外物，唯悟性之作用起，而主观的感觉始变而为客观的直观。即悟性以其因果律之先天的形式而视五官之感觉为一果，而必欲进而求其因，同时空间之形式助之，遂超吾人之身体外而置此原因于客观的外物，经验之世界由此起也。于此作用中，悟性利用感觉中所供给之材料，而构其因于空间中，故五官但供我以材料，而由之以构成客观的世界者，则悟性也。故无悟性之助，则直观不得而起也。”此叔本华所自矜为空前绝后之大发明，复征诸生理、心理上之事实以证明之。然要之，其《充足理由》论文第二十一章之全文，不过荀子此节之注脚而已。又其所谓“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者，岂不令吾人唤起汗德所谓“无内容之思想空虚也，无概念之直觉谓感觉盲瞽也”乎！则荀子之智识论的名学上之价值如何，自可推而知也。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 杨倞注曰：“单，物之单名；兼，复名也；喻，晓也。谓若止喻其物，则谓之马；喻其毛色，则谓之白马、黄马之比也。”由此观之，则与名学中所谓单纯名辞（Simple term）、复杂名辞（Compound term）相当，即单名但表一概念，而复名则表二概念以上者也。然有时但着眼各物之公共点而不必问其特别之状态时，则单用一单名获一兼名表之，亦无不可。故曰“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然荀子固深重同异之别，虽说共名，犹以异质而同名者为不可。故继之曰： 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杨注：或曰“异实”当为“同实”。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共名与别名，即西洋名学上类概念（Genus）与种概念（Species）之区别。然以鸟兽为别名，实其疎漏之处，吾人亦不能为之讳饰也。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则谓之善名。 此分名为宜名、实名、善名三者。谓名本无宜不宜之别，唯合于古今沿用之习惯者，谓之宜名，不合者谓之不宜名。又本无实不实之别，唯指外界实在之事物而有事物以为之内容者，谓之实名。若有名而无当之外界之事物，或不尽与事物相副，则不过一空虚之概念而已。柏庚（Bacon）所谓“市场之偶像”，汗德所谓“先天之幻影”，皆指此也。而实名之呼其名而即晓其意者，又谓之善名。此名之价值之分也。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同状异所”，杨倞注谓“若两马同状，各在一处之类”。“异状同所”，注谓“如蚕蛾之类”。窃谓杨倞所引例，稍有未妥。前例如驴马，后例如蚕蛾。前者二实而后者一实也。可见荀子论制名之标准，全立于经验论之上，而与公孙龙、惠施之徒逞诡辩者全相异也。 （王国维） 六国混一 嬴政既打倒了吕不韦，收揽了秦国的大权，便开始图谋六国。这时，六国早已各自消失了单独抗秦的力量。不过它们的合纵还足以祸秦。嬴政即位的第六年，秦国还吃了三晋和卫、楚的联军一次亏，当时大梁人尉缭也看到的，假如六国的君主稍有智慧，嬴政一不小心，会遭遇智伯、夫差和齐湣王的命运也未可知。但尉缭不见用于祖国，走到咸阳，劝嬴政道：“愿大王不要爱惜财物，派人贿赂列国的大臣，来破坏他们本国的计谋，不过花三十万金，六王可以掳。”嬴政果然采纳了这策略。此后六国果然再不费一矢相助，而静待嬴政逐个解决。 首先对秦屈服，希望以屈服代替牺牲，而首先受牺牲的是韩。秦王政十四年，韩王安为李斯所诱，对秦献玺称臣，并献南阳地。十七年，秦的南阳守将举兵入新郑，掳韩王，灭其国。李斯赴韩之前，韩王派了著名的公子韩非入秦，谋纾国难，嬴政留非，想重用他。但不久听了李斯和另一位大臣的谗言，又把他下狱。口吃的韩非有冤没处诉，终于给李斯毒死在狱中。 韩亡后九年之间，嬴政以迅雷烈风的力量，一意东征，先后把其余的五国灭了。这五国的君主，连够得上说抵抗的招架也没有，鸡犬似的一一被缚到咸阳。只有侠士荆轲，曾替燕国演过一出壮烈的悲剧。 秦王政十九年，赵国既灭，他亲到邯郸，活埋了所有旧时母家的仇人；次年回到咸阳，有燕国使臣荆轲卑辞求觐，说要进献秦国逃将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最膏腴的地域督亢的地图。献图的意思就是要纳地。秦王大喜，穿上朝服，排起仪仗，立即传见。荆轲捧着头函，副使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依次上殿。秦舞阳忽然股栗色变，廷臣惊怪。荆轲笑瞧了舞阳，上前解释道：“北番蛮夷的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惶恐失措，伏望大王包容，俾得完成使事。”奏王索阅地图，荆轲取了呈上。地图展到尽处，匕首出现！荆轲左手把着秦王的袖，右手抢过匕首，就猛力刺去，但没有刺到身上，秦王已断袖走开。秦王拔剑，便剑长鞘紧，急猝拔不出，荆轲追他，两人绕柱而走。秦廷的规矩，殿上侍从的人，不许带兵器，殿下的卫士，非奉旨不许上殿。秦王忙乱中没有想到殿下的卫士，殿上的文臣哪里是荆轲的敌手。秦王失了魂似的只是绕着柱走。最后，侍臣们大声提醒了他，把剑从背后顺力拔出，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便将匕首向他掷去，不中，中铜柱。这匕首是用毒药炼过的，微伤可以致命。荆轲受了八创，已知绝望，倚柱狂笑，笑了又骂，结果被肢解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是荆轲离开燕国之前，在易水边的别筵上，当着满座白衣冠的送客，最后唱的歌，也可以做他的挽歌。 荆轲死后六年公元前221年，当秦王政在位的第二十六年而六国尽灭。于是秦王政以一道冠冕堂皇的诏令，收结五个半世纪的混战局面，同时宣告新帝国的成立。那诏书道：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其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所有六国的罪状，除燕国的外，都是制造的。诏书继续说道：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国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在睥睨古今、踌躇满志之余，嬴政觉得一切旧有的君主称号都不适用了。 战国以前，人主最高的尊号是王，天神最高的尊号是帝。自从诸侯称王后，王已失了最高的地位，于是把帝拉下来代替，而别以本有光大之义的“皇”字称最高的天神。但自从东西帝之议起，帝在人间，又失去最高的地位了。很自然的办法，是把皇字挪下来。秦国的神话里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为最贵。于是李斯等上尊号作泰皇。但嬴政不喜欢这旧套，把泰字除去，添上帝字，合成“皇帝”；又废除周代通行的谥法于君主死后，按其行为，追加名号，有褒有贬的，自称为“始皇帝”，预定后世计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同时始皇又接受了邹衍的学说，以为周属火德，秦代周，应当属克火的水德；因为五色中和水相配的是黑色，于是把礼服和旌旗皆用黑色；又因为四时中和水相配的是冬季，而冬季始自十月，于是改以十月为岁首。邹衍是相信政治的精神也随着五德而转移的，他的一些信徒认为与水德相配的政治应当是猛烈苛刻的政治，这正中始皇的心怀。 （张荫麟） 第二编 张荫麟、缪凤林、李源澄、吕思勉讲秦汉史 秦汉史总论 纯郡县制的重建 汉代大一统政治下之政治学说 西汉思想之发展 法吏与法律 汉帝国的中兴与衰亡 后汉的外戚与宦官 秦汉史总论 自秦王政二十六年至后汉献帝兴平二年前二二一至后一九五，凡四百一十有六年，为国史第一次统一之时中间有豪杰亡秦与楚汉纷争八年，及王莽更始十六年。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皇帝尊号议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吾国历史上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画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亦有秦启之而汉未竟之者。”故今以秦汉合论焉。 秦汉之统一，不仅其疆域之广大，为前史所未有已也。其事可由各方面征之。 （一）吾国旧号，多举一家一姓之国邑封地为称，“秦”“汉”虽封建旧名，然古代亚洲东方各国及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脂那（Cina梵文）、西尼姆（Sininm希伯来文）、秦斯坦（Cynstan康居国文）、秦（Thin阿拉伯文）、秦尼（Sinae希腊文）、秦那斯坦（Zhinastan叙利亚文）、支那（China波斯文），东西学者多谓由秦国转音而来。而法显、玄奘等高僧纪行书中，皆称其本国为汉土，汉族之称，亦至今不替。盖秦汉统一中国，国威远播，故得以朝代之名，代表国家民族之称号也。 （二）七国分立时，燕、赵、魏、秦四国境邻北边，各筑长城以拒匈奴，然不相连续。秦并六国，始皇帝使蒙恬将众城河上为塞，因前人之功而加广，其中之不相属者，则为合之，起甘肃临洮，至辽东，袤延几及万里。世界仅有之万里长城，随中国之统一而完成，汉族与北方诸族，遂以长城为绝大之界域，而长城亦为吾国统—之象征焉。汉武帝遣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自汉以后，亦时有修缮云。 （三）始皇帝即位后，时巡游四方，所至立石颂德，盖以示天下之统―，而己为四海之共主，非秦一国之君也。而东西南北之大道，亦因之次第开辟。史称“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其规模之伟大，前古所未有也。汉人继之，秦时道路所不通者，复随时兴作，如张卯之开褒斜道，唐蒙司马相如之开西南夷道，郑弘之开零陵桂阳峤道，皆著于史策。盖交通利便为国家统一之要图，亦惟国家统一，故得轻用民力，一举而辟国道数百千里也。 （四）秦汉国威澎涨，迥绝古今，皆以统一为之基，其事当让后论；兹仅就徙民略边实边一端言之。如始皇帝发诸尝逋亡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上郡朔方西河河两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及开河西四郡徙民以实之，发谪戍屯五原之类：皆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画，从事徙谪，而非统―之世，亦不能厉行此种国家政策也。 （五）许慎《说文解字》序言：“七国田畤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既一天下，法度权量丈尺车轨律历衣冠文字，皆厉行画一之制，汉因其旧而时加损益。始皇四方刻石，于琅邪则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之罘则曰“普施明法，远迩同度”；会稽则曰“皆遵度轨”。盖儒家“车同轨书回文”之理想，随秦之统一而实现矣。而文字之统一，尤有功于后世。初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作之秦文，皆称小篆，而程邈又作隶书，以趣约易，遂为数千年来中国全境及四裔小国所通用焉。 （六）战国时诸侯宫室，多以高大相尚，秦灭六国，诸侯宫室之制，悉萃于秦。《始皇本纪》载：“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秦之宫殿，遂极从古未有之大观。汉代宫室，观班固《西都赋》所写未央昭阳建章诸宫，其壮丽亦不下于秦。而新莽之篡，建立宗庙，尤穷极百工之巧。是虽帝王僭窃之侈心，然非其时国家统一，物力充盛，亦不能遂其侈心也。 （七）秦汉统一，政治经济，皆趋集中，故其时都城，不特为政治之重心，亦为经济之中心。史称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汉都长安之壮丽殷阗，见于班固《西都赋》者，尤超越前古。《史记·货殖列传》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然关中巴蜀陇西诸地，不过长安之贸易区域及物品供给地；长安之发达，盖随汉之统一为绝对的集中状态，与近世欧美之大都市类也。 余如疆域之区处，官吏之分职，皆应统一之需要而规画，学者之思想，文人之辞赋，亦多与统一之国势相应，即下至帝王之陵墓，其规模亦远越前古。盖自列国转入统一，历史之中心既变，各方面史实之演化，皆足以表现时代之精神，与前世几若另一世界矣。 世言专制帝王，必首推秦皇，其事亦缘统一而起。综秦皇专制之迹，滥用民力，一也。撰定君主专有名称，如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印为玺，天子自称曰朕，臣称天子曰陛下等，二也。废除谥法，不欲以子议父，以臣议君，三也。刚戾自用，以刑杀为威，四也。以私学之语多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则燔灭文章，以愚黔首，著于法令者，自秦纪医学卜筮种树之书而外，凡非博士官所职者，秘书私箧，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五也。以诸生之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则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六也。至其开边征伐，则不欲己之外别有君长，信方士，求仙药，则因富贵已极，唯望不死以长享此乐，或亦专制一念之所发现也。汉祖除秦苛政，而叔孙通定朝仪，大抵袭秦故，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于是秦虽亡，而秦之专制，则流毒数千年，且以时而加甚焉。 秦并天下后之政策，影响后世最大者，一曰罢封建之制，以诸侯之地分置郡县。其所设郡县，初仅三十有六，后增至四十余。虽多因各国旧制，然分据险要，形势釐然，且广狭各得其中。史称“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是秦时丞相御史规画地域，必按地图而定，非漫漫然为因为革也。始皇死而群雄蜂起，各据地自王，至项羽主约霸天下，分王诸将，又复封建之旧。西汉之初，当国者皆无学识，猥欲参用周秦之制，以封建与郡县并治。其初异姓王者凡七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赵王张耳，韩王信，长沙王吴芮；既患其图己，则翦除之而广封同姓，然一再传而后，小者荒淫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景武以后，始专务抑损，卒归于偏用秦法，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势与富室无异。惟以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增至倍余；而分郡太多，难于检察，又并为十三部，部置刺史以相司察。后汉虽有增损，而大致同于前汉。是皆仍秦之法，而稍加变通者也。二曰设官分职，三权鼎立。考秦之制，内官之要职凡三，丞相相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属丞督外官，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称三公，其下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大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少府掌皇室财政等九卿，分理庶务。外官之要职亦三，郡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掌监郡。盖内外官制同一系统，丞相与守掌民事，太尉与尉掌军事，而御史与监，则纠察此治民治军之官者也。官制绝简，而纲举目张，军民分治，监察独立，厥义尤精；汉亦因之，特名目时有变迁耳。丞相更名相国、大司徒，太尉更名大司马，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奉常更名太常，郎中令更名光禄勋，廷尉尝更名大理，典客更名大行令、大鸿胪，治粟内史更名大农令、大司农，郡守更名太守。自周之封建，进而为秦之统一封建时代之法制，遂无不革除，而分郡与设官，尤为改革之最大者。盖规画区域，治理军民，为统一国家之首图也。后世郡县多因秦之法，官制虽变化繁赜，而其原理，亦不能出于治民治军与监察官吏之外者，以汉后皆统一之治，非封建之治，故制度亦皆承秦而不承周也。 秦自始皇称帝，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前二二一至二〇七。书传所记，未始有亡天下若斯之亟也。 盖秦自孝公变法以来，刻薄寡恩，始皇以诈力兼并诸侯，一切以专制为治，又益之以兴作，阿房骊山，离宫别馆，徒数十百万，二世继之，内蔽于私欲，外惑于赵高，繁刑严诛，变本加厉。元元之民，内困于赋税，外胁于威刑，力竭于土木，命尽于甲兵，乃不得不为万一徼幸之计。二世元年前二〇九，陈胜、刘邦、项梁、项籍等豪杰并起亡秦，三年而刘邦入关，子婴乞降。善乎贾生之言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然秦祚虽短，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亦大都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亦于始皇崩后数年尽演出之。至其卒代秦而践帝祚者，则为一泗水亭长毫无凭借之刘邦。盖战国之世，平民已代贵族而执政，草泽之徒，易生觊觎富贵之思。史称项羽少时，观秦始皇帝渡浙江，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繇咸阳，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而陈胜起事，亦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言。亦可见时人之心理矣。刘邦以匹夫起事，卒角群雄而定一尊，诚哉司马迁所谓“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矣。邦既起自布衣，故以收揽人才为急，而萧何、曹参等掾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白徒，下及屠狗之樊哙，吹箫给丧事之周勃，贩缯之灌婴，挽车之娄敬，遂多立功以取将相。齐楚三晋旧族，虽乘时复起，自立为六国后，然皆不数年而败亡。汉所立之王，惟韩王信出于王族，余皆与汉自庶姓起；周人贵族之遗泽，无复存矣。太史公尝言“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而汉初妃后，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宫者，生男后为文帝，尊为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为金王孙妇；武帝卫皇后本平阳公主家讴者：皆出自微贱。且多有夫者。汉武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嬖宠进，皆成大功为名将。其韦布之士，自致显荣者，如公孙弘、卜式、兒宽、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助、朱买臣、张骞等，尤不可胜纪。武帝以后，仕进之门，自缘外戚恩泽进拔者外，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荐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多循资格；而东汉之世，朝廷召用，如郑玄、荀爽等，犹有以布衣践台辅之位者。汉之用人，固与前世异矣。然三代世族之制，至汉虽荡然无存，而人情狃于故见，亦尚以世族为荣。刘邦起自沛泽，既传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而学者复称其承尧之祚，谓汉为尧后。王莽篡汉，亦自谓黄虞苗裔，姚妫陈田，皆其同族，即学者著述，如太史公自序，远溯重黎；扬雄自序，“其先出自有周”；《汉书》叙传，“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亦可证世族之见之未能尽泯矣。自西汉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子孙贵盛，韦贤及子玄成，平当及子晏，则再世为宰相，东汉则弘农杨氏杨震，汝南袁氏袁安，皆四世三公。累叶载德，史家称美，魏晋以降之世族，又萌芽于汉世矣。 秦汉一统四百余年，其政教学术与夫君民行事，影响于后世者，未可悉数，功罪之间，尤难定论。吾人今日可断言者，曰其时之人有功于吾国最大者，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开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秦之外拓，史惟称其北逐匈奴，南取南越，然当时滇蜀百粤，实多赖中夏谪戌移民为之开化。如赵人卓氏迁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领滇蜀之民，南海尉佗居番禺，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治之甚有文理，是其最著者也。汉承其业，竟其未竟之绪，而益猛进，国威澎涨，因亦震铄今古。兹略述之于下： （一）东方之开拓。朝鲜自周初箕子立国，已被商周之文化；然中间交通不盛。燕秦筑塞至浿水，燕、齐、赵人往者益多。汉初燕人卫满逐箕准而自王，易箕氏朝鲜为卫氏朝鲜，吾国民力之及于朝鲜者，视周代乃大进。至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朝鲜相参杀其王满孙右渠来降，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卫氏朝鲜亡而为汉郡，汉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鲜京畿江原二道以北之地。昭帝时，罢临屯、真番二郡，又置乐浪东部都尉，至东汉光武建武六年三〇，始省都尉官，弃单单大岭以东之地，然乐浪、玄菟，犹内属也。以晚近出土乐浪郡汉孝文庙铜钟及秥蝉县章帝元和二年平山君祠碑证之，两汉统治朝鲜郡县，虽远在乐浪秥蝉，其奉行诏令，实与河淮郡县无异，不独《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民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之拓东境，大有益于商业而已。《汉书·地理志》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称光武“建武中元二年五七，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是汉之声教，且由朝鲜而及于日本也。 （二）北方之开拓。古代北方诸部族，曰匈奴，曰乌桓，曰鲜卑。秦汉时匈奴最强，雄居北徼，与中国对峙，乌桓鲜卑皆为所屏，自高帝至武帝初，边境屡被其害。武帝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驱匈奴于汉北，出塞筑朔方郡，又收河西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之西北境，轶于秦二千余里，而匈奴或降或徙，乌桓亦为汉用焉。昭宣之世，匈奴内乱，宣帝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匈奴遂降为属国，受汉保护。后王莽篡位，始开边衅焉。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附汉人宅河南，北匈奴和帝时为窦宪所破，漠北以空，而乌桓鲜卑渐以强盛。论者多谓北族徙几中土，为汉族渐衰之端，然北族之人，实沐汉之文化，如匈奴古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至东汉时，单于比使人奉地图求附，是匈奴亦如华夏，有文字图籍矣。 （三）西方之开拓。秦之西界，不过临洮，西域之通，始于汉武时张骞之奉使。其后霍去病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乃以河西为郡县。及李广利伐大宛，则自敦煌西至盐泽，皆起亭障，轮台渠犁，皆有汉之田卒。昭宣之世，傅介子、常惠、郑吉、冯奉世辈，迭建功于西陲。汉之设官西域，亦自宣帝时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始。天山南北葱岭以东诸国，悉属汉之都护，治乌垒城，实今新疆省之中心也。元帝时，康居骄嫚，庇护匈奴郅支单于，陈汤发兵讨伐，逾葱岭，径大宛，破康居，而郅支伏辜，县首藁街，万里振旅。及王莽篡汉，四边扰乱，西域亦遂与中国绝。明帝永平中，匈奴胁服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乃命将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和帝永元初，窦宪大破匈奴，班超遂重定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焉。安帝以后，虽罢都护，犹设西域长史，屯柳中，辖葱岭以东诸地。虽各国自有君长，实与汉地无异。清记敦煌发现汉简，除屯戍文牍外，有小学术数方技诸书；而新疆罗布淖尔汉时名盐泽，近年除发现汉简外，复得汉代漆器织品之类甚夥。汉之文物，当时遍传西域，又可知也；又其时陕甘之地，亦未尽开化，武帝以白马氐地置武都郡，即今武都临羌等县也；宣帝时，先零羌拢河湟，赵充国以屯田之策制之；至王莽时，置西海郡，则辟地至今之青海矣。东汉之世，氐羌诸族，时服时叛，或徙其人，或置屯田，皆劳汉族之力以镇抚之而开化之焉。 （四）西南及南方之开拓。秦辟扬越，仅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至赵佗自立，役属骆越，其地乃及于安南。佗传国五世，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灭之，增置苍梧、交趾、合浦、九真、珠崖、儋耳六郡秦置三郡，南海仍旧，桂林改郁林，象郡改日南。其珠崖、儋耳二郡今海南岛，至元帝初元三年前四六复罢之。东汉初，马援平交趾征侧之乱，随山刊道千余里，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后汉书·马援传》称：“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溉灌，以利其民，条秦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又《南蛮传》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此汉人开化两广越南之功也。其时四川云贵之地，汉初亦因秦旧，除巴蜀置郡外，其西南又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莋都、冉駹诸国，总曰西南夷。武帝使唐蒙通南夷，置犍为牂牁诸郡，又使司马相如通西夷，置越嶲益州诸郡。后汉明帝时，又以哀牢夷地置永昌郡。于是汉郡至今云南保山县澜沧江之南，而徼外之掸人缅甸亦归化焉。《汉书·文翁传》称：“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成就还归，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蜀人由是大化，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后汉书·西南夷传》称：“章帝时，王追为益州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桓帝时，牂牁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此四川、云南、贵州以次开化之证也。至湘、鄂、浙、闽诸省，虽已久立郡县，其文化实远逊于江淮以北，经数百年，始渐同于中土。先民劳苦经营，遂开辟今日中华民国大半之土地焉。 汉代开边，纯属国家之政策。当时斥地远境，发扬国威，虽多赖朝廷将臣之统率指挥，然亦吾民族身心之康强，远在四夷之上，又能克尽国民之义务，有以致之。《汉书·地理志》言：“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孝武世征伐匈奴，即以此六郡良家子为基本队伍，飚锐勇猛，兵行若雷风者也。然观名将李陵将丹阳楚人五千人，出征绝域，抑匈奴数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是汉人之勇武，实为普遍风尚，不仅边郡之士为然。故陈汤言外夷兵刃朴钝，胡兵五当汉兵一，今颇得汉巧，犹三当一也。汉使立功西域者，如傅介子、段会宗、常惠、甘延寿、陈汤、冯奉世，下及东汉班超、班勇父子等，或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或用便宜调发属国兵，以定十数国之乱，其事尤奇于近世欧人之征略东方诸国。西汉文士，如蜀人司马相如，会稽郡人严助、朱买臣等，亦皆兼有武功，至其文字，如相如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文》，晁错之《论守边备塞疏》、《论募民徙塞下疏》，赵充国之《屯田奏》，侯应《罢边备议》，刘向《论甘延寿等疏》，及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班固《封燕然山铭》等，皆代表伟大民族之作品，所谓“振大汉之天声”者也。汉人身心之康强如是；而其对国家之负担，尤至足惊人。汉制，民二十始传为更卒，颜师古曰，传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繇役也。给事郡县，岁一月；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水处为楼船士；过此犹服繇戍，岁戍边三日，至五十六乃免因不能人人尽行，行者亦往往以一岁为期，以一人兼代百数十人之役，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由官给代戍者。此汉人所服之常备兵役也。于时材官骑士，悉为丁壮，戍卒则或属中年。其因事出非常，如实边屯田穿渠作城之类，或下令征募，或以谪遣戍，员额多寡，一视实际需要，众者至数十万，且皆不在常限焉。至言纳税，则自田租十五税一，文景后三十税一外，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武帝时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则出算赋，人各一算，凡百二十钱，为治库兵车马。以汉时米中价石五十钱，合今量约二斗计之，二十三钱，约可购食米今量一斗，百二十钱可购五斗有奇，是不啻人纳今法币数十元至数百元矣。又有赀算，人赀万钱，收算百二十七，贫民亦以衣履釜鬵为赀而算之。此汉人所纳之直接税也。余如往来繇戍者，道中衣装饮食，悉由戍者自备。武帝世，师旅大兴，国用不足，复“榷酒酤，筦盐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焉。汉代人民对于国家之义务，可谓迥绝古今；四境之拓，实由人民倾无量之血肉资财而来。帝王之厚敛繁役，虽非当时国民所愿，然苟视为国家政策，事固未可厚非，今当日所辟，与吾先民积世经营之国土，多为暴敌所侵占，如何竭尽国民之义务，以光复失土，以继汉人之伟业，则吾炎黄子孙所当常念也。 （缪凤林） 纯郡县制的重建 刘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个异姓的“诸侯王”外，又陆续封了一百三十多个功臣为“列侯”。汉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这诸侯王和列侯两级。在汉初，这两级的差异是很大的。第一，王国的境土“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这七个王国合起来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但侯国却很少有大过一县的。刘邦序次功臣，以萧何为首，而萧何初受封为酂侯时，只食邑八千户；后来刘邦想起从前徭役咸阳时，萧何多送了二百钱的赆，又加封给他二千户；后来萧何做到相国，又加封五千户；合共才一万五千户。终汉之世，也绝少有超过四万户的列侯。第二，诸侯王除享受本国的租税和徭役外，又握着本国政权的大部分。王国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样的。汉代的官制大抵抄袭秦朝。中央有丞相，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御史大夫，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国则有中尉。王国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诸侯王任免。但列侯在本“国”，只享受额定若干户的租税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户，而该国的民户超过此数，则余户的租税仍归中央，并没有统治权。他们有的住长安，有的在别处做官，多不在本国。侯国的“相”实际是中央所派地方官，和非封区里的县令或县长相等汉制万户以上的县置令，万户以下的县置长。他替列侯征收租税，却不臣属于列侯。在封君当中，朝廷所须防备的只有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最初，诸侯王都是异姓的。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并非刘邦所甘愿。不过他们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据地为王。假如刘邦灭项之后，不肯承认他们既得的地位，他们在自危之下，连合起来，和刘邦抵抗，刘邦能否做得成皇帝，还未可知。所以当刘邦向群君臣询问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过刘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与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后，就不然了。他在帝位未坐稳之前，不能把残余的割据势力一网打尽；在帝位既坐稳之后，却可以把他们各个击破。他最初所封诸王，除了仅有众二万五千户的长沙王外，后来都被他解决了。假如刘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纯郡县制度，他很可以把异姓诸侯王的国土陆续收归中央。此时纯郡县制度恢复的主要障碍似乎只是心理的。秦行纯郡县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这个当头的历史教训，使得刘邦和他的谋臣认“封建”制为天经地义。异姓的“诸侯王”逐渐为刘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后来，他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过汉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虽同，实则大异。在周代，邦畿和藩国都包涵着无数政长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汉初，邦畿和藩国已郡县化了。而且后来朝廷对藩国的控制也严得多：藩国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发兵。 在高帝看来，清一色的刘家天下比之宗室的异姓杂封的周朝，应当稳固得多了。但事实却不然。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央对诸侯王国的驾驭，已成为问题。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虽然他们旋即被灭，但拥有五十余城的吴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他收容中央和别国的逃犯，用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为钱煮海为盐的富力，把国内的赋税免掉，以收买人心。适值吴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后日的景帝赌博，争吵起来，给皇太子当场用博局格杀了，从此吴子濞称病不朝，一面加紧地“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文帝六年，聪明盖世的洛阳少年贾谊时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时事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为流涕者三，据夏炘《贾谊政事疏考补》改，可为长太息者六。”其“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的强大难制。他比喻道：“天下之势，方病大腫，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他开的医方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说，分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们的兄弟或子孙，这一来诸侯王的数目增多，势力却减少。后来文帝分齐国为六，淮南国为三，就是这政策一部分的实现。齐和淮南被分之前，颖川人晁错提出了一个更强硬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归中央。这个提议，宽仁的文帝没有理会，但他的儿子景帝继位后，便立即采用了。临到削及吴国，吴王濞便勾结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四国皆从齐分出、楚、赵等和吴共七国，举兵作反。这一反却是汉朝政制的大转机。中央军在三个月内把乱事平定。景帝乘着战胜的余威，把藩国一切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朝廷，同时把藩国的官吏大加裁减，把它的丞相改名为相。经过这次的改革后，诸侯王名虽封君，实则食禄的闲员；藩国虽名封区，实则中央直辖的郡县了。往后二千余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继位，更双管齐下地去强干弱枝。他把贾谊的分化政策，极力推行。从此诸侯王剩余的经济特权也大大减缩，他们的食邑最多不过十余城，下至蕞尔的侯国，武帝也不肯放过，每借微罪把它们废掉。汉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庙举行大祭，叫做“饮酎”，届时王侯要献金助祭，叫做“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为酎金成色恶劣或斤两不够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际是汉代统治权集中到极的时期，也是国家的富力发展到极的时期。 秦代十五年间空前的工役和远征已弄到民穷财尽。接着八年的苦战光算楚汉之争，就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这还不够。高帝还定三秦的次年，关中闹了一场大饥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顾从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莱。它们的户口往往什去八九，高帝即位后二年，行过曲逆，登城眺望，极赞这县的壮伟，以为在所历的都邑中，只有洛阳可与相比，但一问户数，则秦时本有三万，乱后只余五千。这时不独一般人民无蓄积可言，连将相有的也只乘牛车，皇帝也无力置备纯一色的驷马。 好在此后六七十年间，国家大部分享着不断的和平，而当权的又大都是“黄老”的信徒，守着省事息民的政策。经这长期的培养，社会又从苏复而趋于繁荣。当武帝即位的初年，据同时史家司马迁的观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计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政权集中，内患完全消灭；民力绰裕，财政又不成问题；这正是大有为之时。恰好武帝是个大有为之主。 （张荫麟） 汉代大一统政治下之政治学说 一、引言 吾国真正的大一统政治，不能不说是秦开其端，而汉完成之，故秦、汉的历史，自其表言之，固一嬴一刘，以此代彼；自其里言之，只能算是一个时期，其共同势力者，皆所以造建大一统之时代与奠定大一统之时代而已。汉朝之儒者，固然不愿承继秦朝，而以秦为闰位，但汉承袭秦朝之制度，汉儒亦不能讳言，尽管有许多人在反对秦朝，实际上不过是对秦朝加以修正，或者是秦朝短祚所未曾注意到的事情，汉人来一一完成之。秦、汉之际无论在政治或社会方面，无疑的是一种巨大的变动，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都是这样看法，特汉儒以秦为变古破坏圣人的法制，与我们今日的看法稍有不同而已。 在一种巨变之下，必有许多问题产生。一方是对过去事件的处理，一方是对将来的要求，若能予以圆满解决，即能完成此重大之使命，否则即以武力勉强作成，亦必归于崩溃，秦之短祚，不能不说是对此应付不得其宜，汉之为汉，能传至数百年之久者，实有其所以然，而非侥幸所致也。所以在此新时代中，不仅要注意当时的事变，更应当注意此新时代下面的新学说，尤其是指导当时政治社会的学说。 二、秦朝的失败原因 秦、汉之际究竟有那些必待解决的问题呢？我以为，（一）是需要一种大一统的学说。秦朝用法家的农战政策，把六国兼并了，但是狭隘的法家，其用处只能在于国与国对立的时候，才有效力，荀卿曾这样说过：“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明明是说法家易于兼并人的国家而难于在各个国家混而为一之后而使他凝聚起来，这是秦朝失败原因之一。（二）是需要一个极自然的尊君理论。我们要知道周道以如此长久的时间还是停滞在封建制度里面，不能完成统一的局面，是由于天子之政令只能达于诸侯，而不能达于诸侯之陪臣，诸侯之政令只能达于大夫而不能达于大夫之家臣，家臣惟知有大夫，不知有诸侯，大夫惟知有诸侯，不知有天子，所以尽管说天子是如何当尊，终于不能统一。秦用法家的政略，于封君身死即收其土田，所以大夫对于他下面的人，不发生君臣的关系，这一点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制度，所以周王室不能作到的统一，秦实在是作到了。但是一部《韩非子》总在术的方面发挥，术者乃人君驾驭臣下的法术，法家虽是尊君卑臣，其理论根据实在非常薄弱，商、韩尊君卑臣的理论，以为君臣的关系乃是人臣以忠诚换取爵禄，假如一问人君之爵禄何自而来，则法家即无辞以对。秦朝统一以后，在此亦未有新的说明，此秦失败原因之二。（三）是需要一种均富安民的政略。大家都知道战国是商人资本发达的时代，秦虽行的是贵农轻商的政策，但他在另一方又在鼓励战士，所以秦朝的兼并者虽然不是商人，而乃是有首功的战士。并且法家所主张者，不在于安定而在于进取，不在于平均各种阶级，而在于发展各人之天才，竞争之结果，反足以造成许多阶级，秦朝在此未曾注意，所以一夫大呼，并起亡秦，此其失败原因之三。（四）是对于才知之士未予以正当之出路。战国时代，布衣卿相之局已成，才知之士，游说诸侯，可以立谈而取富贵，其不能者，亦可以为食客，秦朝执政诸人率出于游说，及其既得政权之后，则恶游说文学之士，儒侠皆无所容身。秦统一六国之后，一般人之要求皆在于重行封建，不仅是在子弟与有功之臣，得地而君之，在下面有勇才知之人都能有所归依，但秦朝并未注意及此，又未予以其他的出路，天下豪杰焉得而不起而亡之，此秦失败原因之四。（五）是废德教而任刑法。诗书文学在法家看来不仅是废物，而且是害物，治国只要有赏罚二柄就够了。如其是在作战耕田以外还有可作的事，恐怕人都不愿去作战耕田。商君有《开塞篇》，所开的是农战，所塞的诗书文学等事，以后的法家都守而勿失，秦统一天下之后当然还是如此，结果弄得爵赏无以劝善，刑罚不能止奸，此其失败原因之五。（六）是秦不能引导思想于一途而钳制思想。秦朝是知道思想纷歧足以影响于人心，而扰乱政治，所以对于战国各家各派之学说，不能不加以取缔，于是出此焚书坑儒之下策，结果使造不起反来的鲁诸儒都去附和陈涉来造反，在一方面是受压迫者起而反抗，在另一方面是秦朝根本没有领导思想的东西，此其失败原因之六。有此六端，焉得而不速亡，虽其原因，还不止此，而此六者不能不说是比较重要的。 三、董仲舒的改制运动与新儒学的创造 再来看汉朝对于上说的六项其办法如何。汉初对于商人是抑制的，对于才知之士，政府虽未予以正当出路，因当时又回复到战国养士的风气之下，所以此问题也不很迫切，当时虽未注重教化，以其能与民休息，刑罚是可逐渐减少。在思想方面虽无一种代表汉朝政治的学说起来，对于各家学说亦未压制，能听其自由发展，因为各家思想已由偏激而需要调和，所以在思想方面也不能引起反抗，在（三）、（四）、（五）、（六）诸项汉朝的办法是如此。（一）、（二）两项是新的要求，本可以稍缓。且汉初之政治与秦有极相反者在，以汉朝是封建与郡县并行，当时之纷乱固起于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而汉之所以不为亡秦之续者，亦在于有诸侯在上，为之压制平民，武帝之时诸侯削弱而天子集权，与秦朝恰相似，秦所遇到的困难，在武帝时都要有办法对付才得过去，所以我们应当注意武帝的设施，更应当注意此大一统下面政治学说代表者董仲舒了。严格的说，前期的政论家当推贾谊。贾谊所看到的问题，在武帝以前大体解决了，武帝以后一直到王莽，其主要部分都不能出董仲舒的范围。汉朝的儒家政治，一派是重实务的，贾、董是属于此派，一派专重虚文，只成为朝廷上一种装饰品。武帝崇儒以后，腐儒踵起，汉人心目中亦把此类专讲虚文的腐儒当成儒家之正宗，宣帝不好儒术，乃不好此类无用之物，而真正儒者之作用反视为杂霸，而儒者遂为废物，故吾述董仲舒之学说以见大一统之新局面之下必有一新学说应此需要而产生，并以见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之相互关系。 汉朝初年国家的大著作，如萧何的律令，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朝仪，大体是沿袭秦朝而来，娄敬明说汉之得天下与周异，劝高祖都关中，因秦之旧，其劝高祖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亦秦之故智。自贾谊、贾山昌言反对秦制以来，在思想界已起了变动，贾谊他们所重的乃是秦之废德教而任刑罚，汉朝因仍不改，非改弦更张不可，可以说此乃以儒家立场来攻击法家。汉之初起，公卿皆亡命之徒，根本不知学问，自然是沿袭秦朝以吏为师的办法，《汉书·礼乐志》说：“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礼仪与律令看成一个东西，当然有他的理由。我们再看《高帝纪》言吏以文法教训，虽是指秦时相众保山泽的豪杰而言，也是由于秦时以吏为师的制度相沿未改之故，贾谊之徒欲以儒易法，实有其不得不然之理。赵绾、王臧是政治上的儒学运动，虽然是下狱自杀，但这个已成之势不能消灭，所以窦太后一死就重振旗鼓，董仲舒是这下面的成功者，也可以说是有一部分是承继贾谊、赵绾、王臧未竟之志。董仲舒对于汉兴以来不讲教育，只重法吏，废德教，任刑罚，这种办法，认为非改正不可，在这一点是与贾谊相同的，但是要此种理想实现，非先有一个改制运动不可。《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董仲舒之请罢黜百家，赵绾实为之先，但董仲舒一方请罢黜百家，一方是尽量采取各家的长处来充实自己，当时所有的问题，董仲舒都有他的答案，可以说董仲舒的儒学是汉武帝时代的新儒家。兹将董仲舒的改制运动与创造新儒学说明以后，再说董仲舒对上面六个问题的解答。 现在先说改制。在董仲舒的言论中，可以分作两部，一部是非改不可的，谓汉朝沿袭秦朝的弊俗，一部是正朔服色以明受命，所谓有改制之文，无改制之实。如对此两点(1)不分别清楚，则董生之言自语相违也。仲舒本传《对策》曰： 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这是董仲舒主张彻底更化的，此而不改，一切皆无所施，所谓朽木粪土不可雕圬也，此固从贾谊以来所亟于改变者。改正朔、易服色亦贾谊发之，《贾谊传》云: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大概当时所以不愿改制者，由于求俭之故，仲舒《对策》云：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 此传闻是对文、景以来一派尚俭的主张而发，尚俭的主张亦自有其理论根据。汉兴以来，接秦之敝，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穷是事实，所以无暇讲求礼文。但是到了景帝时候，国家已经大富足了，也就感觉到礼文之不能不讲究，景帝中六年诏曰： 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 其时吏多军功，车服尚轻，故为设禁，到了武帝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有改变了。并且董仲舒特别提出改制应天的理论来以促成改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是改制度、易服色不仅以理人事，且以上答天意，此仲舒之不同于贾生者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又明复古与改制之义：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软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有王者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 贾谊言改制而已，而董仲舒言改制之名，无改制之实，亦有其学术根据，盖贾谊对于法家变古的理论，是完全接受的，而董仲舒受儒家法先王、道家无为而治的影响较深，又觉汉朝在当时非有所改革不可，故有这样多方顾到的道理出来，以为沿袭秦朝的弊法，是非改不可的。董仲舒替他加上一个名号，谓之“更化”。正朔服色的改变，董仲舒又替他加上一个名号，谓之“改制”。贾谊虽然注意这些问题，但当时实施的条件未备，所以未得实现，汉家到了武帝，总算是极盛时代了，董仲舒又提出改制应天的理由来，所以居然成功了。 周末以来，诸子之学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长处是能发挥尽致，所以《庄子·天下篇》批评诸子之学说，以为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莫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各有所长，时有所用，然不备不遍，一曲之见也，所以《吕览》、《淮南》都有兼取各家之长而去其短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杂家的主张，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道之无不贯，这本是学问分裂以后应当走的途径。《吕氏春秋》将各家的偏激地方都去了，所以《吕览》一书虽然是兼取各家的学术，并不会彼此冲突。到了汉朝，淮南王安所著书，简直将各家的学问融冶为一炉，比较《吕氏春秋》又算是进步了。董仲舒也算是这一派，不过《吕览》。《淮南》是道家的色彩重，乃是以道家为骨干来融会众家，与董仲舒以儒家为主来容纳各家的学说，办法相同，成就不同而已。在汉初各家的学术也并未绝灭，《史记》、《汉书》里面有明文纪载，如文帝好黄、老家言，窦太后亦好黄帝、老子言，盖公教曹参以清静为治，汲黯修黄、老之术，司马谈问道论于黄子，贾谊、晁错明申、商，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但是以这些人的学术为周末诸子的学术，那就错了，这些人不过是对于某一家学术比较的爱好，并非绝对的宗一家，此盖政治既走上大一统的路，学术也有走上大一统的路的趋势。仲舒《对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此本是国家到了统一以后应有的现象，在当时本无绝灭百家之意，但政府不用此类人耳。诸子学之衰，书籍大不流通，也是原因之一，《汉书·宣元六王》东平王传云： 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可见诸子之学在当时流传不广，不过这还不能算诸子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窃意其主要原因，还在当时一般综合各家学术的人，把各家的精华都采取了，以完成了大一统之学术，以后中国的社会又无巨大变动，不能引发新的问题，旧的问题又大体不能超过前人，所以以后中国的学术在别一方面发展去了。现在有许多人不明其妙，把一切罪过加之于董仲舒，实在是冤枉。以前有些卫道的先生排斥诸子为异端，而称董仲舒为醇儒，亦是同样的冤枉。我现在且把董仲舒取各家的证据列在下面。取道家的学说者，如《离合根篇》云：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言，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傧者赞词，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险易，坚扩刚柔，肥轹美恶，累可就财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财也。为人臣者，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 《立元神篇》云：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养精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抢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察其好恶，以参忠佞，考其往行，验之于今，计其蓄积，受于先贤，择其雠怨，视其所争，差其党族，所依为臬，据位治人，用何为名，累日积久，何功不成，可以内参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实，是谓开阖。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者也。 二篇所言，皆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开其宗，而韩非引其绪，道家言君人之术，人君无为，而人臣有为，人君无为而使人臣各效其能，人臣有为以听人君裁成。孔子虽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之言，但儒家并不在此而发挥，儒家还是讲的是人君以身率下，如董仲舒所说的“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讥诮儒家是主劳臣逸。董生所说的“内深藏，所以为神”的道理，是儒家所不言的，儒家讲的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至于“休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的道理，是儒家所不讲的。而董仲舒兼而有之，如言“天高其位而下其施”，“高其位，所以为尊”是道家的术，“下其施，所以为仁”是儒家的道理；又如“藏其形而见其光”，“藏其形，所以为神”是道家的术，“见其光，所以为明”是儒家的道理。董仲舒是要把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采入儒家的学说里面，以道家的术驭臣下，以儒家的修己之道自修，以道家的术用人，以儒家的学说行政。 取于墨家的学说者，如《为人者天篇》云：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天道观念，在春秋以前最为隆重，在春秋时代已颇有人本主义的色彩，《左》《国》里面常常有贤士大夫重人事的理论，自孔、老以来，都是以人为重，鲜言天道，除墨子以外，没有一家是以天志为理论根据者，虽然有许多地方还是在说有志的天，此乃余习未净。如董仲舒累言受命、言灾异，这完全是受墨家的影响，《诗经》说：“文王受命。”《孟子》说：“尧荐舜于天。”《诗经》又说:“正月繁霜。”虽可以说言受命言灾异，但此种思想在春秋以后已不为人所重，惟墨子言之，此种思想在董仲舒学说中占重要位置，而儒家之取墨家，自孟子已然，假如我们要寻此类思想之渊源，惟有求之于《墨子》书中了。即如墨家的兼爱、交利、以天为根据，董仲舒亦如此。《诸侯篇》云： 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 《天容篇》又云： 其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也，欲合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 董仲舒于身之养重于义，及对胶西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若重义而轻利，然实则非也。墨家注重效果，不仅是有兼爱之意，并且还要有兼利之实，此就为政说也。儒家重义轻利，乃为个人立身说，并不冲突，后人不明其理，开口便说正其谊不谋其利，避言之臣之名，于是为国谋利亦视为不可，不知不能为国谋利，所谓正其谊者安在乎？董一生之意岂是如此。又《诸侯篇》言政府之组织，纯取《墨子·尚同篇》，不过将选举天子一类话去了，此乃汉代所不容许之事实，然而汉代今文家自有禅让之说，或董生不主张选举之说亦未可知。《诸侯篇》云： 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为其远者，目不能见，其隐者，耳不能闻，于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国立君，使为天子视所不见，听所不司。 此皆可证董仲舒之取于墨家也。 取于法家学说者，如《保位权篇》云： 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位，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骏，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所好多则作福，所恶多则作威，作威则君无权，天下相怨，作福则君无德，天下相贼，故圣人之利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 法家之异于各家者，不在其信赏必罚，而在其欲以赏罚二柄鞭策天下，否则不能专恃赏罚以为治，赏罚者国家之大用也，而专恃赏罚为法家之独有精神，故于陵仲子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之徒，在所必诛，法家言太公诛狂谲华士，以此之故也。若道家所理想之超人，必为法家所不容，所以董生这种理论，是受法家的影响，特其言赏不得多、罚不得过，异于法家耳。 至于董仲舒之受阴阳家之影响，那更是人所共知的，本不必再说，不过有一些人以董仲舒为方士化的儒生，似又太过。我觉得董仲舒的学说，阴阳家的色彩自然是很重，假如我们要推寻其原因，则其短处亦正是他的长处。自孔子以来即注重人事而罕言天道，所以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可得而闻，诸子都是这种态度，古代那种天道观念，专为阴阳家所承继，可以说诸子之学大部分都是有人生问题而缺少宇宙论。战国末年的作品，如像《礼记》中的一部分及《易经》的《大传》，逐渐有宇宙人生打成一片的企图，《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更在这方面努力，董仲舒算是在这方面最有成绩的一个学者，在他的哲学系统里面总算是把人生与宇宙联合起来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要求。我们在秦末汉初之际，常常见得有天人相与一类话，这明明是当时的人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关系，凡是每一个时代的大学者，必定是对于他那个时代之下的新问题努力解释，亦惟其是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然后配做那个时代的学者，如其是把当时的问题避开不谈，根本无新问题，何以能产生新的学说。所以我觉得董仲舒这种努力，成功与否，是另一问题，我们对于他的这种办法，不仅是不应该加以轻蔑的态度，更应当奉为创造学术的正当途径。关于董仲舒这方面的学术，应当有专题来研究他，我现在不必零碎的说。这本是很明显的事实，只要翻开董仲舒的作品，就可以立刻看见他讲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的话，但是读他的书的人，万勿误会他在讲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的本身，他乃是在说明天人的关系，我见得有些做哲学史的人，竟把他分裂来看，我想这样看法，不仅是使董仲舒的学术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失了他这样努力的原意。 从上面几段看来，我们可以明白董仲舒学说的大概了。他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学者，他是在努力建设他的学术系统，他不是一个保守的儒家，而是以儒家的立场来接收各家的学术，以融铸成功新的儒家。他之请罢黜百家，并不是要排斥异家，以定于一尊，乃是要求有一个合于大一统时代的学说出来以指导这个时代。六艺是古史的大结合，非儒家所专有，武帝即无利禄来奖励他，他也会流行于民间，武帝不过是给他一度明白的承认。诸子之学有许多部分必不能在政治统一的局面下流行，即不罢黜他，他也会自行息灭，武帝不过是给他一种明白的抑制罢了。并且思想总是一分一合的，自战国末年以来，也就有合流的趋势，既有了这种趋势，我们要勉强使他分是不可能的，反而是，既有了合流的趋势，经过许多人的努力之后，必定有一个人出来完成这种事业，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许多人的一种愿望达到的表现。从政治方面来说，秦始皇的统一虽是告成了，因他下面有许多分裂的因素未去，所以不久又起了分裂，汉初的统一也是表面，诸侯王各自为政，俨然还是天子与诸侯分地而治的样子，所以真正统一的完成者是汉武帝，而秦始皇只是开端。有了秦始皇的政治统一，学术上就有《吕氏春秋》的包罗众家，《吕氏春秋》尚未做到融为一体，只是把许多彼此冲突的东西去了，当然不能算成功，《吕氏春秋》在学术上的成就，与秦始皇的统一恰恰相当。有了汉武帝的统一，自然应该有董仲舒的新儒学出来与他相呼应，才配合得起来，我们看董仲舒本人并不得意，他在思想界的影响竟如此其大，此中容有必然之因素，非偶然作得成功的。 四、汉朝的成功原因 我在前面说过秦之政治不能适应大一统的时代的有六点，汉朝既能够成功，自然有他的所以然，此不仅关系于汉朝一代，而是完成中国统一的大关键，自然条件很多，我为便利计，举出这六点来，以相对照，并且也是极重要的六点。 第一我们先说大一统的学说。蒙文通师尝说中国有两套政治学说，一套是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一套是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强与富为特征，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和与平为特征。可惜蒙先生未写成文章，对此未能引申发明。蒙先生所说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相当于我所说的大一统学说，我以为最能够代表国家主义的是法家，最能够代表大同主义的是战国末年以后的儒家，这不是元始的儒家，他里面是有许多道墨两家的成分，从他的哲学基础上看，国家主义很像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大同主义很像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秦朝是以法家的政治成功的，商君的办法确实可以作到国富兵强，把各国兼并了，他最高的理论是《开塞篇》所说的嫥力杀力，嫥力以农，杀力以战，他需要有许多国家对立，然后才能把他的力量用之于外。在他所谓之输毒，国家既有力，而不向外用，他就要在里面作怪，所以谓之毒，这种毒一输了，同时可以取得人家的好处来培养自己，所以凡是精神方面的文明，他都看成一种毒，假如提倡这类东西，大家都不愿意耕田与作战，故非禁止不可。他又利用人的自私心以发展个人的才能，以兼并敌国，所以慈善一类事，在韩非子看来不仅是无意义，简直是国家应当绝对禁止的。对于内部一种不均的现象，他认为当然，阶级这个东西，在法家看来恐怕是天经地义，并不是应当铲锄的。在这种政治之下，人只是一种工具，只许你创造，不许你享受，只许你动，不许你静，只许你在他提倡的范围以内活动，不许你一点自由，弱者不仅是不得政府的保护，并且鼓励强者来兼并你，在这种情形之下又到了国家无可输毒的时候，人民焉得而不思乱。并且他平时的刑罚又严酷，不许你小乱，要乱就非大乱不可，所以法家的政治于许多国家对立的时代是有用的，但一到了大一统时代而因仍不变，国家不仅是瓦解，而是要土崩的。汉朝初年是没有找得正当的路走的，他能够绵延几十年，一方面是人心动后思静，乱后思治，一方面也还是当时又新起了许多诸侯王，不是大一统的局面。武帝时候是大一统成功了，适合于这个政体的当然是儒家政治，儒家政治是比较静的，使你劳苦以后得到休息，是比较注重个人自得的，使你于工作后，得到精神的享受，是比较宽容的，使你在疏阔的法令之下得以自适其适，而免于干涉，虽然在奖励发展人类的天才，但于弱者亦尽量的加以保护，而求其平均。所以儒家政治的弊病每每走到消极的方面，散漫贫弱，儒家所谓时中之道是最难的事，允执厥中真是谈何容易。但是他内部总容易安，容易和，容易平，没有别的国家与他对立，他是不容易认识他的坏处出来，就认识他的坏处以后，他还不甚欣慕人家的好处。自从汉代接受了儒家政治以来，可以说政府对于人民大体是消极的，一治一乱，相为循环，一亡一兴之际，常常是由于人民的生计起了变化，而逼迫他纷乱，天灾的关系影响于国家兴亡的事件最多，但是他之为乱，完全是求治，所以不久也就定了，因为天灾不会长久，而大乱之后对于人口必定减少，在中国历史几乎成了定例。董仲舒《对策》里面有几句话最足以代表这种政治思想，其言曰：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之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俫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这几句话，看来是空洞简单，儒家理想的政治，再不能过于此，并且已经成了中国人普遍的政治观。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太平景象，或者说世道太平，这太平二字，随便看去是了无新义，但他确有他甚深远的根据。儒家说《春秋》是孔子寄托他政治思想的书，《春秋》分为三世，有治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是最后的阶段，我们试想以太平二字作为他的理想标准，可深长思也。太平二字既是儒家政治的精髓，大一统之理想就是希望作到太平，董仲舒那段文章就是形容太平景象的妙文。虽然没有一个时代作到这个地步，这方面为中国大一统的理想制度，那是无疑的，儒家政治学说与其他政治学说不同的地方，也可以从这里推测了。 又西汉今文家的政治哲学，多渊源于《春秋传》而推广之，《春秋传》大一统，王者无外，天子不言，出诸大义，都是一种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气象，《中庸》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正是一般人的要求，这种博大的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夙具，所以《小雅·北山》之诗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涵盖一切的襟怀，乃中国民族的特色，就以《春秋传》而论，虽然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严夷夏之防，然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究竟，最后还是鲁无疆鄙，打破国界，今文家既把这套理论接受下来，尽量发挥，所以《礼运》的大同世与今文家所讲的太平世，无二无别。在内各得其所，在外亦一视同仁，我们前面引董仲舒所说的群生和而万民殖，闻盛德而皆俫臣，就是这种理想的写照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有许多人必定引起误会，以为汉武之世既是以这样的政治思想为国策，何以竟会征伐四夷？这点我们需要加以说明，汉武帝的征伐四夷，最初固然报历世之积怨，而这种民族主义，实不是究竟，而有同化异民族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看他待遇被征服的民族即可知道了。从此可见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含侵略的意味，而所理想的大同主义也不是离开民族主义的亡国灭种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从古至今一贯的国策。我并不是替汉武帝辩护，是有实证的。《汉书·严助传》云：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越人相攻击，其当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经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去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 又《司马相如传》难蜀父老云： 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曶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严助之言或许是为武帝辩护，司马相如之言，更是想象之词，本不能说武帝的心理完全如此，但在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之征伐四夷，不能以侵略来号召天下，而一般人认为最高的理想，是以德来覆被异族，使野蛮民族同化于我，遐迩一体，中外禔福，这一定是事实。假如这不是当时所共认的，他们必不这样措词，所以我以武帝之征伐四夷，不是以耀武为目的，而是传播文化为目的的王者之师。 第二是尊君的问题。政府对于臣民既是以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国策，臣民对于人君自然应当服从，然后国家才得健全，但是古代儒家的尊君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孟、荀的政治思想中，人君简直是个为要达到人群幸福应该通过的机关，而尊君卑臣的法家，其理论又太浅薄，所以董仲舒不能不再另外寻求理论的根据。《天地之行篇》云： 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践足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顺，若肢体相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平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体得以全；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身得以安；上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为伤也；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为之丧。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 以心与体为喻，而说明君臣之关系，从其作用言，则心与百骸平等也，从其尊卑言，则心尊而百骸卑也。《为人者篇》云： 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此言民必从君之理也。不仅是比喻而已，还有自然之根据。《五行之义篇》云: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是故以得辞也。圣人知之，故多其爱而少严，厚养生而谨送终，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 《基义篇》云：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 董生于一切人事皆以自然之理解释之，把宇宙人生打成一片，人为之所以如此，乃有天然之根据，于是一切人为之法则成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不仅君臣关系为然，各方面都是如此，不能不说董仲舒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这种理论一来，与儒家重民之思想岂不冲突么？实则并不冲突，在臣民方面对人君是绝对的服从，但是他所假定的人君一定是贤君，所以应当服从，如其不贤是可以放弑的。在董仲舒看来，天子受命于天，人民当然受命于天子，天又是爱护人民的，天子受的命，是天命，他来替他爱护人民的，故《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又说：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这两方面的理论，在董仲舒的政治学说里面，本来如车的两轮，各有所用，不过到了后来重民这方面的理论无人敢言了，而尊君的理论遂成了偏畸的，对君对民都有害处，自汉以来日入于专制，谅非董仲舒意料之所及也。 第三关于地富安民的学说。本来在春秋时贵族自相兼并之结果，已使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其时商业资本已渐萌芽，及到战国时间，商人大为发达，我们看秦、汉之际奴隶之众多，已可知当时贫富不均之现象了。《食货志》贾谊说上曰：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耳闻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晁错上《疏》云：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釆，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从贾、晁之言，已可以看出汉初商人兼并农夫的情形，而贾、晁之办法为重农轻商，不知商人资本已有一部分变为地主，重农亦何能止其兼并耶？《食货志》载董仲舒说上曰：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董仲舒的办法，与贾、晁不同者有两点，一是既不能彻底均富，也要不使过于悬殊。二是尊重奴婢的人格。盖贾、晁大体沿袭法家重农轻商的政策，而仲舒则本于儒家的王道政治。董仲舒不仅是想把儒家的王道政治来推行，并且对于均富的理论有高深的发挥。《度制篇》曰：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态，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 其言均富不单是政治上的作用，而且有道德上的作用，不单是为贫人有益，亦且有利于富人也。董仲舒限民名田的主张，在中国田制史上，自有其崇高的地位，不待言也。而儒家士大夫下与民争利的学说，董仲舒更发挥得透辟。仲舒《对策》云：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委积，务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寝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为不与民争利的学说，找出上天之理的根据来。唐中叶以来，政府在田制的根本上，弃而不谈，仅仅注意整理赋税，可以说限民名田的学说已无影响了，但不与民争利的学说，仍为贤士大夫所奉行，社会上不以贫穷为耻，而以殖财为戒，所以不致造成大资产阶级，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第四是关于人才的出路问题。从积极方面说是选贤兴能，为国家服务，从消极方面说，使才智勇力之人有了出路，亦替国家消患于亡形。苏子瞻“战国任侠”，把这个道理发挥得很清楚，以为秦之亡就是由于太不为一般智勇辩力的人谋出路。我们古代用人，大概是出于学校、选举、制科三途，其规模在汉朝大体定了，实是大一统政体下要政之一，所以各朝都要照办。这种制度的特色，是以智力相竞争而不关于财富，中国社会是看重做官的，但是茅屋可以出公卿，任子的职位很低，后来已取销了，所以没有固定的阶级制度，这种办法，《董仲舒传》说皆自仲舒发之。仲舒《对策》云：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职称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仲舒所言可分为学校养士、州郡贡士、出身不以官荫与富訾、用人不限年格诸端。皆典制书中选举学校中的重要问题，虽有出入，而大端在于是也。 第五是以尚德教代替秦之任刑罚。在这方面贾谊言之最为痛切，其《陈政事书》可以观也，董仲舒在这方面的创见是在替他找出理论的根据来。仲舒《对策》云：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安，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关于此类的理论，《春秋繁露》更多。在儒家的学说中，礼乐、刑政本是并重的，但是因为政者任刑以为治，故为救弊而发为任德教不任刑罚之言以矫其失，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以天志为最高原则，是在藉此束缚君权，虽近于宗教，然此宗教乃是诗的意味，故可贵也。后世尽管还是有酷吏，但是不敢昌为残民以逞的缪论，仲舒之惠我黎庶者大也。 第六关于思想问题。有形的是以六艺为国教，无形的则在于培养善良风俗。我们要先把秦朝的风俗看看，然后知道董仲舒及其他儒生之功。贾谊《陈政事疏》对于秦之恶俗历历言之，兹举其节以见其大概。其言曰： 商君违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杖彗耳，虑有德色；母取瓢碗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 秦之习俗风尚，与汉以后纯然两样，这完全是由于法家与儒家政治主张之不同，大一统政治之不能不采用儒术，乃自然之势，非少数人的好恶所能为也。 从上面所举的许多方面，可以看出儒家政治之特色与其长短。中国社会之形态，在汉朝已大体有了定型，我想对于中国政治社会方面有个大概的认识，所以选了这个题目。我这篇文章里面的董仲舒，只是汉代今文学运动的一个代表而已。 （李源澄） ———————————————————— (1) 更化与改制。 西汉思想之发展 言中国学术思想，儒术其主也，而儒家思想之见诸行事，汉代其著也。以政治言之，大一统之局虽暂现于秦，然旋起旋灭，完成之者汉也；汉以下之历史，自汉而奠其基。西汉一代在吾国史上之重要何如哉，汉之为汉，乌可以不求其故乎。 一、儒家思想之复兴 道言无为，儒言仁义，《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孟子》曰：“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秦一反之，恃法以为治，先诈力后仁义，卒灭六国，老子、孟轲之言，在其时若不验。荀卿之生也后，秦灭六国之势已成，于秦之富强，非无取也，然天下竟可以诈力得哉？黔首竟可以刑罚威哉？道德仁义莫若是其无用耶？荀卿乃言曰：“兼并易为也，而凝聚之为难。”盖知秦用法家政治必灭六国，灭国兼地已竟后而不能凝为一体，大一统之局止于暂现，而分崩离析随之。秦虽统一天下，而无平治天下之制度，以即归于灭亡。汉初多沿秦制而不踵秦之败者，汉初历史又回复古封建之局也。秦之统一为一巨变，新王之制不立，而旧日封建之势力犹存，其不能控制天下宜也，谓秦之设施胥无当于统一之局殆又不然，或以其为时太短，民不见德，徒以兴怨，或秦行之尚未有效，汉踵行之以收其全功，史家以秦为汉之驱除，夫驱除之功，亦乌可没哉。然使秦统一之后，知以深仁厚泽结人心，用民之力稍有节度，亦犹可幸而不亡。乃秦以法家政治致效，见其利而忘其害，亟夺天下之富以徙之关中，亟役天下之强以驱之胡越，其势盖不亡不止，亦可哀也。秦固无统一天下之术，而致其速亡者，正六国豪杰与远戍之卒夫耳，六国之豪，固封建之余势，远戍之夫，胥劳瘁之民也。汉初诸侯强大，虽为害于中央集权，而在中央政令未能控制天下之时，实有代中央镇压反侧之用，此汉初形势之大异于秦者。《太史公·高祖本纪》曰：“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矣。”《吕后本纪》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初之政治，归于不扰民而已，既观其实政，再考之时人之议论，则知萧曹之政治，实符于汉初士庶之需要。陆贾《新语》一书，则代表此时代之作品也。 秦用法家卒灭六国，其余诸子之学术，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终托空言，而不能与之敌。易世而后，法家之政治失败，秦以灭亡，举凡秦所施行者无一善，而与相反者无不臧，汉初议论大抵如此。处此情感之下而儒家思想复兴之机会以成。 《新语·道基篇》云：“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 《新语·无为篇》云：“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之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乃有为也。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呑小，威振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逾设而敌人逾多；非秦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秦禁文学焚诗书，而陆贾言经艺；秦重诈力，而陆贾言仁义；秦尚刑罚，而陆贾言教化；秦事兴作，而陆贾言无为；皆一反于秦者。举凡法家之思想秦用之行事而收效于一时者，在汉初无不成为众矢之的。又陆贾《新语·无为篇》曰：“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以劝善，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此明示儒法二家政治思想之不同。然而教化所由兴，陆贾则未暇及；盖其时人民在水火之中，救死为先，犹未遑礼乐之事也。救秦之患，莫若无为，故陆贾特阐明之。秦之劳民最甚者，曰兴作，曰远戍，汉初陆贾使南粤，刘敬与匈奴和亲，则无用兵远戍之患；慎于土木之役，则人民少劳役之苦；萧曹政治所谓清静无为者在此，非一切废弛之谓也。法家政治主于整齐划一，其弊在于狭隘，失其所以为法之意，其流毒尤不堪言。陆贾目睹秦之繁刑惨毒，故以宽容政治为其理想。 《新语·至德篇》云：“天地之性，万物之类，让道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附其侧，提之则去其域，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疏远也。夫刑重者则身劳，事众者则心烦，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间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 汉初政治亦大略似之，陆贾《新语》一书，谓之萧、曹政治之说明书可也。 二、建设大一统政治之学说 秦去封建太骤，故秦孤立而亡，汉初于封建之下完成统一之制，故其效与秦大异。高祖初得天下，首在安置功臣与从征之士，及保聚山泽之人；对外则使刘敬与匈奴结和亲，陆贾使南越；异姓诸侯势力太大，故大封同姓屏藩汉室以资翦除，此高祖吕后时之大势也。朝之旧臣欲把握朝政，酿成诸吕之祸。孝文即位，所深惧者，在内则朝列之元臣及同姓诸侯，在外则匈奴，此三事者，一不慎即足以致倾覆，汉廷多得一日之安靖，即国力多得一日之充实。幸而处置悉宜，旧臣日以凋谢，王景帝时申屠嘉为相以后，朝之旧臣，无有存者，故得消息于无形。文帝于匈奴虽一仍和亲之策，然于边备未或稍弛，对诸侯虽主宽大，然能制其要害；及其晚年，边备日充，汉廷与诸侯王势力之消长，较其即位之年，已得其反，故景帝得以削翦诸侯，武帝得以挞伐四夷；史家以“恭、俭、节、让”四字称文帝，固不足以尽其政术也。汉之得以完成大一统之局，所系于文帝一朝者尤重，贾谊、晁错二人于此所建明者大也。贾谊之功，在于安内，而晁错之策，见于备边，汉之所以能制匈奴，晁错之为也。 《汉书·贾谊传》云：“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凡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绘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自高祖困于平城以来，汉人不敢言兵，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汉廷屈辱已久，上下思奋，文帝拊髀曰：“嗟夫！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其意可见。汉兴至文帝时，休息已久，国力渐充，贾谊之言，所以为汉廷国力奋发之徵兆也。然贾谊于御边之策则疏。其时晁错亦上疏言兵事，一曰令降胡保塞，二曰募民处塞下，三曰入粟实边，见于《汉书》晁错本传与《食货志》。汉之得以制匈奴，此三事所系者极大。 文帝初年，吴、楚、淮南、齐国为大，济北王兴居与阳城王章以谋诛诸吕功封，大臣初许尽以赵地王章，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欲立齐王为帝，故绌其功。二人既失职，岁余章薨。文帝三年，匈奴入寇，汉多发兵丞相灌婴将击之，文帝亲幸太原。兴居遂发兵反，上闻之，罢兵，使柴武击破，虏之，兴居自杀。文帝之不以梁赵畀兴居兄弟，诚以齐既大藩，益以梁赵，并力西向，不可复制耳。淮南使人结连闽越匈奴反汉，迁之于蜀，道死。吴有豫章铜山，盗铸钱，东煮海为盐，招致亡命。贾谊言：“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亲弟谓淮南，亲兄之子谓济北也。文帝时诸侯之形势，俨然古之诸侯，故天子置关以备之，《新书·壹通篇》云:“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景帝诏书称孝文“通关梁不异远方”，晁错对策亦以“除关去塞”为文帝善政之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贾谊制诸侯之名言，文帝十五年分齐，十六年分淮南，已行之也。武帝时主父偃推恩之策，即师其意。然汉初政论家与史家之言，惟忧诸侯强大，初无必去封建之意，故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最为良法美制。内外之患少纾，然后统一之局得以奠定，不致为秦之昙花一现也。 陆贾虽诋秦之尚刑法而废教化，以其时汉室初定，首在与民修息，其提倡教化尚不如息民之急，至文帝时，承孝惠高后修养之余，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势然也。秦以戎狄之俗，弃其武力，大败先王之法制，中国傅统文化几于绝灭，贾谊至此已不能再默而不言也。 《汉书·贾谊传》云：“商君违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杖彗耳，虑有德色，母取瓢碗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引，威振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也，然其遗风余俗，尚犹未改。” 继贾谊而起者，有董仲舒之对策。 《汉书·董仲舒传》云：“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人之滋乱世也，扫除其迷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法家恃法以为治，无用教化，而儒家以教化为先务，刑罚以济其穷，儒法之差异在此，汉儒言改制，一曰更化，其意在荡涤秦之敝俗而复仁义之化耳，服色徽号，其末节也。董生之进于贾生者，在其提出学校以为教化之原，开后世学校之制，又请尊崇孔氏，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学校为教化之原，而六艺又为学校之所习，六艺教于庠序，则更统不绝，百家之说不得进于朝，则可道一风同，武帝之政统与仲舒之学统相接，遂奠定吾国政统与学统之基础。其余若贾晁之重农贱商，以抑制战国以来方兴未艾之商人资本，董仲舒之限民名田，以节制由商人转而为地主之地权，公孙弘之当郭解大逆无道，以惩创游侠，董仲舒之建立选举，为才智之士开正当之进身途径，则不仅安定当时之社会，且为后世之典型焉。 三、大一统政治下之新儒学 周末以来，政治学术皆有由分而合之趋势，政治上产生汉武帝，学术上产生董仲舒。董仲舒之学术，实与武帝之政统相应，武帝完成大一统之政统，仲舒之学亦兼括众家之长，又于伦理道德加以说明，造成“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学统，在思想上影响之大，与武帝之在政治上相等。 仲舒之学，为染于阴阳之儒家，夫人而知之也。不知其于道墨法诸家，皆有所取，其取道家思想者。 《繁露·离合根篇》云：“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 南面之术，道家之所长，其流为申韩之术，荀子之斥主道利周，以人主为天下仪表，不贵乎幽暗以绝人臣之尝试，董生之言此，有取于道也。其取于墨家者，言天志言灾异皆是也。 《繁露·楚庄王篇》云：“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亊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 天志为墨家学理之根据，而仲舒称之，此非偶然援用也。仲舒之政治思想，亦以天志为本。 《墨子》之《非儒》曰：“儒者以天为不灵，以鬼为不神。”知仲舒之言天志有取于墨家也。仲舒既建天权，必言灾异以见天意。 《汉书·董仲舒传》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灾异之学说，始见於《墨子·明鬼篇》，《春秋》虽书灾异，而儒者灾异学说则出于《墨子》，以墨子尊天明鬼，灾异之学说必以天道鬼神为依据也。其取于法家者。 《繁露·保权位篇》云：“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也，因人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 其言本于法家。法家恃法以为治，法之所施，赏罚是赖，故赏之不加劝，罚之不加惧，则法将失其用。儒家用刑，不得已而用之，曰有耻且格，何止於有所畏而已乎，此仲舒之取于法家也。由此可知仲舒之学虽以儒为本，实有取于各家以成其为汉代之新儒家。仲舒于阴阳五行之说取之最多，皆取以证明儒术而已，于道法两家，则取其权术以行其仁义，其根本精神仍在儒家。仲舒欲建立一宗教、政治、学术合一之学说，故有取于墨家之天志说。墨子言天志，故言兼爱，董子于其兼爱说，虽亦有所取，但用之于政治，而不用于私人，斯固某采择之精耶！ 仲舒之学影响最大者，乃其对于礼教之重新说明，欲说明其必要，当明其前之学说。自孟子言仁义非外铄，礼法皆由义起，儒家后学从而阐之，礼意大明。然其根据在于内心，天与人之关系如何，在所罕言。后之儒者见人与自然之息息相关，人之性与天地之性不能不相似，故有儒家之宇宙论。《易》曰：“乾为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小戴·乐记》曰：“著而不息者天也，著而不动者地也。”《大戴·曾子天圆篇》云：“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离，而问之云乎？’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且来，吾语汝。参尝闻诸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画曰明。’”皆非指实物言，乃言其理，非以表质，乃以表德，非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而以人事之德性诠表自然，此期学术思想可称之曰天人相应说。晚周法天之学说有二家，道家法自然之天，墨家则以天志为本，仲舒之学以儒为宗而兼采各家之说，承继战国末年之天人相应说，而以自然之德性为人事之现律，人为之礼义法度，遂成为天经地义。盖吾国传统之文化经秦灭学以来，汉初诸儒虽竭力提倡之恢复之，而未有具体之说明，武帝之时既尊六艺以明史统，开学校以广教化，于弊世相传之礼法度数，自宜重新加以说明。仲舒既以天道为人事之规律，当先说明人与天之关系。 《繁露·人副天数篇》云：“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 人之形体既象天地，则天人必交感。 《繁露·同类相动篇》云：“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难自几明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因可以数相损益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则天之阴气亦宜应而起，其道一也。” 人之形体既象天地，故其性情亦象天地。 《繁露·为人者天篇》云：“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人之形体性情既已安立，再进而说明人伦关系。 《繁露·阳尊阴卑篇》云：“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天之贵阳而贱阴也，故数日者据昼而不据夜，数岁者据阳而不据阴，不得达之义。是故《春秋》之于昏礼也，达宋公而不违纪侯之母，纪侯之母宜称而不达，宋公不宜称而达，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之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繁露·五行之义篇》云：“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火乐土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其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与。是故以得辞也。圣人知之，故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养生而谨送终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本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如上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也。” 君臣、父子、夫妇之关系皆本于阴阳五行，人既为天所生，自当法天之行也。人伦既正，再言政治，首言君德。 《繁露·王道通三篇》云：“天常以爱利为意，以长养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皆其用也。” 次言刑德。 《繁露·阳尊阴卑篇》云：“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虚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 下至设官爵服色，莫不有天道为之根据，借阴阳五行之说以阐明儒术，由自然以说明人事，遂产生“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论，支配中国思想最久。其长处在使人心安定，其短处可以发生礼法之森束一成而不改，在董生学说中原是两面，然强有力者常取其利己者而利用之，此事之所无奈何宜非董生之愿也。 四、诸子学之结束 董生之学既开启汉代学术，且支配后世之思想，而结束先秦以来思想者，则有淮南。二家之学有共同之处，则融汇众家是也，此亦所以表示汉代精神。淮南之学融贯古代学术，集诸子之大成，然其问题皆自古人文字中来，非能于当前事实中发现问题，故其影响不大。其论政治，尤与时代不合，以淮南本身为诸侯也。 《淮南·泰族篇》云：“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 此谓不当废封建行郡县也。 《淮南·缪称篇》云:“水浊者鱼噞，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 吴起、商鞅皆不利于公族，《淮南》之意，何所指乎。《吕览》、《淮南》皆以道家为主，而统摄诸家，《淮南》袭《庄子》之言尤众，非托为旷达以自广乎。《淮南》既兼众家之学，而以庄生为主，庄子著书，正言若反，破斥习气，盖欲以显性情，然为之太过，邻于怀疑论者。其为书也，以救礼法之流失，非欲并礼法而去之，然在庄子学说中不能安立礼法，明于天而不加人，见于真而昧于俗，是以言《庄子》者每入于游谈。《齐物论》者，庄生破斥百家、刊落名相之书也，充庄生之说，非自陷于怀疑而不能自立不止。《淮南·齐俗篇》袭《庄子》而为之，而无其弊。《庄子》非不曰有真知，然曰“有真人然后有真知”，真人真知千百世而遇，即等于无知识无是非，《淮南》则不然。 《淮南·齐俗篇》云：“原人之性芜秽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也，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 凡《齐物论》所破者皆后来之习气，《淮南》所谓衣服礼俗之类也，非人性之固然而为受于外者。《淮南》明习性之分，达天人之故，使人知习不可固执而又明性为人之斗极以判善恶是非，此其立说之善巧也。习者有古今方域之殊，性者人心之所同然，由习言之则是非无定，所谓“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也，由性言之则有一定之是非，所谓“一是一非”也。 《淮南·齐俗篇》云：“故求是非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者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者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一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 庄生《齐物》所谓“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即《淮南》所谓“隅曲”也。《淮南》既明性之自觉，然后乃能谈用，《庄子》为超世，《淮南》则由超世而入世，其用道家因应之理，以安立儒家之礼义法度者耶？ 《准南·泰族篇》云：“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事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人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能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悬而不用。” 此淮南之以道合儒也。道家言古之帝王皆无为而治，墨家言古之帝王皆以身劳天下，淮南则并通之。 《淮南·修务篇》云：“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制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于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以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以为田，因下以为地，此非吾所谓为之。” 知此然后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之义乃显，墨家之勤劳亦无背于道家之无为，此以道合墨也。道家言自然，而阴阳家语天变，必有以通之，而后天人相感之理可立也。 《淮南·泰族篇》云：“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 以精气感通明天人相与之故，则道家与阴阳家言并通，此以道合阴阳也。道家谓“法令滋彰，盗贼多”。而法家言法治，不可以无说也。 《淮南·主术篇》云：“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骎之良，藏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 此以道合法也。其言人材释而公道行，非不用贤也，用人而不贤，非法也。《泰族篇》云：“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又云:“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明此则儒墨之尚贤，与道法之不尚贤，皆可通也。 《淮南》不仅能融各家为一，且于各家皆有修正引申，今举其修正道家者为例。庄子既主无是非，故视伯夷与盗跖同为残生伤性，故贵生而轻天下，形不可长存，于是委心任运，随造物之自然，故庄学末流必致于无守。《淮南》既明贵生之义，又知人性中自有义理之自觉，生义不并立之时，不能不舍生以就义，《吕览·贵生》篇所谓“迫生不若死”之义是也。 《淮南·泰族篇》云：“使人左据天下之圆而右刎喉，愚者不为也，身贵于天下也。死君亲之难，视死如归，义重于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 既不害义，而与重生之旨亦相合，所贵乎人者，非贵其形也，贵使其形者也。故《缪称篇》云：“生所假也，死所归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闾张掖而受刃，不以所讬害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由道家贵神之义，亦可使与儒家以身殉义之旨相合，此一事也。道家言“不敢为天下先”，“人皆取先，我独取后”，其言有对而发，非贵后也;惑者不察，则堕于一边，淮南乃取儒家“时中”之义以救正之。 《淮南·原道篇》云：“所谓后者，非谓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谓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治人，人不能制也。时之反恻，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遣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得其时也。” 此二事也。庄子让王而尊生，不屑以天下为事，所以矫世，非达道也。而《淮南》以儒家“万物皆备于我”之义救之。 《准南·原道篇》云：“夫许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尧者，志遗于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身，身得则万物备矣。澈于心术之论，则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万物玄同也，无非无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耶？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 身与天下既不相离，则无以舍天下为也，亦无以用天下为也，用与舍时也，命也，在外也，非在内也，如此则庄子之言始不堕于一边，此三事也。如上所言，已可见《淮南》学术之大概，可谓集诸子学之大成也。 五、今文学之微言 自陆贾昌言诋秦之政治，贾、董继之，以恢复三代之礼乐教化为事，汉多采用之，两汉历史即儒家思想之推行史也。《盐铁论》所记为昭帝时议论，其中文学之言，皆儒家之政治思想，可见儒家思想流播之速而入人之深也。然皆与家天下及专制政体不相抵触者，若其言挥让言明堂，则不见容于汉世，而师师口耳相传，《汉志》所谓微言者，固非汉之帝王所乐闻也。 《汉书·田蚡传》云：“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复欲为新垣平耶。’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 本师蒙文通先生尝论明堂之制曰：“绾、臧以明堂诛，献王以明堂废，则明堂固别有说乎？夫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也，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议者，上观于贵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谤也。’夫明堂太学同处，郑人游乡校以论执政，明堂而观于贤听于人以观人谤，则以听于太学之士，而士恣于议政也。学在四郊，故《尚书大传》言东堂距邦八里，南堂距邦七里，西堂距邦九里，北堂距邦六里，所谓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即明堂处也，兆五帝于四郊，亦明堂处也，规模壮阔，岂区区九室五堂而已乎。孟子曰：‘民为贵’，无明堂，则民贵徒为虚说。《公羊》宣十五年解诂曰：‘八岁者入小学，十五岁者入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于天子，学于太学，其有秀者命曰进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穷进取，君以考功授官。’然则大学者正诸侯贡士之秀者于天子，布政于是，谳囚于是，师出而谳俘亦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是，而天子袒而割牲，父事三老以为孝，兄事五更以为弟，上观下听于是，则民为贵之实备矣。”蒙师从经说中探索明堂隐义，明其为议政之所，知赵绾、王臧推明儒术先建明堂，良有以已。自赵绾、王臧自杀，后之言明堂者遂不知斯义，徒为经生聚讼之资耳。西汉儒家上承周末儒家民本之义言议政，承选贤之义言禅让。天下为公之理想，遂为儒生所乐道。刘向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谷永云：“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此汉儒不以天下为一家私有之议论，既不私一家自有德者居之，传贤乃当然耳。 《汉书·眭弘传》云：“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橿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柳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汉书·盖宽饶传》云：“‘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旨意欲求禅，大逆不道。” 眭弘、盖宽饶所言，皆当时儒者之政治理想，至于杀身而不悔，诚可谓不负所学。自此以下，不敢再言禅让，故有汉运当终再受命之说，哀帝及改元太初，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冀以应之，王莽之得以纂汉即缘于此种思想。而禅让之所讬则为封禅。蒙先生之言曰：“夫封禅者，为易姓受命之事，所以告成功者也。董仲舒言：‘天无常予，无常夺，故封于泰山之上，禅于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代者天之所夺也。’以明德如尧舜，言封禅之义也。《白虎通》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大，天下太平，功成封禅。’《礼器》疏引《白虎通》曰：‘绎绎无穷之意，禅于有德者而居之无穷已。’又云：‘《白虎通》云，禅以让有德非也。’此所引与今本略不同，盖封以言始，禅以言终，故曰禅者明以己成功相传也。又曰：“三皇禅于绎绎之山，明己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绎绎者无穷之意也。’传本文多损缺，于始终之意不具，又脱‘禅以让有德’。若《风俗通义》云：‘三皇禅于绎绎之山，明己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绎绎者，无所指斥也，五帝禅于亭亭，亭亭名山，其身予圣人，三王禅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与也。’则禅让之说若揭，此仲舒所谓‘德如尧舜’者也。则封言受命，禅言去让，始终之义著也。”蒙先生近又为《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凡革命、井田、辟雍、巡狩诸义，皆阐发无遗，此皆今文学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以其时不敢显言，故辞多枝叶，实儒家精义所在，而不能见诸行事者也。 六、改制与复古 太史公曰：“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子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盐铁论·毁学篇》亦以此讥侮儒者，而孔甲之徒不顾非毁而为之，盖以复兴古代文化为志，虽召谤不恤也。陈涉既无成，高祖又侮慢儒生，叔孙通委曲随从，卒定汉仪，然因袭秦旧，未能上接三代之统。 《汉书·高祖本纪》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此汉高一代之大著作也，萧何为秦吏，张苍为秦御史，叔孙通为秦博士。《刑法志》谓：“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叔孙通传》谓：“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张苍传》云：“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苍之为章程，当在一时，殆亦沿袭秦制。汉初军制，未闻变秦，韩信之于军法，亦但申明而已。是则汉初制度皆袭秦人，儒生于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无所表现。汉初君臣俱起民间，知人民欲得休息，故高祖惠帝吕后之世君臣俱以无为为宝。孝文即位，贾谊乃图改制。 《汉书·贾谊传》云：“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谦未皇也。” 所草仪法虽是礼文，其所重乃在教化习俗，观其《陈政事疏》可知，然时未可为也。汉初大臣之性格风度，皆偏于保守，《曹参传》云:“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代何为相国，举世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所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然后去，终莫得开说。”《张释之传》云：“释之对文帝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萧何传》谓：“何以文无害。”《王陵传》谓：“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周勃传》谓：“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周昌传》谓：“昌为人强力敢直言。”《石奋传》谓：“奋无文学，恭谨举无与比，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卫绾传》谓：“绾醇谨无他。”《直不疑传》谓：“不疑不好立名，称为长者”。《张殴传》谓：“殴为人长者”。汉初大臣之言论风度如此，其安于保守不欲更张固宜。孝武初立，崇尚儒术，赵绾、王臧建立明堂，虽见厄于窦太后，而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开学校，兴选举，自汉初至武帝，儒家政治思想已逐渐为汉庭所采用，《礼乐志》谓武帝“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盖以武帝太初之改制无当于复古之思想耳。汉初诸儒但欲改制而不必复古，班孟坚承受元成以后复古派之思想，于汉廷历朝改革之采用儒家理论者，皆不甚措意也。 汉初又不仅儒者欲以其术变秦之治，一切杂流皆望以其术取富贵。武帝在汉为中天之盛，各种怪诞不经之思想，同时并出，《郊祀志》所言者是也。 《汉书·郊祀志》云：“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史记》自叙云：“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是命也夫！’” 由此二事，可见汉兴以来儒者与一切杂流对于新王制作之热烈希望。汉景帝以前安静之风气盛，故贾谊见抑而死，武帝时代为改作风气发扬之时，诸杂流虽与儒者同时并起，末流亦相混杂，然《史记》于《礼》、《乐》二书之外作《封禅书》，《汉书》于《礼乐志》之外作《郊祀志》，明其区以别矣。公孙臣以阴阳而牵附儒者，新垣蒚以方士而牵附儒者，近人喜言儒者附会阴阳，不知阴阳亦附会儒术也。 《汉书·郊祀志》云：“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始终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尚黄。’……明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士德草改历服色事。……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蒲池沟水，权举火而祠，若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五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董仲舒借阴阳五行说以安立礼教，诸儒言灾异皆杂于阴阳五行，与公孙臣、新垣平以阴阳方士比附儒学同一杂乱，然阴阳方士自阴阳方士，儒者自儒者，未始同也。 武帝崇儒以后，儒学之势力渐大，桓宽《盐铁论》可以代表此时代之政治思想，举其要者，一曰不与民争利，二曰崇本抑末，三曰藏富于民，四曰制地均民，五曰尚德缓刑，六运重礼轻利，七曰以礼防淫，八曰偃武修文。就其原则而论，实可以代表中国人之政治思想。然不明时势，泥古不化，所以不免见讥于文吏。 《盐铁论·忧边篇》：“大夫曰：‘圣主思念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故使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拯恤贫贱，周赡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与言也。’” 《刺相篇》：“大夫曰：‘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称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又曰：“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论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善声而不知转未可谓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持规而非矩，执准而非绳，通一孔晓一理而不知权衡。” 以贤良文学之言致大夫之讥，诚不为过，盖大儒不作，迂儒鄙生徒知诵数前闻而已，故元成以降，儒者喜言灾异与恢复古制。灾异之说见于政治，文帝时已开其端，文帝后元年求言诏言：“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武帝策贤良，亦言“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自宣帝时魏相为丞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丙吉为丞相而问牛喘，谓“三公典调和阴阳”，以宰臣而言阴阳灾异，自此始也。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云：“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者也。” 灾异学说之盛兴与政治上之留心灾异，互为因果，元帝初三年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匡衡传》亦言：“元帝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阴阳灾异之说，在元成哀平为一大事，累见于诏书及臣下奏议，日食策免三公，灾害罢绌郡守，赵翼于《二十二史札记》曾论之也。复古思想之兴，固由学者无创见，亦可以表示儒家势力之大；儒者服古，竟可革时制之背于古制者而以古制代之，其力量之大可知也。 《汉书·礼乐志》云：“至宣帝时琅玡王吉为谏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旨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愿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一驱一世，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 《汉书·贡禹传》云：“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是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禹奏言：‘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无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绔刀剑，乱于主上，主上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 钱宾四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云：“盖王吉、贡禹皆主兴复古礼以几太平，宣帝不能用吉，而元帝专尊信禹，遂开晚汉复古一派，其风实始于王、贡。”又曰：“元、成以来，乃言礼制，追古昔，此为汉儒学风一大变。”钱先生于晚汉复古之事，一一分系于《刘向歆年谱》中，可以观其时之学风，兹不复言。惟王、贡虽开复古之风，贡禹所言多关於国计民生，又非虚文可比，故同为复古亦有当复与不当复之别也。 《汉书·韦臣传》赞云：“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制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班彪之言，乃就考文为说。以实效而论，遍立宗庙于郡国，及一切淫祀自罢之为宜，至于改三公州牧之类，则儒者泥古之弊，不足道也。复古之风至于王莽，而集其大成焉。汉初诸大儒言改制，而不泥古，宣帝以前之政治，皆有实效，元成以降，儒者言灾异，言复古，而朝廷之所留意者，皆是虚文，观于前后儒生之有无实见，于西汉一代实际之政治可知也。 （李源澄） 法吏与法律 秦焚诗书，为儒生以古非今也，法令为当官理民之务，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所以儒生而尊法令，亦即所以尊时王之政而废先王之政。荀子非相曰，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卿者，李斯所从受法，李斯相秦大变先王之政，以吏为师，岂不宜哉。汉兴因而不改，以文法吏治民，高祖纪云，吏以文法教训辨告是也。其时大臣或起于文法，或出于武功，遂成法吏政治。贾谊非之曰，文法之吏，务筐箱不知大体，此以儒生而攻击法吏耳。汉世儒生与文吏分途，《文翁传》云，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后汉书·左雄传》云，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胡广传》云，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王充《论衡·量知》《论衡·程材》《论衡·谢短》诸篇，即在评论儒生与法吏之优劣，以其相非故耳。儒者之非文吏固然，而重法吏者亦轻儒士，《汉书·朱博传》云，博尤不爱诸生，所至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曹耶？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无奈生所言者，圣人之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薛宣传》云，栎阳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轻宣，宣独移书显责，以相参检。文法儒生之不同，自其大者言之，儒生之为政，乃有其政治思想，不欲苟且因循，而文吏则守法以为治，不欲高道上古。自其小者言之，儒生为政主于宽容，而弊在舒缓，文吏主于严整，而失之刻深。《汲黯传》云，黯时与汤议论，汤辩常在刻深，黯奋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谓公卿，果然，必汤也。《后汉书·宋均传》云，均性宽和，不喜文法，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然儒术法令者，所业之不同耳，或宽或刻，亦往往根于性情。《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云，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此性与学相结合者也。《张酺传》云，酺虽儒者，而性刚断，下车擢用义勇，搏击豪强。《陈忠传》云，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此性与学相反者也，故知为政之宽猛虽有文法经术之不同，亦系其性情之所偏焉。近儒章太炎师著《原法》，及刘申叔先生著《儒学法学分歧论》，皆以古文学者不喜今文，颇讥西汉师儒而右法吏，殆非持平之道耶？夫儒者以通经服古为职，法吏以奉行时宪为功，一为学术，一为政治，自贾谊、董生之伦就儒术以评时政，儒术渐尊，而其取得政治地位，则亦有渐矣。《汉书·终军传》云，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行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何也？又诘偃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二国耶？将势宜有余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瞻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以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枉尺直寻，孟子称其不可，令所犯重罪，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为之耶？将幸诛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穷诘服罪当死，军奏偃矫制专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征偃即罪，奏可，上喜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隽不疑传》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闻而嘉奖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义。《夏侯胜传》云，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迺召问胜，胜对言《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代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此数事皆直接与实政有关，所谓通经致用者非耶？《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盖文景以前，法吏为政，而儒者竭力攻之。武宣之世，儒术渐兴，元成以来，尊儒生而黜法吏，其大较如此，惟尊崇太过，弊亦随之，戴圣虽吏治不足，恒见优容，薛宣虽为政可观，不为世重：此岂崇儒之本意哉。然儒生之弊又不如法吏之甚，路温舒之言曰，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温舒尝为狱小吏，其言深察人心之征，此宋均之所深恶夫法吏者欤？ 汉庭既崇儒，而汉所沿用者为秦法，秦用法家，其制法之意颇与儒家思想相违反，自不得不以儒术变更旧法。《汉书·高后纪》诏曰，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辜，訞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法家严刑峻罚以止奸，为使人畏罪而不敢犯，虽惨酷不顾也。夷三族之法，为秦人之旧法，而与儒家罪人不孥罪不相及之义相违，故除之。又法家尊君卑臣，臣下守法而不敢有所是非。商君治秦，秦民初言令不便与后言令便者，皆科其罪，其意在此，于是民有异议，皆目为诽谤訞言，其极也。人君暴恣于上，而下莫敢言，天下已乱，尚谓之安，秦已自食其报矣。儒家于臣民则曰，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于人君则以从谏为美，汉人除訞言令，亦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家律令也。《汉书·贾谊传》云，夫尝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是时丞相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遂系长安狱，治卒无事，故谊以此讽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法家持法以为治，于守法之外无有教化，故其制法有禁奸而无劝善，儒家以刑辅礼，即用刑之中亦含教化之意，故曰有耻且格。刑不上大夫，所以养耻，不加以刑，而使其自杀，是于刑罚之外，又加以礼义之防，待大夫者固厚，而所以责之者亦厚，此亦以儒家思想变更其旧法也。《宣帝纪》诏曰，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如是而连坐者，亦秦之旧法也，此缘法家有国而无家，有尊尊而无亲亲，故视此为当然，汉朝以孝治天下，教之所施，为法之所禁，安得不变改而从教乎？复仇之法亦如是也。《后汉书·张敏传》云，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汉代复仇之风，详见拙著《魏武帝之政治与汉代士风之关系》。其余若保护贫穷与矜宥老弱之法令，亦皆源于儒家思想，《后汉书·光武纪》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法家奖励生产以发展人类优越之天才，故其立法无保护贫困之科，杀奴一事，在西汉官吏有科其罪者，而国家明文规定，则自光武始。《汉书·惠帝纪》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刑法志》云，孝惠后三年诏曰，高年老者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暴之心，今或罹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人，他皆勿坐。成帝鸿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满七岁，械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其立法之意，皆源于儒术而与法家相违者也。不仅立法不同，用法之意亦迥别，法家不为惠于法之内，其用刑以平为至上，儒家以刑辅礼之穷，即不得已而用刑，亦求所以生之。《汉书·王嘉传》云，圣王断狱，必是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此种议论在汉极为普遍，亦儒术见伸之一效也。然原情定罪，其弊必至以意为轻重，此亦儒者用刑所以见讥于后世者欤！ 法吏儒生虽有盛衰，法吏儒生终为二事，而法吏与儒术由分而合，在西汉以儒生而兼通法令者有也，然或得之于家学，或得之于吏职，或由入仕之后而得见法令，东汉以后，法律之学传于民间，若儒者之传经，此一大变矣。《后汉书·郭躬传》云，父孔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钟皓传》云，世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人，而律本之传于民间，更在其前。《陈宠传》云，曾祖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莽复征咸，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既有律本，又公开教授，于是法律之学与经籍相等，郭躬、郭镇、陈宠、陈忠诸人，不仅缘引经文，考其行事，实粹然儒者，律令不为文吏专有而成为普通之学术，赖有此耳。夫李斯以儒者为秦制法，抑儒而崇法，汉兴儒术渐兴，又黜法而崇儒，儒生法吏遂为二类，即有兼习者，亦不以法律普教于人，自郭躬、陈宠以来，律令遂成为普通学术，郑玄、应邵而后，律令遂为儒学之一事，故法吏儒生虽为二，而律令与儒术则合流，盖律令久已渗合儒术故耳。此非学术史上一大变耶？ （李源澄） 汉帝国的中兴与衰亡 （一） 当新莽之世及建武初二十年间，匈奴不断侵扰中国的边境。但这时期匈奴的强梁只是他将届末日之前的“回光返照”。约在建武二十年以降，“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皆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二十四年，匈奴复分裂为南北。南单于复称“呼韩耶单于”，以所主南边八郡众四五万人降汉。汉朝听他们入居云中。其后南匈奴与北匈奴战失利，汉朝又让他们入居西河美稷今山西汾县离石一带。南单于派所部分驻北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西河及代八郡，为郡县侦逻耳目，以防北虏。汉庭在西河置官监督匈奴，并令西河长史领骑二千，驰刑五百人，以卫护匈奴，冬屯夏罢，岁以为常。这是建武二十六年公元五〇年的事。 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年以前，东汉对匈奴一向取容忍羁縻的态度。是年，明帝始大发缘边兵，遣将分道出塞，会合南匈奴，挞击北虏。北虏闻风渡大沙漠远去，汉军未得和他们的主力接触。只取了伊吾卢的地方。不数年后，北匈奴内部复起分裂，党众离叛，南匈奴攻其前，丁零攻其后，西域功其右，鲜卑功其左，内忧外患之余，加以饥蝗。章和二年公元八八年章帝东汉第三帝死，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南单于上书请求乘机灭北匈奴。适值窦太后兄窦宪犯了重罪，请求击匈奴赎死。乃拜窦宪为车骑将军，耿秉为副，将汉兵、南匈奴兵及其他外夷兵伐匈奴。次年，汉将所领的南匈奴兵与北单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敌众溃散，降者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宪等登燕然山，立石刻铭而还。铭文的作者即著《汉书》的班固，为东汉一大手笔，是役以中护军的资格从行。兹录铭文如下：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一作雷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城灭区单，反斾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匈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次年，宪方遣班固等招降北匈奴，而南匈奴深入追击，北单与大败，受伤遁走，其阏氏及男女五人皆被虏。宪见北胡微弱，便想趁势把他灭掉。次年遣耿夔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汉兵凌厉无前，斩杀五千余级。单于领数骑逃亡，他的珍宝财畜尽为汉兵所得。夔等追至去塞五千余里而还。单于远走，当时汉人不知其下落。近今史家或疑四世纪末叶侵入欧洲而引起西方民族大移徙之“匈人”，其前身即此次北单于率以远遁之残众云。但据《后汉书·耿夔传》，是时从北单于逃亡的不过“数骑”，其后裔如何能成为偌大的势力？故吾人于此说不无疑问。北单于既走，其余众降汉，后复叛，为汉所破灭。 耿夔灭北匈奴之后三年，即永元六年公元九四年班超亦把西域完全平定。班超，平陵今陕西兴平人，班固之弟。超之始露头角是在永平十六年伐匈奴之役。是役超为“假司马”，领兵击伊吾卢，战于蒲类海，斩虏很多，因被朝廷赏识。东汉自取伊吾卢后，乃开始经营西域，因派班超往使鄯善即楼兰。班超初到，鄯善王敬礼备至，后来忽然疏懈，超料定北匈奴有人派来，善鄯王因而动摇，考问服侍的胡奴，果得其实。于是把他关起来，尽召随从的吏士三十六人共饮，酒酐，说道：“你们和我都身在绝域，想立大功以取富贵。现在虏使才到了几天，鄯善王的态度便大变，假如他奉令要把我们收送匈奴，又为之奈何？”吏士都道：“现今处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便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为今之计，只用趁夜放火袭攻虏使，他们不知我们人数多少，必然大起恐慌，可以杀尽。把虏使一行诛灭，鄯善破胆，便功成事立了。”是夜班超领众直奔虏舍，适值有大风。他令十人携鼓藏虏舍后，约定一见火起即擂鼓呐喊，其余的人尽持刀剑弓弩，夹门埋伏。于是乘风放火，前后鼓噪。虏众慌乱。班超亲手格杀三人，吏士斩虏使并从士三十余级，余下的一百人左右通通烧死。明日，班超传召鄯善王，拿虏使的首级给他看。鄯善全国震怖，即纳王子为质，归服汉朝。事变的经过奏上朝廷，朝廷便令超继续往使其他诸国，以竟前功，并要给他增兵。他说：原有的三十六人就够了，倘有不测，人多反而为累。 是时于阗新破莎车，雄霸天山南路，而服属匈奴，匈奴遣使监护之。超离鄯善，西至于阗，其王待他甚冷淡。于阗俗信巫。巫者说：神怒于阗王向汉，要他取汉使的马来献祭。他便向班超求马。超秘密探知这事的详情，便答应他，却要那巫者亲自来取。一会巫者果到，班超立即把他斩首，拿他的首级送给于阗王，并责备他。他早已知道班超在鄯善的伟绩，见了巫者血淋淋的首级，更加惶恐，便攻杀匈奴的使者而投降于班超。超厚赏王以下，优加抚慰。 永平十七年，汉使复置西域都护。是年班超去于阗，从间道至疏勒。先是，龟兹倚仗匈奴的威势，雄据天山北路，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以代之。超既至疏勒，先派属吏田虑去招兜题，并嘱咐他道：“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替他出死力，他若不降，便把他拘执。”兜题果然无意归降，田虑便乘他无备，把他缚了，他左右的人惊骇而散，班超赶到，召集疏勒将吏，宣布龟兹无道之状，改立旧王的侄子忠为王，疏勒人大悦。忠和官属请杀兜题，班超却把他放了，遣送回国。 永平十八年，明帝去世，章帝继位，龟兹和焉耆乘中国的大丧，攻杀都护陈睦，于是班超孤立无援。龟兹、姑墨屡次出兵攻疏勒，班超率着那三十几个吏士，协同疏勒王拒守了一年多。章帝初即位，见他势力单薄，怕蹈陈睦的覆辙，便召他回国，疏勒都尉见留他不住，拔刀自刎。他行到于阗，于阗的王侯以下号泣留他，抱住他的马脚。他于是复回疏勒。时疏勒已有两城降于龟兹，和尉头国连兵。班超捕斩叛徒，击破尉头，杀了六百多人，疏勒复安。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七八年，班超率领疏勒、唐居、于阗和拘弥兵一万人攻破了姑墨时姑墨附龟兹，其王为龟兹所立的石城，斩首七百级。班超想趁势平定西域诸国，上疏请兵。五年朝廷派驰刑及应募千人来就。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反叛。援兵既至，超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生口甚众。超欲图龟兹，建议先联乌孙，朝廷从之。八年，拜超将兵长史。九年，又给他增兵八百。超于是征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秘密勾结疏勒王忠，啗以重利，忠遂反叛。超改立疏勒王，率效忠的疏勒人以攻忠，相持半年，而康居派精兵助忠，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和康居联婚，相亲善。超派人带了大批的锦帛送给了月氏王，请他晓谕康居罢兵，果达目的。忠势穷，被执归国。其后三年，忠又借康居兵反，继而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知道他的奸谋，却装着答应他。他大喜，亲来会超，超暗中布置军队等待他。他到，设筵张乐款待他。正行了一轮酒，超呼吏把他缚起，拉去斩首。继击破他的部众，杀了七百多人，疏勒全定。次年，超征发于阗等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征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合五万人救莎车。超召集将校和于阗王等商议道：“现在我们兵少，打不过敌人，计不如各自散去，于阗军从这里东归，本长史亦从这里西归，可等夜间听到鼓声便分途进发。”同时暗中把夺得的生口放了。龟兹得到这消息大喜，自领万骑在西界拦截班超，而命温宿王领八千骑在东界拦截于阗军。超探知他们已出发，密令诸部准备，于鸡鸣时突袭莎车营。敌军大乱四窜。追斩五千多级，获马畜财务无算。莎车穷蹙纳降，龟兹等各自散去。班超由此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十年超又定月氏。先是，月氏以助汉有功，因求汉公主，为超所拒绝，因怀怨恨。是年派其副王领兵七万攻超。超的部众自以人数单少，大为忧恐。超晓谕军士道：“月氏兵虽多，但越过葱岭，经数千里而来，并无运输接济，何须忧惧呢？我们只要把粮食收藏起来，据城坚守，他们饥饿疲困，自会投降，不过几十天便了结。”月氏攻超不下，抄掠又无所得，超预料他们粮食将尽，必向龟兹求援。于是伏兵数百，在东界等候。果然遇到月氏派去龟兹的人马，带着无数的金银珠宝。伏兵把他们解决了。班超把使人的首级送给月氏副王。他看了大惊，派人请罪并求放他生还。班超答应了他。月氏由此慑服，每年纳贡。永元三年，即耿夔灭北匈奴的一年，龟兹、姑墨、温宿皆向班超投降。朝廷拜超为西域都护。超设都护府于龟兹，废其王拘送京师，而另立新王。是时西域五十多国，除焉耆、危须、尉犁因从前曾攻杀都护，怀着贰心外，其余尽皆归附汉朝。其后，永元六年这三国亦为班超所平定。 （二） 自北匈奴为耿夔击败，逃遁无踪，其部众瓦解，本居于辽西、辽东塞外的鲜卑，乘机而进，占取北匈奴的土地。是时北匈奴余众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为鲜卑。鲜卑由此强盛，自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至顺帝阳嘉二年公元一三三年凡三十七年间，平均每隔一年，入寇一次，先后杀渔阳、云中及代郡太守。此后鲜卑忽然敛迹了二十年，而檀石槐兴起。檀石槐在鲜卑民族史中的地位，仿佛匈奴的冒顿。他把散漫的鲜卑部落统一，尽取匈奴的旧地，建一大帝国，分为三部：东部从右北平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每部置一大人主领。他南侵中国，北拒丁零，西至乌孙，东侵夫余以至倭国。他有一次俘了倭人一千多家，迁到“秦水”上，令他们捕鱼，以助粮食。他死于灵帝光合四年公元一八一年，溯自桓帝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他开始寇掠云中以来，他为中国患凡二十二年。在这期间，鲜卑几于年年入寇；有时连结乌桓及南匈奴，为祸更烈。北边州郡东起辽东，西至酒泉，无不遭其蹂躏。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想同他讲和，给他拒绝。灵帝熹平六年公元一七七年，曾派三万多骑，三路高柳、云中、雁门并进，讨伐鲜卑；结果，三路皆惨败，三将各率数十骑逃归，全军覆灭了十七八。汉廷对于鲜卑，盖已和战之策两穷。幸而檀石槐死后，鲜卑帝国旋即分散。 （张荫麟） 后汉的外戚与宦官 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治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们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髙，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倖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的皇后窦氏是没有儿子的。宋贵人生子庆，立为太子。梁贵人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宋贵人，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后兄窦宪专权。和帝既长，与宦者郑众谋诛之，是为后汉皇帝和宦官合谋以诛外戚之始。105年，和帝崩。据说和帝的皇子，屡次夭殇，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殇帝，是寄养于民间的。皇后邓氏迎而立之。明年，复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儿子，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凡15年。太后崩后，安帝亲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阎显，又宠信宦官和乳母王圣，政治甚为紊乱。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保，立为太子。后譖杀李氏而废保。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丧驰归，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当年即死。宦者孙程等迎立废太子保，是为顺帝。程等19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谴斥。顺帝任用皇后的父亲梁商。商死后，子冀继之，其骄淫纵恣，为前此所未有。144年，顺帝崩，子冲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孙质帝。因年小聪明，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桓帝立13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5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宦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的意思。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事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令，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则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吕思勉） 第三编 吕思勉、鲁迅讲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史总论 魏时将帅之骄 晋人之矫诞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南北朝的始末 魏晋南北朝史总论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乱之，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札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人事繁复，此固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覆亡。 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政治。 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可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诛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恒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为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故未尝减。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有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仍来自东晋者也。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沉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沉挚者，乃思舍迹而求道。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纵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即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太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然则此时代中，我国民之所建树者何如？岂遂束手一无所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故民族之移徙，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1)古之为治者，本今所谓属人而非属地，故曰“有分土无分民”。封建之世，等级之严峻，盖非后世所能想像。秦人虽云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汉世用人，虽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门巨族，在民间之权势自若也。古黄河流域，盖汉族居平地而异族居山。长江流域，初盖江湖缘岸，亦为异族所据，后稍与汉同化，其不同风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汉之世，江、河之域，皆颇似后世之西南诸省。而江域拓殖较晚，荆楚犹称火耕水耨，而扬州无论矣。自汉末以来，中原之民，乃因避乱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党亲戚，相将而行；或则有地方豪望，为之率将；故其户数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恤，建立纲纪。参看《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当时移徙之民，与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难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后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党、乡里，则能互相扶助而力强；而移徙之余，所处之地虽变，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变也。观此，可以知其为力之强。夫在一地方积有权势者，易一境焉，则其权势必归消失。北方诸族之南迁者，观史所载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人户等事，一若皆为豪富之徒，实则此不过其当路秉政者，其余则皆日入于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级之渐夷，盖非徒九品中正之废，而实缘士族之生计日趋困窘。故与庶族通谱、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与当地殖之民，盖犹格不相几，故必侨置州郡以治之。其时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难削平，复我邦族，则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乡闾之旋反无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断；人民亦以岁月之久，侨居者与土著者日亲；而积古以来，各地方之畛域，渐次破除矣。当时河域之民，播迁所届，匪惟江域，盖实东渐辽海，西叩玉门，北极阴山，南逾五岭焉。其声教之所暨被，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较强者也。其单弱贫困者，不能远行，则相率入山，与异族杂处。当时所谓山胡、山越者，其名虽曰胡、越，而语言风俗，实无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补户，可见其本多汉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虚立，则又可见其本多异族，因汉人之入山而稍为所化也。湘、黔、粤、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历千三百年，异族之山居者，犹未尽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际，自汉末至南北朝末，仅三百余年而遽成其功，虽曰地势之夷险不同，处境之安危亦异，然其所成就，亦云伟矣。自由史以来，至于秦、汉，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则为漠南，自河域南徂，则为江域。论者或病中国民族，不能北乡开拓，致屡招游牧民族之蹂躏。然民族之开拓，必乡夫饶富之区。江域之饶富，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执干戈以圉侵略，固为民族之要图，开拓饶富之区，以增益文化，其为重大，殆又过之。江域之开拓，实我民族靖献于世界之大劳，其始之自汉末，其成之则晋、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时代中成就之极大者也。其为功，视以兵力攘斥异族于行阵之间者，其大小难易，宁可以道里计？恶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权，暂入异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树，恒视乎其所处之境。自然之境易相类，人造之境则万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后绝异，以其初自然之力强，入后则人事之殊甚也。东洋之有秦、汉，西洋之有罗马，其事盖颇相类；中国见扰乱于五胡，罗马受破毁于蛮族，其事亦未尝不相类也。然蛮族侵陵以后，欧洲遂非复罗马人之欧洲，而五胡扰乱之余，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国有广大之江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殆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势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异之由于人事者，亦不乏焉。罗马与蛮族，中国与五胡，人口之数，皆难确知，然以大较言之，则罗马与蛮族众寡之殊，必不如中国与王胡之甚。两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则为人所同化，虽其道多端，而人口之众寡，殆为其第一义，此中国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罗马同化蛮族之所以难也。此非偶然之事，盖中国前此同化异族之力较大实为之。又蛮族受罗马文化之熏陶浅，五胡受中国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坚、元宏，即刘聪、石虎，号称淫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饬，其立法行政，亦未尝不效法中国。当是时，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辈之茫昧，殆更甚于我。试观五胡造作史实，绝无自夸其民族，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以视后来金世宗、清高宗之所为，迥不侔矣。异族之与我族遇，民族性之显晦，辽、金之间，殆为一大界。自辽以前，异族无不视汉族为高贵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后，则无是事矣。此其故，盖由辽以前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内，女真、蒙古、满洲，则皆距塞较远也。此可见我民族同化异族之力，不待五胡扰乱，而潜移默运，业已有年矣。又不独此也。罗马受蛮族之侵陵，欧洲遂倒演而入于封建之世，而中国自五胡乱后，其为大一统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实由罗马之为国，本不如中国之统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将，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蛮族酋豪，皆能成为一区域之大长，其权力历久而不敝，既不能一统之者，则其彼此之间，遂互相隶属，层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国当晋、南北朝时，亦是处有豪族、游侠；兵乱之区，又有堡坞之主；亦未尝不专制一方，然地势平衍，风俗大同，中枢之力较强，民情亦习于统一，故虽有可成封建政体之端倪，卒无竟成封建政体之事实。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则罗马之于基督，关系殊疏，而两汉之于孔子，关系极密。政教分张，事起近世，实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笃旧，不能与时俱进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设施，固应与教化相合。罗马之为治，实未能符合此义。人生虽不免屈于力，其意固恒欲附于德，故罗马解体以后，欧人乃欲奉教主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实不胜其任也，而政教之分争，遂为欧洲扰攘之大原焉。我国自汉武以后，儒教殆已成国教，然儒之所以为教者，实在人伦日用之间兼示为政者以轨则，而非恃迷信以锢人心，故与异教之相争不烈。国家既已一统，前此各地方之宗教，仅足维系一地方之人心者，既无以厌人之求，而急须一通行全国之大宗教，杂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变化，而成所谓道教者；而佛教亦于此时传入。丁斯时也，所以慰悦人之魂神者，孔教则让诸道、佛；而施于有政，以及人伦日用之际道、佛亦不与儒争。道佛二家之间，道家本无教义，时时窃取佛说以自附益；甚至并其仪式而窃之；一似无以自立。然旧来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铲除，佛教入中国后，虽亦竭力与之调和，或且网罗之以为己助，然佛为异国之教，于中国旧所信奉，固不能一网打尽，亦必不能囊括无遗，而道教于此，遂获有立足之地焉。我国本无专奉一神之习，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与三教异同者，苟非显与政府为敌；或其所唱道者，实与当时社会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维持秩序者不相容，亦未有痛加迫蹙者。获慰悦魂神，指道行为之益，而不酿争夺相杀之祸，要不能不谓我国之文化，高于欧洲也。 以上所说，虽已深切著明，读者终将疑我民族之所长，偏于文事，而于武德不能无阙，请更有说以明之。韩陵之战，齐高祖谓高昂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云何？”似乎鲜卑之战斗，非汉人所能逮矣。然卫操、姬澹说魏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晋人附者稍众。及六修难作，新旧猜嫌，迭相诛戮，卫雄、姬澹，谋欲南归，乃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是晋人之悍战，又过于鲜卑也。齐高祖之雄武，读史者应无异辞，然其先固亦汉人，特久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耳。云、代间鲜卑，号称悍战者，其中之汉人，必不少也。大抵当时五胡与汉族之杂处，其情形，当略如后世之汉与回。传奕言：“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齐；胡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正与后世回强汉弱之情形，后先一辙也。然则五胡之乱华，亦不过如清代咸、同间西南、西北之回乱耳，恶得谓华夷之强弱迥异，且由于天之降材尔殊哉？ 晋、南北朝史事，端绪最繁，而其间荦荦大端，为后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于缺略。又文学取其诙诡可喜，史学则贵求真，二者之宗旨，绝不相同，而当史学未昌之时，恒不免以文为累。晋、南北朝之史，带此性质犹多。试观有言于先者，必有验于后；而敌国材智，所见多同，有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时史家，好法《左氏》，实则与后世平话，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据，固无俟深求也。至于行文，喜求藻饰，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则知几《史通》，固已深讥之矣。兹编之作，钩稽芟落，虽竭吾才，去伪显真，犹恐十不逮一，纠缪绳愆，是所望于大雅。 （吕思勉） ———————————————————— (1) 移民：晋时之移民，士庶等级平，地方畛域化，山胡越归化，江域开辟。 ——著者按 魏时将帅之骄 《三国志·魏志·董昭传》：文帝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原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是后无几，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迸散。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 案《贾逵传》注引《魏略》言太祖之崩，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僚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以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饮食。《臧霸传》：“（孙）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都督青州诸军事。及践阼，进封开阳侯，徙封良成侯。与曹休讨吴贼，徽为执金吾，位特进。”注引《魏略》曰：“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国家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于帝，帝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然则当时所虑者，曹休之不能制霸，非休之欲渡江也。《魏略》谓休表言霸意，而董昭谓休自欲渡江，失其实矣。《王基传》：明帝时，基上疏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惟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读此知魏时将帅之骄，统一之业之不克早成，良有以也。 将帅之骄也，由于法之不行。诸葛亮所谓“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也。见《三国志·本传》注引《蜀记》武帝纪建安八年五月已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案《史记·项羽本纪》言：章邯降，“项羽乃立章邯为壅王，置楚军中，使长使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然则战败受诛者，不独将军也。而将军战败受罪，直至建安八年始行，何其慢哉？岂以所将者多群盗若臧霸之流，不容操之过急欤？ 又《武帝纪》：“建安七年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十二年二月，“丁酉，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注引《魏书》载公令：“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畴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入，将大与众人悉共飨之。”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夫此三令，可谓至诚恻怛，其于将士之恩，亦不为不厚矣。文帝即王位后，延康元年十月癸卯，下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亦可谓能肯堂肯构者。见《汉书·高帝纪》：四年八月，“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则知魏氏之于将士，不为不厚；而将帅之骄如此，治军者贵威克厥爱，信哉！ （吕思勉） 晋人之矫诞 自后汉以名取士，而当世遂多矫伪之人，色取行违，居之不疑，至易代而犹未革。《晋书》所载，居丧过礼，庐墓积年、负土成坟、让产让财、抚养亲族、收恤故旧之士甚多，岂皆笃行，盖以要名也。而其矫诞者，要莫如邓攸。《攸传》云：“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攸弃子之后，妻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蓄妾，卒以无嗣。时人义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史臣论之曰：“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徽墨，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其言善矣，然犹未尽也。夫云：“朝弃暮及”，则儿已自能奔走，何待负担？此而系之，是自杀其子也。不徒不足称义，抑当服上刑矣。《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攸纵不知此，而当买纳之初，岂不讯其家属？必待宠幸既久，然后及之邪？史之所云，无一语近于情理，而众口相传，誉为义士，固知庸众之易欺；而当时愤世之士，必欲违众而蔑礼，至于贾祸而不悔，固亦有激之使然者也。 《隐逸·郭翻传》云：“尝坠刀于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曰：‘尔向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沉刀于水。路人怅焉，乃复沉没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孔子曰：“鲁道衰，洙泗之间，如也。”若翻之所为，岂特龂龂而已。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若翻者，已既伤惠，而又伤人之廉，虽市井薄俗有不忍为，而谓隐者为之乎？然当日知名之士，亦间有天性笃厚之人。《刘之传》云：“去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直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若之者，不敢谓其无徼名之心，然就其事论之，则诚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矣。世岂遂无仁人？以徼名而勉为仁者，盖亦不乏，则名亦未始不足以奖进人也。然终以矫伪之士为多。是以君子尚玄德，不贵偏畸之行也。 （吕思勉）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那时正当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联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这就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了。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氏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到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傲倨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他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伊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倘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什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用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里不独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杰出的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全都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走到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下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获得。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都很少，现在我们很难判断。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为正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的。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设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话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也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都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他身子不大好，此外也许还有点荒唐的事情，因此不能不吃药。他吃的又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除治病时万不得已之外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起来了。五石散大概有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仔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立刻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一吃，大家也就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此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没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出，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下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吃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就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一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肉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是那时的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原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我们看晋人的传记或画像，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更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是不要紧的，因习惯不同之故。 比方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此外可窥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一样。 又因“散发”之时，不宣肚饿，故须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父母之礼是很繁重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稍一不慎，便会遭无礼的待遇。晋礼，居丧之时，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原故，社会上遂尊称这些人叫做名士派。 服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还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的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时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氏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吃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了，其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有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人本聪明，或因此也会变痴呆。故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也多深知药性不可。所以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我想或者也便是服药的原故。比方有苍蝇来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正始名士吃药，竹林名士则饮酒。竹林名士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吃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轻时，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了！ 后来阮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则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康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吃药和喝酒的原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故不屈；饮酒不会成仙，所以随俗沉浮，以敷衍了事了。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衣服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他便当然沉湎于酒了。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诗比他的文章，还要慷慨激昂些，但许多意思仍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但凡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的缘故。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掉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嵇康的见杀，表面上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是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了，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说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时，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常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要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亦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即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乞求。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引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鲁迅）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对立，起于公元420年宋之代晋，终于公元589隋之灭陈，共170年。其间南北的强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败及侯景的乱梁为两个重要关键。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时，历时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迁为界限，其治乱则以尔朱氏的侵入为关键。自尔朱氏、宇文氏等相继失败后，五胡之族，都力尽而衰，中国就复见盛运了。 宋文帝即位后，把参与废立之谋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都诛灭。初与其谋而后来反正的檀道济，后亦被杀。于是武帝手里的谋臣勇将，几于靡有孑遗了。历代开国之主，能够戡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绝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难能够及身戡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则非更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徒效忠于豢养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辅助，反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这亦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态了。宋初虽失关中，然现在的河南、山东，还是中国之地。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时青州治广固，兖州治滑台，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汜水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此时的魏人，还是游牧民族性质，其文化殊不足观，然其新兴的剽悍之气，却亦未可轻视，而文帝失之于轻敌。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文帝经营累年，至450年，又大举北伐。然兵皆白丁，将非材勇，甫进即退。魏太武帝反乘机南伐，至于瓜步。镇名，今江苏六合县。所过之处，赤地无余，至于燕归巢于林木，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公元453年，宋文帝为其子劭所弑。劭弟孝武帝，定乱自立。死后，子前废帝无道，为孝武弟明帝所废。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专以屠戮宗室为务。明帝死后，大权遂为萧道成所窃。荆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后谋诛之，都不克。明帝子后废帝及顺帝，都为其所废。479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为齐高帝。在位4年。子武帝，在位11年。高、武两帝，都很节俭，政治较称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大孙郁林王，为武帝兄子明帝所废。明帝大杀高、武两帝子孙。明帝死后，子东昏侯立。时梁武帝萧衍刺雍州，其兄萧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与齐明帝同党。其时江州刺史陈显达造反，东昏侯使宿将崔慧景讨平之。慧景还兵攻帝，势甚危急，萧懿发兵入援，把他打平。东昏侯反把萧懿杀掉。又想削掉萧衍。东昏侯之弟宝融，时镇荆州，东昏侯使就其长史萧颖冑图之。颖奉胄宝融举兵，以梁武帝为前锋。兵至京城，东昏侯为其下所弑。宝融立，是为和帝。旋传位于梁。此事在502年。 梁武帝在位48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自宋明帝时和北魏交兵，尽失淮北之地。齐明帝时又失沔北。东昏侯时，因豫州剌史裴叔业降魏，并失淮南。时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时，大破魏兵于锺离，在今安徽凤阳县，恢复了豫州之地。对外的形势，也总算稳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废弛。又因太子统早卒，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出刺诸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着一个不安的形势。而北方侯景之乱，又适于此时发作。 北魏太武帝，虽因割据诸国的不振，南朝的无力恢复，侥幸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因为其所有的，业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为其立国根本之地，却不可不严加维护。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车，且于北边设立六镇。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抚冥，在武川东。怀朔，在今绥远五原县。怀荒，在今大同东北察哈尔境内。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御夷，在今察哈尔沽源县。盛简亲贤，配以高门子弟，以厚其兵力。孝文帝是后魏一个杰出人物，他仰慕中国的文化，一意要改革旧俗。但在平城，终觉得环境不甚适宜。乃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此以后，鲜卑人就渐和汉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视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淫佚，这是不能因文明裎度的增进而改变的，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流于骄奢淫佚更易。论者因见历来的游牧民族同化于汉族之后，即要流于骄奢淫佚，以至失其战斗之力，以为这是中国的文明害了他，摹仿了中国的文明，同时亦传染了中国的文明病。其实他们骄奢淫佚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淫佚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有；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事业。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华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华化，就是要一切生活都照旧，那等于只生产而不消费，经济学上最后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骄奢淫佚而灭亡，殆为野蛮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运，后魏当日，便是如此。孝文帝传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太后胡氏临朝。荒淫纵恣，把野蛮民族的病态，悉数现出。中原之民，苦于横征暴敛，群起叛乱。而六镇将士，因南迁以后，待遇不如旧时，魏朝又怕兵力衰颓，禁其浮游在外，亦激而生变。有一个部落酋长唤做尔朱荣，起而加以镇定。尔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还保持着犷悍之风。胡太后初为其亲信元义等所囚，后和明帝合谋，把他们诛灭。又和明帝不协。明帝召尔朱荣入清君侧，已而又止之。胡太后惧，弑明帝。尔朱荣举兵入洛，杀胡太后而立孝庄帝。其部众既劲健，而其用兵亦颇有天才。中原的叛乱，都给他镇定了。然其人起于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为只要靠兵力屠杀，就可以把人压服。当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纵兵士围杀朝士2000余人，居民惊惧，逃入山中，洛阳只剩得一座空城。尔朱荣无可如何，只得退居晋阳，遥执朝权。然其篡谋仍不息。孝庄帝无拳无勇，乃利用宣传为防御的工具。当尔朱荣篡谋急时，孝庄帝就散布他要进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尔朱荣只得自止。到后来，看看终非此等手段所能有济了。530年，乃索性召他入朝。孝庄帝自藏兵器于衣内，把他刺死。其侄儿尔朱兆，举兵弑帝，别立一君。此时尔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镇，其势力如日中天。然尔朱兆是个鲁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与之不协。532年，其将高欢起兵和尔朱氏相抗。两军相遇于韩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阳县。论兵力，尔朱氏是远过于高欢，然因其暴虐过甚，高欢手下的人都齐心死战，而尔朱氏却心力不齐，遂至大败。晋阳失陷，尔朱兆逃至秀容川，在今山西朔县。为高欢所掩杀。其余尔朱氏诸人亦都被扑灭。高欢入洛，废尔朱氏所立，而别立孝武帝。髙欢身居晋阳，继承了尔朱荣的地位。孝武帝用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图与高欢相抗。髙欢使其党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杀岳。秦州，今甘肃天水县。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杀悦。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孝武帝即以泰继岳之任。534年，孝武帝举兵讨欢，高欢亦自晋阳南下，夹河而军，孝武帝不敢战，奔关中，为宇文泰所弑。于是高欢，宇文泰，各立一君，魏遂分为东西。至550年，而东魏为高欢子洋所篡，是为北齐文宣帝。557年，西魏为宇文泰之子觉所篡，是为北周孝闵帝。 当东西魏分裂后，高欢，宇文泰曾剧战十余年，彼此都不能逞志，而其患顾中于梁。这时候，北方承剧战之后，兵力颇强，而南方武备久废弛，欲谋恢复，实非其时，而梁武帝年老昏耄，却想乘机侥幸，其祸就不可免了。高欢以547年死。其将侯景，是专管河南的。虽然野蛮粗鲁，在是时北方诸将中，已经算是狡黠的了。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嗣为魏相。侯景不服，遂举其所管之地来降。梁武帝使子渊明往援，为魏所败，渊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袭据寿阳。梁朝不能制。旋又中魏人反间之计，想牺牲侯景，与魏言和。侯景遂反，进陷台城。南朝之宫城。梁武帝忧愤而崩。时为549年。子简文帝立。551年，为侯景所弑。武帝子湘东王绎即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时陈武帝陈霸先自岭南起兵勤王。元帝使其与王僧辩分道东下，把侯景诛灭。先是元帝与诸王互相攻击。郢州的邵陵王纶，郢州，今湖北武昌县。纶，武帝子。湘州的河东王誉，誉，詧皆昭明太子统之子。皆为所并。襄阳的岳阳王詧则因求救于西魏而得免。至元帝即位后，武陵王纪亦称帝于成都，纪，武帝子。举兵东下。元帝亦求救于西魏，西魏袭陷成都。武陵王前后受敌，遂败死。而元帝又与西魏失和。554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阳王詧于江陵，使之称帝，而对魏则称臣，是为西梁。王僧辩、陈霸先立元帝之子方智于建康，是为敬帝。而北齐又送渊明回国。王僧辩战败，遂迎立之。陈霸先讨杀僧辩，奉敬帝复位。557年，遂禅位于陈。这时候，梁朝骨肉相残，各引异族为助，南朝几至不国。幸得陈武帝智勇足备，卓然不屈，才得替汉族保存了江南之地。 陈武帝即位后3年而崩。无子，传兄子文帝。文帝死后，弟宣帝，废其子废帝而代之。文、宣两帝，亦可称中主，但南方当丧乱之余，内部又多反侧，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则北齐文宣、武成两帝，均极荒淫。武成帝之子纬，尤为奢纵。而北周武帝，颇能励精图治。至577年，齐遂为周所灭。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淫。传位于子静帝，大权遂入后父杨坚之手。581年，坚废静帝自立，是为隋文帝。高齐虽自称是汉族，然其性质实在是胡化了的。隋文帝则勤政恤民，俭于自奉，的确是代表了汉族的文化。自西晋覆亡以来，北方至此才复建立汉人统一的政权。此时南方的陈后主，亦极荒淫。589年，为隋所灭。西梁则前两年已被灭。天下复见统一。 两晋、南北朝之世，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一时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汉书·地理志》叙述楚地的生活情形，还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果蓏蜯蛤，饮食还足，是故窳生而无积聚，而《宋书·孔季恭传》叙述荆、扬两州的富力，却是“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鄠，今陕西鄠县，杜，在今陕西长安县南，汉时农业盛地价高之处。又说:“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成为全国富力的中心了。三国之世，南方的风气，还是很剽悍的。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这是最彰明较著的。其他东北至辽东，西南至交阯，莫不有中原民族的足迹，其有裨于增进当地的文化，亦决非浅鲜，不过不如长江流域的显著罢了。还有一层。陶潜的《桃花源诗》，大家当他是预言，其实这怕是实事。岛东汉之末，至于南北朝之世，北方有所谓山胡，南方有所谓山越。听了胡、越之名，似乎是异族蛰居山地的，其实不然。试看他们一旦出山，便可和齐民杂居，服兵役，输赋税，绝无隔阂，便可知其实非异族，而系汉族避乱入山的。此等避乱入山的异族，为数既众，历时又久，山地为所开辟，异族为所同化的，不知凡几，真是拓殖史上的无名英雄了。以五胡论：固然有荒淫暴虐如石虎、齐文宣、武成之流的，实亦以能服从汉族文化的居其多数。石勒在兵戈之际，已颇能引用士人，改良政治。苻坚更不必说。慕容氏兴于边徼，亦是能慕效中国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则已举其族而自化于汉族。北周用卢辩、苏绰，创立法制，且有为隋、唐所沿袭的。这时候的异族，除血统之外，几乎已经说不出其和汉族的异点了。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 （吕思勉） 第四编 岑仲勉、吕思勉、缪凤林讲隋唐五代史 隋唐五代史总论 唐朝的职官与选举制度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评价 盛唐之日落西山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隋唐五代史总论 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何以言之？ 先汉虽危加四夷，然夷狄之人入居中国者绝鲜，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据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纷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一矣。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二矣。不特此也，汉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则欲行均输，管盐铁，初犹相争《盐铁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争是也。至新莽遂合为一田为王田，兼行五均、六管是也。功虽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于衽席之安，其意则皎然也。而自魏、晋以来，人竞趋于释、老，绝不求矫正社会，而惟务抑厌其本性，以求与之相安。本性终不可诬也，则并斯世而厌弃之，而求归于寂灭，为释、老者虽力自辩白，然以常识论之，岂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论事，固无深远之识，亦鲜偏蔽而去实际太远之病，顺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举一世而欲归诸寂灭，是教社会以自杀也。教社会以自杀，终非社会所能听从，故至唐而辟佛之论渐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学兴焉。然宋儒之所主张者，则以古代社会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强人以顺从古代之伦纪而已；人心之不能无慊于古道，犹其不能无慊于今日之社会也。而宋儒于此，亦惟使人强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适覆，此与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会，而惟务抑厌人之本性者，又何以异？此又其若相反而实相类者也。世运岂真循环耶？非也。世无不变之事，亦无骤变之物，因缘相类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类，理也。然则自后汉至于南北朝，与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缘之相类者，又何在也？ 人性莫非社会所陶甄，今世社会学家言：人类已往之社会，大变有四：曰原始共产社会，曰奴隶社会，曰封建社会，曰资本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之世，遐哉尚已，吾侪今日，仅得就古先哲人追怀慨慕之辞，想像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盖在江、河下游，故炎、黄交战及尧、舜所都之涿鹿，实在彭城，《世本》。与今称为马来，古称为越人者密迩。其争斗盖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则以之为奴隶，故彼族断发文身之饰，在吾族则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侪之异族。苗民之所以见称为酷虐者以此。古所谓刑者，必以兵刃亏人体至于不可复属，此其始皆用诸战阵，施诸异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盖以施诸异族者，及本族也。黄帝，《书》称其清问下民，亦侯之门仁义存耳，其所恃以自养者，恐亦无以异于三苗也。此吾国之奴隶社会也。江、河下游，古多沮泽，水利饶而水患亦深，共工、鲧、禹，仍世以治水为务，共工与鲧皆蒙恶名，而禹独擅美誉，非其治水之术，果有以大异于前人也。自夏以后，吾族盖稍西迁，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迁而水灾澹焉，则以为神禹之功云尔。出沮泽之地，入苍莽之区，不务力耕，惟求远迹，则于所征服之民，但使输税赋而止，夏后氏之贡法是也。贡之名，乃取诸异部族者，与取诸本部族之税赋大异，夏后氏之贡，实以税而蒙贡名，盖初施诸来服之异部族，后虽入居其部，征服者与所征服者，已合为一，而其法仍未变也。至此，则向恃奴隶之耕作以为养者，一变而衣食于农奴之租税矣。此吾国之封建社会也。自夏至于西周，此局盖未大变，故尚论者多以三代并称焉。孔子称殷因于夏，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必有所据。礼即法，惟俗相类，故礼相类，惟社会之组织相类，故俗相类也。东周以降，种植、制造之技盖日精，通工易事之风亦益盛，则斯民之生计渐舒，户口日增，恳拓日广，道途日辟，风尚日同，则可以兴大师，则可以造利兵，则可以远征，则可以久驻。所征服之国能供亿也。吴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会也。生事之演进，无一非军事、政事之先驱，而统一之业，与资本之昌骈进矣。然以吾国疆域之广，水陆程途之修阻，风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几，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骜者，盖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枢失驭，则纷然并起而图割据矣，此州郡藩镇之祸所由来也，瘠土之民，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夺之，势也。吾国东南临海，大军不能飞越，西南则山岭崎岖，处其间者不能合大群，亦无由成为强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资锻炼，又平夷有利驱驰，每为侵掠者所根据，而河、湟、青海之间，亦其次也。争战必资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敌，汉、唐盛时，所以能威棱远憺者以此，然自来操政治之权者，多荒淫而无远虑，睹异族之臣服，则苟利一时之休息，而不暇维万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赋役，恣虐使也如后汉至苦役降羌，晋世并州多以匈奴为佃客，且掠卖胡羯为奴婢是也。则使之入居塞内；而风尘有警，又驱其人以为兵；于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项之祸所由来也。孔子所谓大同，即古共产之世也，其和亲康乐无论矣。封建之世，黩武之族，虽坐役殖产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诛求者，亦税赋力役而已，于所征服之族社会固有之组织，未尝加以破坏也。以力胁夺，所得究属有限，而历时稍久，且将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渐进于文明，故封建之世，社会之规制，尚未至于大坏，犹之人体，虽有寄生之虫，犹未至于甚病，故孔子称为小康也。至资本主义既昌，则昔时之分职，悉成为获利之彰，尽堕坏于无形之中，社会遂变而为无组织，而民之生其间者苦矣。东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刿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盖由于此。然斯时之社会，其体段则既大矣，其情状则既隐曲而难明矣，而生其间者，利害又相龃龉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于豫期之外，而事变之来，又多不可捉摸，则安得不视社会为无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务抑压一己，以求与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魏、晋以后之释、老，宋、明两代之理学，实改造社会之义即湮，人类再求所以自处，而再败绩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实相类也。读隋、唐、五代之史者，其义当于此求之。 中国之史，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盖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变动，亦皆息息相关，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处之境不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后起诸族，必资先进之族之牗启，故先进之国之动息，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进之国，在东方为中国，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此二文明者，与接为构，遂成今日之世界。其与接为构也，一由海而一由陆。泛海者自中国经印度洋以入波斯湾，遵陆者则由蒙古经西域以入东欧。泛海之道，贾客由之，虽物质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无于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遵陆之道，则东方之民族，自兹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兹而东略，往往引起轩然大波焉。东西民族之动息，亦各有其时，月氏、匈奴，皆自东徂西者也，铁勒、突厥、回纥、沙陀、黠戛斯，则自西徂东者也。黠戛斯虽灭回纥，而未能移居其他，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辽、金、元、清继起焉。辽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渐染中国之文明，金、元、清则中国之文明，先东北行而启发句骊，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然后下启金源，伏流再发为满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五胡乱华之后，隋、唐旋即盛强，而沙陀入据之后，则中国一阨于契丹，再阨于女真，三阨于蒙古，四阨于满洲，为北族所弱者几千年，则以铁勒、突厥等，皆自西来，至东方而其力已衰，而辽、金、元、清则故东方之族类也。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实在唐世，读隋、唐、五代史者，于此义亦不可不知。 （吕思勉） 唐朝的职官与选举制度 自余与后世关系较巨者，曰职官制与选举制。自魏晋以来，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诸职分理国家政务。后周建六官之职，隋文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炀帝大业中，行新令，遂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机关。唐亦因之惟改内史省复为中书省，然其设官之意义有与魏晋迥不相侔者，魏晋之世，尚书令等不过帝皇之私属，唐则侍中中书令暨尚书左右仆射等，皆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与汉之丞相及行丞相事者同其职权是也，考唐制，“中书省其长为中书令，下有侍郎舍人等，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取旨议决机关也。“门下省其长为侍中，下有侍郎，给事中等，以侍从献替，规驳非宜，”审覆监督机关也。“尚书者其长初为尚书令，后为左右二仆射，下设左右丞，以统会众务，举持绳目，”奉行执行机关也。此外尚有秘书省以监录图书，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台以肃清庶僚，九寺五监以分理群司，六军十六卫以严其禁御，及东宫诸府以俾乂储宫，牧守督护以分临畿服，详见《通典》卷十九至三十四，《职官典》一至十六。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敕旨既下，皆先经门下省，由给事中侍郎侍中等审署，事或不便与旨有违失，并得驳正封还。而尚书省奉行政令，分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本于隋，迄清末始改，部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亦沿用至清季举天下之事毕隶焉。 观开元中所修《六典》，设官分职，备极详密，弘纲巨旨，粲然明备，实足与周官颉颃。就其总者言之，如官司之奏报，文牍之施行，皆有定式，吾人今日尚远逊其完密焉。然自太宗时“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高宗武后世，仕进之门日广，擢拜多不以次，人皆弃农、桑、工、商而身趋之。《通典》所载“内外文武官员凡万八千八百五，内二、六二〇，外一六、一八五”诸色胥吏，“总三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内三五、一七七，外三一四、六八六。都计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费，不足为忧。”安史乱后，黎庶凋瘵，出租赋者锐减，而食租赋者额则依旧，俸复倍增。且方镇外叛，宦官内横，朝廷百司，多不能举其职。冗官厚禄，遂为大病。朝廷以府库无蓄积，不足以供赏贵，复专以官爵赏功，名器亦由是而日滥焉。隋鉴九品中正制之弊，改荐举为考试，文帝始建秀才科，炀帝更建进士科，以策问及诗赋取士，至唐而科举之制益备。“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著于令者大略如此，而有司选士之法，则因时损益不同。初以秀才科为最高，“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明经先试帖文，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后试经义及对策。进士则试帖文对策外，兼试诗赋，故难易迥殊。因帖经仅资记诵，对策多可抄袭，诗赋则非可强为，其进士大抵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故进士为尤贵，终唐之世，“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贵族政治，矫之以科举，而后贡选考试机会均等，不特泯贵族平民之阶级，庶民之优秀者，亦得与贵族均享政权。是即《礼运》所谓“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也。然自科举侧重文辞，“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故当开元盛世，杜佑已有“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笔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趋，职事委于郡胥，货贿行于公府”之叹。尚浮华而不务实际，遂为唐以下士子之通病矣。又自魏晋以来，多沿汉制设立国学，而唐制最备。自“国子”、“太学”、“四门”外，复有“律学”、“书学”、“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定之，皆隶于国子监。其地方亦各有学校，设博士助教等教之，当太宗世，学风最盛，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学生多至八千余人。为汉后未有之盛事。高宗龙朔中，东都亦置国子监。于时场籍率先两监而后乡贡，诸以文儒亨达，鲜不由两监者。天宝中，且尝令举人专由国学及郡县学。越二载，又复乡贡，盖唐制学校亦科举之一法，固与汉以国学为讲学地者异也。然自天宝后，学校遂衰，生徒流散，不逮盛时什一。且或“堕窳败业而利口舌”，或“崇饰恶言而肆斗讼”，或“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学风之坏，亦颇为时人所讥焉。 （缪凤林）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评价 一、起源 府兵这名词，在旧日史学界中，是常挂齿颊的，是得人羡慕的；而其制度怎样，大致来说，却是暧昧的。这种现象，我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屡屡会碰着，府兵问题尤其突出。“府”字古人多作“财物所聚”和“官吏所居”解，像西汉的材官、羽林或南军、北军，三国的部曲等以前的兵制，没有以“府”为名的。府兵的起源一般人上推至西魏，然而我们要问，这种制度是不是西魏自创的呢？当西魏大统初年公元535—542年，宇文泰正在竭力抵抗东魏高欢的进攻，连年战争不息，要说在风雨飘摇之际，从容地来创立一种新兵制，似为时势所不许。直至近年，陈寅恪才揭出它是鲜卑兵制；宇文泰于522年北魏正光三年顷，已做了军官，北魏兵制应该是他所素知的，说府兵的组织方法由鲜卑族传下，是有相当的理由的。 代表鲜卑族的拓跋王朝，入主中国仅150年公元386—533年，我们既然说府兵是鲜卑兵制，《魏书》里面总应该有多少事实可资证明。《魏书》卷五八《杨椿传》说：“自太祖即道武帝平中山公元397年，多置军府，以相威振，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46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人。”可见拓跋朝初期早有“军府”的名称。又《北齐书》卷二三记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魏兰根跟随李崇往讨蠕蠕又作“茹茹”，曾对崇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 “府兵”的名称，应由“府户”所引生。又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八月北魏孝明帝解放军人为民的诏书说：“世祖太武皇帝公元424—451年……躬率六师，扫清逋秽，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逮显祖献文皇帝公元466—470年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疆族，分卫方镇。高祖孝文皇帝公元471—499年……选良家酋帅，增戍朔垂。……先帝宣武帝，公元500—515年以其诚效既亮，方加酬锡，会宛、郢驰烽，……兵连积岁，兹恩仍寝，用迄于今，怨叛之兴，颇由于此。朕孝明帝……追述前恩，敷诸后施，诸州镇军贯之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可见至北魏末叶，已军为军籍，民为民籍，并不像后人所说的“兵民合一”或“兵农合一”。不然的话，魏兰根又何须请求“凡是府户，悉免为民”，事情是明白不过的。原来“兵农合一”的含义，就是说，当兵的一离开队伍，便马上回去种田，若遇征召，即放下农具来作战；游牧部落只是“兵牧合一”，并不是“兵农合一”，农业技术比畜牧复杂得多，鲜卑人刚开始汉化，种植事物是不大懂的。他们受了分田，其中总有些给人佃耕而过着等于汉族地主的生活。倘若不然，出征的人的家里没有劳动力，他们又怎样耕作呢？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九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或拿来作为北魏兵农合一的凭证。我们试看《魏书》卷七九《范绍传》，说魏人克复义阳那一年按即正始元年的冬天，朝廷准备南伐，“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派范绍为西道六州屯田大使，便知道那些是屯兵田兵，故要他们秋种麦，春种粟稻，并不是一般的兵都这样。再观皇始时代的镇兵“不废仕宦”引见下文，更哪能说是“兵农合一”？ 正光五年的诏书虽然颁下，却未实行，因为各镇起义的火焰已普遍地燃烧起来了。同时，广阳王渊唐人讳“渊”，改作“深”也上表说：“昔皇始公元396—397年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沖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多復逃胡乡。”拿元渊这个表章，与前引魏兰根之言以及同时的绍书相比读，对于酿成镇兵愤怨的经过，越为明白。 再综合前四段引文，加以分析，我们可约略晓得，北魏这些兵初时都从世族“强宗”或重臣“国之肺腑”的子弟“高门子弟”挑选而来，换句话说，并不是普遍征兵。当选之后，遇着机会，仍可以照旧“入仕次叙，一准其旧”充任官吏“不废仕宦”，无分文武“文武兼用”，还可免除赋役“偏得复除”。不过这些军人的子孙，却要继承着父兄担负服兵役的义务“世习干戈”，由此可见，北魏是采用世兵制的。兵役虽是世袭，但其身份与不当兵的平民并无区别，即是军和民享受平等待遇，所以世家子弟都乐于当兵。到了中叶太和以后，因为受汉族重文轻武的思想影响李沖任事，当兵的渐被官吏蔑视，待遇不复平等，把他们的户口拆分出来，特号为“府户”，致有军籍、民籍之别；因之，当兵的就跟奴隶一样“役同厮养”，无复有进身仕途的希望“不过军主”，身份降低了“莫肯与之为伍”，“清流”不肯与他拉朋友、聊婚姻了“官婚班齿，致失清流”。反观旧日不当兵的同族又怎样呢？他们依然可以作官“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没有丢失他们的身份，在相形见绌之下，不禁又怨又愤，越积越深，卒酿成北魏末年一场很剧烈的阶级战争，即北边六镇之乱，拓跋氏便跟着亡国。 北魏在边防要地置镇，镇之下地位较次的叫做“戍”。北方各族兵卫制度，大概酋长身旁虽设置常川保卫军，但取轮班的办法，不上班的驻在各人的牧地，他们有着马匹，平时又习于骑术，即遇意外征调，数百里之外也很容易集中起来。其后往汉族土著地方迁移，环境便大大变易，田畴交错，不容许戎马任意驰骋，集中就发生许多困难，北边要防御蠕蠕部落等来侵，南边又要防南朝的武装入境，南北的沿边不能不设固定的镇戍以资防御了。杨椿所称“渐割南戍”，系指献文时分出北方一部分边兵往南方戍守“差割疆族，分衞方镇”，以致兵力单薄，失去镇压的力量。魏兰根亲眼见到阶级斗争势将爆发，为思患预防之计，要扫除军民的隔阂；果然同年之内，沃野镇人便竖起义旗，一发而不可复止。 由这，知“镇”是军队驻扎的地点，“府”是军队征发的来源，两者是不能混同的。 有人见北魏史里自道武帝至末世，常有禁兵亦称禁旅、义兵亦称义军、义众等名称，以为世兵之外，还有别种兵制。我们须知西魏府兵一面担任禁卫，另一面又担任作战，其制度应上承北魏。北魏从太和时由代迁到洛阳的兵士都充当羽林虎贲；又孝明帝初任城王澄奏，“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可以推知禁兵也是应用世兵制的。其次，“世兵”这个名词是表示着他们怎样组织，“禁兵”是表示着他们接受什么任务，两者的范畴不同，我们哪能说禁兵不是世兵制度呢？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我们只承认府兵的初制起源于鲜卑，“府兵”的名称在北魏时代还没有成立。至于义兵与农民起义军的“义师”同属于临时集结的，所不同的前者是拥护封建统治的组织，后者是反抗封建统治的组织，所以并不是经常的兵制。 二、评价 （一）府兵制的性质 要确定府兵这一制度不适合于我国封建社会，必先明了它的性质，以前研究者因没有通过深入分析，致发生多少误会： 第一，府兵不是普遍征兵制而是略加变通的世兵制，认府兵为普遍征兵制，据我所见，较早者有罗识武。其后则何兹全说：“直到隋代统一南北，才又为普遍的征兵所代替。按唐的府兵由隋朝传下，那末，他是认唐府兵为普遍征兵了。但果如其说，各道的折冲府数断不会相差太远，为什么关内的竟至五六十倍于岭南、江南呢？另一方面，何氏又说“永嘉以后公元三一二年以后的北方诸王朝及北魏、周、齐亦有世兵制”，然而隋制无疑承袭北周，应不能同时为普遍征兵又为世兵的；何况北魏中期已把当兵的别开为府户，西魏最初所拣，限于“六户中等以上”，甚至唐代，也有卫士拣充“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等限制，尤其有“军府州”和“非军府州”的区别，有点像清代的八旗，普遍征兵何须要这样规定呢？ 有人既误会“六户中等以上”为六等以上户，因而联系到龙朔三年“卫士八等以下”的制定，认为“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八等”下中指户籍等第，“六户中等以上”指六镇户第六等中下以上，府兵之家，既不免征徭，自然有九等之别，怎样见得府兵制普及于军府地域内之全部人民？如果说从前只限于“中下”以上，为什么这时却有“下中”以下的户出现？那又须知户等非固定不变的，从前家道殷实，隔了些时变而家道中落，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又可证实府兵是世兵制，故有由中下户堕落到下中户的现象。王夫之说：“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违其材质，强使即戎。”他的观察是正确的。 第二，府兵不是“兵农合一”或“兵民合一”。自《邺侯家传》有“郡守农隙教试阅”的话，《新唐书·兵志》更坐实其“居无事时耕于野”，遂造成兵农合一的长期误解。不错，漠北各族本来是兵牧合一的，无事则返回牧地，照料牛羊，有事则千里之间，瞬息可以集中作战，但入居中原后由牧而农，情形可就不同了。西魏下番之后“教旗习战”，哪能分身兼顾农务呢？北周以“侍官”为称，略似清代的侍卫，唐代的授勋很滥，更可多得一分勋田，他们回到乡间去恐怕总以绅士自居，故能够雇人代替，虽然分有田，未必都个人自耕。唐制又名言拣自六品以下子孙，更属于士族阶级了。太宗时简点使封德彝等想把中男十八岁以上的简点入军，魏征说，若中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陈寅恪以为从租赋一句话来推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按唐代无论士农工商都可受田，既享受田的权利，自然应尽纳租赋的义务，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拿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的条件来断定兵农合一，恐说不过去吧。 北齐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陈傳良指此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那时可作“民丁”解，“力役”又与“军人”异，这条命令属于地方上田赋性质，而北齐的军人户口，归军将管辖，地方官无权过问的至十州之多，他们都是免去租赋的，则上项命令怎见得与府兵相关呢？ 或又说“兵民合一”，同样脱离事实。唐律“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二年……若部内有冒名相代者里正笞五十，一人加一等”。按不是卫士而临时募充的叫做“征人”；又“其在军冒名者队正同里正”，所谓“在军冒名”，指卫士以上。换句话说，民征人有罪罚在里正，府兵卫士有罪罚在队正，显是军、民分治之确证，哪能认为兵民合一？还有卫士的名簿，只由本折冲府掌握，不归州县地方管理，更显而易见，兵民是分治的了。 唯其是这样，唐代各道军府数目之多少悬殊，同一道内的军府分布之疏密互异，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第三，府兵兼负宿卫和出征两项任务。谷霁光说：“当日隋、唐军备中——至少府兵一项——最重宿卫一点。”试看隋、唐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将军，再上溯西魏的初制，“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可见府兵之职务，自始至终，没有大改变。 第四，府兵最突出的缺点是自备物资。像朱礼所说：“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田制既坏，府兵亦废，而唐常有养兵之困。”系只看见小利的一面而没见到大害那一面。北族战争时准其军队掠夺，俘虏又得配给，自备不是难事。我国很早就有队伍严肃、秋毫无犯的认识，如果要军人们出资备战，岂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吗？ 由于以上分析，便明白府兵制是游牧社会的落后组织，我们早进入封建社会，拓跋族及其继承者却把那种制度再施行于中国，拉向后走，维持了二三百年已嫌太久，如何再能继续下去呢？王夫之以为“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确一语破的。朱礼曾说：“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当壮而镇兵尚稚，府兵已亡而镇兵方壮，其成其坏，自不相侔，而相为消长者亦其势之必至也。”尚能抉出府兵已达到衰亡的理由。 （二）府兵制的利弊 关于府兵制的利弊，论者大不乏之人，但因对府兵的性质认识不甚清楚，立言往往无当于事实，故属于此一类的论议，这里不拟多辨，只条列其出发点尚不大错者数端： “论制度的好坏，或制度的利弊，须视当日政情而定。”这是我们论古史所应有的认识，我们不能把历史向前拉的。府兵之利，据一般说： 一、居重驭轻。可是有人既强调这一条，同时又引唐中宗后韦氏临朝称制，召折冲兵万人分屯京城，由韦氏子侄统领，“总兵的仍又利用易于集中的军队，以行其是”。那末，主要还是能不能够连用的人事问题，不在乎居内或居外。 二、将帅无握兵之权，可免私兵之祸。然而募兵、边兵等也可以易帅，这不一定是府兵特有之利。 三、简点丁壮，须验材力。这是一方面的看法。但又有人以为“少壮不齐，难成劲旅”，其实这种利弊，完全靠人事调节，非府兵制本身的特点。 关于它的弊害，又有如下的论据： 一、远近分番之太过纷扰。章氏说：“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朱礼的见解略同。这不能不算是制度本身的缺点。 二、府多的地带，虽互助仍难供办。这是府兵制最突出的弊害。 三、引着君主走上黩武的途径。有人举隋炀帝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为例。按炀帝唯大事招募，故至于扫地为兵，君主之酷好战争，无论在任何兵制下都有之，不能专归咎于府兵的。 （三）总结 府兵制是适应于游牧社会的兵制。生长在漠北的落后部族，习于骑术，来去较易，他们本无禁兵、边兵之别，无事时可以屯聚在一起，有事时可以散而之四方。他们的策略是因敌为粮。用不着辎重、饷需的后继，不前进，不力战，就会饿死，战胜就可分享到战利品。燕凤说：“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可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里，情况不一样，其有利因素势难继续保持，制度亦必然不能持久施行。此外，它不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还有如下几点： 一、府兵揀取的原则是先富后贫，富人多娇生惯养，不知作战为何事，即使他们愿意入军，也必演成不能授甲的现象。要靠他们御敌卫国，是多么危险的事！ 二、如果取的是贫羸的，没有乡邻互助，妻子无以资生，自不能安心上番，最后只有逃亡。兵疲饷绌而期望战胜，与取自富豪子弟者同一样危险。 三、经济越发展则分工越细密，随着潮流影响，相信有府兵名籍的已多转入工、商两途，定期番上，必非所愿。魏征《十渐疏》说“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贞观十三年已有此弊，则借作僮仆非始自武后，初唐早肇崩溃之基。 四、国家机构未确立，自然无法担负巨额支出——尤其是军费之支出，资斧自备实即氏族社会末期一种变相的赋税。封建社会则不然，国家已建设征收的机构，人民也大致按比例而缴纳赋税，府兵之优免租庸调，无非等于当兵的雇值因为不当兵的也同样受田。随着时势而变通，国家固宁愿略增一点支出，取得统筹兼顾之较妥善的途径，使军备达于巩固地位，一方面可减少贫弱逃亡，免至财政紊乱；另一方面又可使富豪安帖，不至发生抵抗。就统治阶级来说，改世兵为雇兵是有利的。 总之，府兵之废除，系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必然产生的结果，主要是经济对兵制的影响。虽然兵制改变后也可对经济发生其作用，但如果认为：“府兵破坏，整个的社会经济也同时发生动摇，……至少是社会经济崩溃的一个象征。”则恰得其反。府兵崩溃的过程，如第七章所揭，应包括武后之开元初叶一个时期，正是唐代经济最繁荣上升的时期。我们无须多辨，只拿当年历史来一比，便知道正由于经济繁荣，才促使府兵崩溃，绝非府兵废除象征着经济崩溃了。 论道我国历朝兵制，府兵最为一般人所共知，然而在开元时史册已不甚详，因而后世就发生许多误会。对于它的起源，或以为本自鲜卑而未提佐证，或以为同于南朝而理由不充。试求其实，无疑是游牧社会的落后兵制，它与均田相依为命，没有授田，不可能强迫军士自备资斧和武器。时至隋唐，国内经济日益发展，兼并之风，不可复抑，均田制崩溃，府兵制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崩溃。 中唐的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好像空想唐虞三代一样，只觉得府兵废除后仅三十年便发生安禄山之乱，就把前者看作是后者之因，众口一辞，几成定论。其实安禄山是在李唐军政不修的情况下发动变乱的，府兵即使尚存，也无能为力。 府兵制是略为变通的世兵制，不是兵民合一，也不是兵农合一。它兼负禁卫和征行两种职务，有点跟东西周和后来契丹、蒙古的军制相像。拓跋氏把它和均田制一起带入中原，仗着统治的势力，才推行了许久，实际上它与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并不适应的。 （岑仲勉） 盛唐之日落西山 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比美贞观。公元655年，高宗惑于才人武氏，废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风眩之故，委任于她，政权遂渐入其手。高句丽、百济及西突厥虽于此时平定，而吐蕃渐强。吐谷浑为其所破，西域四镇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于是开始。683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为武后所废，徙之房州今湖北竹山县。立其弟豫王旦即后来的睿宗。690年，又废之，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皇帝。后以宰相狄仁杰之言，召回中宗，立为太子。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卧病，结宿卫将，奉中宗复位。自武后废中宗执掌政权至此，凡22年，若并其为皇后时计之，则达55年之久。武后虽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当其握有政权之时，滥用禄位，以收买人心；又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威吓异己的人，而防其反动；骄奢淫佚的事情，更不知凡几；以致政治大乱。突厥余众复强。其默啜可汗公然雄据漠南北，和中国对抗。甚至大举入河北，残数十州县。契丹酋长李尽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国不能讨，幸其为默啜所袭杀，乱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于营州的靺鞨营州，为热河朝阳县，为唐时管理东北异族的机关。就逃到东北，建立了一个渤海国。此为满族开化之始，中国对东北的声威，却因此失坠了。设在今朝鲜平壤地方的安东都护府，后亦因此不能维持，而移于辽东。髙句丽、百济旧地，遂全入新罗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镇，虽经恢复，青海方面对吐蕃的战事，却屡次失利。中宗是个昏庸之主，他在房州，虽备尝艰苦，复位之后，却毫无觉悟，并不能铲除武后时的恶势力。皇后韦氏专权，和武后的侄儿子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复盛。张柬之等反遭贬谪而死。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儿，亦都干乱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浊，更甚于武后之时。710年，中宗为韦后所弑。相王旦之子临淄王隆基定乱而立相王，是为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仍干政，惮太子英明，要想摇动他。幸而未能有成，太平公主被谪，睿宗亦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玄宗用姚崇为相，廓清从武后以来的积弊。又用宋璟及张九龄，亦都称为能持正。自713至741年，史家称为开元之治。末年，突厥复衰乱，744年，乘机灭之；连年和吐蕃苦战，把中宗时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复；国威似乎复振。然自武后已来，荒淫奢侈之习，渐染已深。玄宗初年，虽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顿，实亦堕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岁以后，遂渐即怠荒。宠爱杨贵妃，把政事都交给一个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后，又用一个善于夤缘的杨国忠。天宝之乱，就无可遏止了。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这大约是历时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个原因罢？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蕃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二）胡字本是匈奴的专称，后渐移于一切北族。再后，又因文化的异同易泯，种族的外观难改，遂移为西域白种人的专称。详见拙著《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西域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北族为高。他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以不受注意。然虽无直接的政治关系，间接的政治关系却是有的，而旦其作用颇大。从来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关涉。冉闵大诛胡、羯时，史称髙鼻多须，颇有滥死，可见此时之胡，已非尽匈奴人。拓跋魏占据北方后，有一个蓋吴，起而与之相抗，一时声势很盛，蓋吴实在是个胡人。事在公元446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见《魏书·本纪》和《宋书·索虏传》。唐玄宗时，北边有康待宾、康愿子相继造反，牵动颇广，事在公元721、722年即玄宗开元九年、十年。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颉利的衰亡，史称其信任诸胡，疏远宗族，后来回纥的灭亡亦然，可见他们的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以致渐失其武健之风，还不尽由于中国的渐染。从反面看，就知道他们的进于盛强，如物质文明的进步，政治、军事组织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于西胡的了。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时的契丹，其侵入中国，实在都是这一种性质，而安、史之乱，就是一个先期的警告。 安禄山，《唐书》说他是营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书》虽说他是突厥种，然其状貌，“鸢肩伛背，目侧鼻”，怕亦是一个混血儿。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译，为互市郎，可见其兼具西胡和北族两种性质。任用蕃将，本是唐朝的习惯，安禄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阳、平卢两镇的节度使。平卢军，治营州。范阳军，治幽州，今北平。此时安禄山的主要任务，为镇压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壮士，名之曰曳落河。其军队在当时藩镇之中，大约最为剽悍。目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内地守备空虚，遂起觊觎之念。并又求为河东节度使。755年，自范阳举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继之，潼关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于路留太子讨贼，太子西北走向灵武、灵州，治今宁夏灵州。即位，是为肃宗。安禄山虽有强兵，却无政治方略，诸将亦都有勇无谋，既得长安之后，不能再行进取。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朔方军，治灵州。乃得先平河东，就借回纥的兵力，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邺。因号令不一，久而无功。史思明既降复叛，自范阳来救，九节度之师大溃。思明杀庆绪，复陷东京。李光弼与之相持。思明又为其子朝义所杀。唐朝乃得再借回纥之力，将其打平。此事在762年。其时肃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乱首尾不过8年，然对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内治亦陷于紊乱、唐朝就日入于衰运了。 （吕思勉）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开元之初，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中间虽尝罢遣廿余万《通鉴》二一二开元十年，然不久而屡兴战役东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乱后，更军费大增。职是之故，不得不讲求理财，理财又可分言论与方法两项记之。据余所见，通李唐一朝，其言论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刘彤　北周之际，凡盐池、盐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赋其税，隋开皇三年始罢之。《隋书·食货志》及《通典》一〇入唐后，诸州所造盐铁，每年虽有官课，但中央似不大过问。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上论盐铁表云：“……然而古费多而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民盛事也，臣实为当今宜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捐有余而益不足。……然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会要》。其计划之大致，即（一）凡人民未获国家许可，不得霸占国家公地、公物，以取丰富之利润，此种获利甚厚之事业，应归国家专营及贸易。（二）贫穷之民，宜免除徭赋，使得专心务农。（三）如果贫民可以蠲免税赋，则被压迫之民众，自然望风景附。其言颇与近世主张国家收入主要靠国营事业之理论相近，见解迥出向负唐代理财盛名的刘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师度、强循等计会办理，卒以沮议者多，并未由中央收管同上《会要》。刘彤“柔荒服”之见解，实即儒家所谓“王道”，如果善于体会及运用，何难化臭腐为神奇。 二、陆贽　有中央统治之剥削，有贪官污吏之剥削，更有豪门、地主之剥削，剥削愈多，人民愈苦，则反抗生焉。试观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见下文），又李绅诗：“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知中唐以后，上层阶级如何压迫剥削，下级农民如何困穷无告，即此一端，唐已有必亡之道矣。兹节录贽疏《宣公集》二二于下方，所言虽仍不免受时代之限制，然在彼时能作此等话，称曰“民主经济论”，不为过也。 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此王者所以节材力，励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则贵贱有章，丰杀有度，车服、田宅，莫敢僭逾，虽积货财，无所施设，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穷，圣王能使礼让兴行而财用均足，则此道也。其制委，则法度不守，教化不从，唯货是崇，唯力是骋，货利苟备，无欲不成，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蓄群黎，隶役同辈，既济嗜欲，不虞宪章，肆其贪婪，易有纪极。天下之物有限，富家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今兹之弊，则又甚焉。……且举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哲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欲使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力、田畴，二者适足，是以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谓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昔之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岂虚设哉！斯道浸亡，为日已久，故欲修整顿，行之实难，革弊化人，事当有渐。望令百官集议，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安、史发难，昔日之财源既大大缩减，同时又军费日增，唐室自不得不多方设法以求应付。当日筹款方法，约可别为六类如下： 1．盐　至德元年，第五琦拾刘彤之策，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如旧业户并游民愿业者，使为亭户，免其杂徭，隶于盐铁使，私煮者罪有差《旧书》一二三。琦既贬死上元元，刘宴代之宝应二，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逾十倍，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总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元和三年收入七百二十余万《元龟》四九三，是为最高之数。又《旧书》一四称，元和五年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惟《通典》一〇言“每岁所入九百余万贯文”，按《会要》八七，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井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九百余万或非实估之数，故而不同。 刘宴之理财，计有三长：①募疾足传递四方物价，其上下能于四五日内知之，故食货之重轻，尽在掌握，使囤积者无所施其术。②所任使多后进有干能者，故富朝气而不敢为非。③视事敏速，乘机无滞。 当日产盐之区，约可分为三类：一曰散盐，即海盐，自幽州以南至岭南沿海之地。二曰池盐，河中府解县池与陕州安邑县池总谓之两池，元和时岁收一百六十万贯《元和志》一二。灵州回乐县有温泉盐池，怀远县有盐池三所。《元和志》四：“隋废；红桃盐池盐色似桃花，在县西三百二十里。”威州温池县有温池。盐州五原县有乌池、白池。夏州有二盐池，色青者曰青盐，一名戎盐，入药用《元和志》四。丰州界有胡洛落池。三曰井盐，成州长道县有盐井。剑南之陵、绵、资、泸、荣、梓、遂、阆、普、果十州共有盐井九十所。 元和六年，户部侍郎卢坦奏，河中两池颗盐只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籴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元、洋、兴、凤、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责，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不足供给当地，若兼数州，自然阙绝，今请将河中盐放入六州界籴货《会要》八八；此为后世划分引岸之始基。 2．茶　茶饮至中唐而盛玄宗时毋景著《伐饮茶序》，代宗时陆羽著《茶经》。贞元八年水灾，诏令减税，诸道盐铁使张滂筹抵补之法，因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十分税一，是为茶属专税之始。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会要》八四。惟《陆宣公集》二二言岁约得五十万贯。大和九年，从王涯议，设榷茶使，由官收茶自造作，旋即罢之。《元和志》二八言，饶州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代宗以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是为我国茶叶外销漠北之始。《新书》一九六《陆羽传》又建中二年常鲁使吐蕃，赞普以寿州、舒州、顾渚今长兴、蕲门应即今之祁门、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阳各茶出示，《国史补》下，又知此时茶饮已输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书·食货志》唐至广德二年，始敕诸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大历六年又分酒店为三等，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酿，每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惟京畿免榷。贞元二年，并推行于京兆，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税收约百五十六万余缗，酿费居三分之一。 4．青　苗钱及地头钱。广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给，初令诸州征青苗钱，每亩十文，大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文，共约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旧书》一一永泰二年数。 5．借商钱　北齐武平时，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隋书·食货志》此借商钱亦见于六朝者。肃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汉，籍豪商富户家资，所有财货畜产，十收其二，谓之率贷《通典》一一。建中三年，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韦都宾等建议，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令富商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于是试行于京师，约罢兵后以公钱还，计借商及括僦柜即今之质库、当铺质钱共得二百万缗《通鉴》二二七。论者多责其苛扰，试问此种做法，比诸同年税钱每千增二百，盐每斗价增百钱，其苛扰之广狭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论者乃见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军钱五万贯文《唐末见闻录》，又广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高骈奏盗贼蜂起，皆出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通鉴》二五三。 6．屋间架税及除陌钱　建中四年，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奏设两种杂税：（甲）税屋间架，即今之住屋税。法凡两屋谓之一间，屋分三等：上等每间出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隐匿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乙）除陌钱，约与今印花税相类。东晋货卖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万输值四百，无文券亦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唐旧制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税二十，至是增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罚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家。行不数月，遇兴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罢。同时，赞又请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丝以补公用，旋自认非便，遂寝不行。 征课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数自应大进，而征之事实，却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国计簿》称，元和两税、榷酒斛、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入陚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通鉴》二三七胡注据宋白转引，以物质不同之单位，糅合互加，实际本无从比较，今姑如所言计之，建中初之收入，总计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五千余贯石见前节，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宝少，且比建中较少一千二百余万贯石。 推原其故，则由于地方官假公款以为进奉，进奉之入于宫内者愈多，斯公款之上于度支者愈缩。代宗生日，臣工有献，是其开端。德宗宫内颇事奢靡，相传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蔡絛《西清诗话》引李石《开成承诏录》。及朱泚既平，尤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韩滉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贞元二，节度使韦皋有月进据《国史补》，《旧书》四八作日进，观察使李兼有月进，诸使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时，又有进奉，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观察，宣州判官严绶假军府为进奉，召补刑部员外，是直卖官鬻爵之变相矣。 顺宗即位，罢诸粃政。宪宗继体，旋又复旧，度支盐铁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则献贺物《新书·食货志》此外，如王锷自淮南入朝，厚进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阎济美违赦进奉均元和三，河东王锷进家财三十万缗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时，常衮曾言，“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视之，已有受宠若惊之势，易言之，即教下使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财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杀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归宫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户之剥削，益不可数计。此外更有因钱币价涨，不加调整，使民间负数倍之损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税法》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积相同，隔三四十年，生产不会增多，纳实物却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随币值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矣。 （岑仲勉）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一、梁唐晋的争夺 从来读史的人，有一个谬论。就是说：“唐朝有藩镇，所以兵强；宋朝削除藩镇，国内虽然治安，然而兵就弱了，就是辽金元之祸。”这句话，全是误谬了的。宋朝的事情，且待慢慢再说。唐朝的强，是在开元以前，这时候，何尝有什么藩镇？天宝以后，藩镇遍地都是了。岂但如此，就连一个小小的沙陀，也抵挡不住，听他纵横中原；到后来并且连契丹都引进来。 军事是贵乎严肃的，贵乎能统一的；所以对外能战胜的兵，对内必然能服从命令；骄蹇不用命的兵，对外必不能一战。唐朝就是如此：中叶以后的藩镇，可谓大多数不听朝廷的命令了。然而打一个区区的草寇，还是不济事，还得仰仗沙陀兵。所以李克用一进中原，兵力就“莫强于天下”。然而李克用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北族，并不是有什么雄才大略的；所靠的就不过是兵力。所以兵力虽强，依然无济于事；到后来，居然“天下之势，归朱温者十七八”。然而沙陀这个种族，毕竟还有些朝气；唐朝这一班军阀，却早成了暮气了。朱温虽是个英雄，既包围在这种空气里，自然不免受些影响。所以朱温死后，儿子好无用处，竟给李存勖灭掉。这话是怎么说？大凡在草泽英雄里，要出一个角色容易；在骄横的军阀里，要出一个角色难。因为草泽英雄，是毫无凭藉的，才情容易磨练得出；军阀却是骄奢淫逸惯了的，他那个社会中，自然出不出人才来。 梁太祖篡唐之后，前一〇〇〇年(1)，给次子友珪所弑。弟三子友贞，讨杀之而自立，是为末帝。先是前一〇〇四年，李克用死了，儿子存勖继立。李克用晚年，也有点暮气；存勖却是“新发于硎”。于是河北三镇及义武，皆为存勖所服。李克用死的同一年，魏博罗绍威也死了。梁兵便乘机袭取赵州，进攻镇州。成德王镕，和义武王处直联盟，求救于晋。李存勖为之出兵，败梁兵于柏乡（如今直隶的柏乡县）。幽州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李存勖攻之，梁人救之，不胜。梁太祖既死，晋人乘机入幽州，把刘守光杀掉。前九九七年，梁人所派的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死了。梁人想趁势把天雄军分为两镇。军人作乱，迎接李存勖，于是魏博也入于晋。梁末帝性柔懦，更不是李存勖的对手。尝发兵攻魏州，又想出奇兵袭晋阳，都不成功。晋人却袭取梁的杨刘镇在如今山东东阿县境。筑了德胜南北两城就在东阿境内。梁人就得“决河自固”。前九八九年，李嗣源袭取郓州如今的东阿县。梁朝的形势，更为紧急。梁末帝派勇将王彦章去攻郓州，又给李存勖杀掉。这时候，梁国的重兵，都在河外。李存勖用李嗣源的计策，发兵直袭大梁。梁末帝无法，只得图个自尽；于是梁朝灭亡。 李存勖以前九八九年，自称皇帝，国号也叫做唐，是为后唐庄宗。灭梁之后，迁都洛阳。庄宗既是个沙陀，又是个军阀，干得出甚么好事情？灭梁之后，自然就志得意满起来。宠任伶人宦官；不问政事，赏赐无度。——五代十国，原算不得什么国家，不过是唐朝藩镇的变相。唐朝的藩镇，节度使的废立，是操在军士手里的；这时候，虽然名目变做皇帝，实际上自然还脱不了这种样子。庄宗把方镇上供的钱，都入之内府，以供私用；州县上供的钱，才拨入外府，以供国家的经费。内府“金帛山积”，而外府竭蹶异常。南郊祭天赏赐不足，军士就都有怨心；军士心变，军阀的命运就完了。 前九八七年，庄宗派宰相郭崇韬，带了他的儿子魏王继岌伐蜀。这魏王，是刘皇后所生。刘皇后本是庄宗的妃子，郭崇韬为他有宠，劝庄宗立为皇后，希翼他见自己的情，宫里可以得―个强援。谁知道刘后反听宦官的话？王建的儿子王衍，是很荒淫的。郭崇韬的兵一到，自然马到成功。然而川中盗贼大起，一时未能还兵。就有宦官对刘皇后说：郭崇韬起了异心，恐于魏王不利。刘皇后大惧。忙告诉庄宗，请他把郭崇韬杀掉。庄宗不听。刘皇后就自己下了一条“教”给魏王，叫他杀掉郭崇韬。中外的人，都莫名其妙，于是谣言四起。就在这谣言四起的时候：魏博的兵戍瓦桥关在如今直隶的雄县。而归的，就据着邺都作乱。庄宗派李嗣源去打。李嗣源的兵也变了，劫着李嗣源，把他送进邺城里。李嗣源想条计策，撒了―句谎，邺城里的叛兵，才再放他出来。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说：哼！这种糊涂的皇帝；你给手下的兵，劫进叛兵城里，再出来，还想没有罪么？不如索性反罢。李嗣源一想，不错，就派石敬瑭做先锋，直趋洛阳。庄宗想要拒他，手下的兵.没一个用命，就给伶人郭从谦所弑。于是李嗣源即位，是为明宗。 明宗也是沙陀人，是李克用的养子。这个人在军阀里，却比较的算安分些。在位八年，总算没十分荒谬的事情。前九七九年，明宗死了。养子从厚立，是为闵帝。这时候，明宗的养子从珂镇凤翔，石敬瑭镇河东。闵帝想把他俩调动.从珂就举兵反。闵帝派五节度的兵去打他，都非降即溃。派自己的卫兵去迎敌，到陕州如今河南的陕县。又迎降。于是闵帝逃到卫州，如今河南的汲县。被杀。从珂即位，是为废帝。废帝既立，又要把石敬瑭移到天平，石敬瑭也就造反，于是契丹来了。 二、契丹的兴起和侵入中国 契丹的祖宗，就是鲜卑宇文氏，已见第二篇中第三章第四节。这一种人，自为慕容氏所破，窜居如今的热河道境。后魏道武帝，又把他打败。于是“东西分背”。西为奚，东为契丹。奚人居土护真河流域如今的英金河。盛夏徙保冷陉山在妫州西北。契丹人居潢河之西如今的西剌木伦。土河之北如今的老哈河。奚众分为五部，契丹则分为八部。 按契丹的部名，见于《魏书》的，《辽史》谓之古八部。其后尝为蠕蠕及高丽所破，部落离散。隋时，才复依托纥臣水而居，即土护真河。分为十部，逸其名。唐时，复分为八部。《辽史》说:这八部，“非复古八部矣”。然而据唐朝的羁縻州名看起来，则芬问就是羽陵，突便就是日连，芮奚就是何大何，坠斤就是悉万丹，伏就是匹絜；其余三部，虽不能断定它和元魏时何部相当，然而八部却实在没有变。《辽史》的话，是错误的了。 契丹盛强之机，起于唐初。唐太宗时，契丹酋长窟哥内附。太宗把他的地方，置松漠都督府，就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别部大酋辱纥主也来降，以其地为玄州。八部也各置羁縻州。这时候，奚人亦内附，以其地为饶乐都督府。两都督府、共隶营州。如今热河道的朝阳县。武后时，窟哥的后人李尽忠，和归城州刺史孙万荣这是契丹的另一部。其酋长孙敖曹，以高祖武德四年来降。安置之于营州城旁，即以其地为归城州，万荣是敖曹的孙子。同反。武后发几十万大兵，都不能讨定。到底靠突厥默啜，袭破尽忠之众。这时候尽忠已死。又借助于奚兵，才把万荣打平。契丹势力的不可侮，于此已见。然而经这次大创以后，契丹也就中衰。附于突厥。前一一九八年玄宗开元二年，尽忠的从父弟失活才来降。于是奚酋李大酺，也叛突厥来归。唐朝就再置松漠饶乐两都督府，各妻以公主。前一一九四年，失活死，从父弟娑固袭爵。为牙将可突干所攻，逃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为他发兵，并且发李大酺的兵.去攻可突干，大败，娑固及李大酺都被杀。于是奚衰而契丹独强。可突干立娑固的从父弟郁干。前一一九〇年，郁干死，弟吐干袭。又和可突干不协。前一一八七年，来奔。国人立其弟邵固。前一一八二年，为可突干所弑。一一七八年，幽州长史张守珪.结契丹部长过折，过折斩可突干来降。即以为松漠都督，旋为可突干余党泥礼所弑。 辽太袓先世世系据《辽史·太祖本纪赞》。 雅里——毗牒一一颏领——肃祖耨里思里——懿祖萨剌德里——玄祖匀德实里——德祖撒剌的里——太祖阿保机《辽史·耶律曷鲁传》：曷鲁对奚人说:“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这祖奚夷离堇，也是太祖的先世。我疑心就是可突干。 遥辇氏九可汗见《辽史·百官志》。 津可汗——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解质可汗——昭古可汗——耶澜可汗——巴剌可汗——痕德堇可汗 雅里就是泥礼。亦作涅里。当时推戴他的人很多见《耶律曷鲁传》。“让不有国”，而立迪辇阻里。《辽史》说就是阻午可汗。唐朝赐姓名曰李怀秀，拜松漠都督。前一一六七年天宝四年，杀公主叛去。更封其酋李楷落以代之。安史乱后，契丹服于回纥。前一〇七〇年武宗会昌二年，可汗屈戍《辽史》说就是耶澜可汗才来降。咸通中懿宗年号，前一〇五二年——前一〇三九年可汗习尔，曾两次进贡《辽史》说就是巴剌可汗。前一〇一一年昭宗天复元年，饮德立为可汗，是为遥辇氏的末主痕德堇可汗。 《辽史·地理志》说：辽之先世，是“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木叶山，辽属永州，在如今热河道赤峰县东北境。我颇疑契丹所谓八部，就是八子之后，而《辽史》所谓“皇族”、“国舅”，却出于八部之外，皇族是代表乘白马的神人，国舅是代表乘青牛的天女。所以隋时其众分为十部，而唐时松漠、玄州，亦在八部之外。皇族是大贺氏、遥辇氏、世里氏，是为三耶律。国舅是乙室已氏、拔里氏，是为二审密。大贺氏之衰，八部仅存其五。雅里就把这五部再分为八；《五代史》载契丹八部是：旦利皆、乙宝活、宝活、纳尾、频没、纳会鸡、集能、奚嗢。又析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共二十部。三耶律的分，大贺、遥辇，共析为六，而世里氏仍合为一，谓之迭剌部。所以其实力最强。遥辇氏做可汗的时候，实权仍在迭剌部手里。 契丹太祖之兴，据《五代史》说：契丹“部之长号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案这是误以氏族为人名。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又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在如今热河道围场县西南。可乎？诸部许之。……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据《辽史》则太祖是做本部夷离堇，升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再进为于越；痕德堇可汗死，然后即位的。我颇疑所谓建旗鼓以统八部，就是夷离堇之职。至于共主，則自在八部之外，但看唐时松漠玄州在八部之外可知。大贺、遥辇两氏的可汗，相承具有世次，断不得仅有八部公推的大人。迭剌部、夷离堇，就是后来的北南二大王院，总统部族军民之政，是很有实权的。居了此职，所以可图篡。大祖以前，这一职，或须由诸部公推。所以大贺、遥辇两氏，虽无实权，世里氏还迟迟不能图篡。 太祖的代痕德堇而立，事在前一〇〇六年。《辽史》以明年为太祖元年。当时既能招用汉人，又尽服北方诸部族。契丹所征服的部族甚多，具见《辽史·属国表》。——此外还有散见于《本纪》中的。其最有关系的，就是渤海（见第五章第一节）、黠戛斯（征服黠戛斯，则可见契丹的声威，已到漠北）、党项、沙陀、鞑靼（这三种人，在今山陕之北。鞑靼、回鹘、吐蕃（这是在河西的回鹘，陇右的吐蕃）等。于是契丹疆域：“东至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暨于流沙甘肃新疆的沙漠。北至胪朐河克鲁伦河。南至白沟。”这是取燕云十六州以后的事。以上几句话，据《辽史·地理志》。就做了北方一个大国了。前此北族的得势，不过一时强盛，总还不脱游牧种人的样子。独有契丹，则附塞已久，沐浴汉人的文化颇深；而且世里氏之兴，招用汉人，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它的情形，又和前此北族，稍有不同。自李大酺死后，奚人就弱，而契丹独强。终唐之世，契丹人崛强，而奚人常服从。契丹太祖绝后，奚人才服属契丹。后来又一部叛去，依妫州北山射猎，到太宗时才服契丹。 契丹太祖，起初和李克用约为兄弟，后来又结好于梁，所以李克用很恨他。后唐庄宗时，契丹屡次入寇。这时候，周德威守幽州，弃渝关如今的山海关之险，契丹就入据平州，如今直隶的卢龙县。然而和后唐战，总不甚得志。前九八六年，契丹太祖死，次子德光立，是为太宗。立十年，而石敬瑭来求救。 石敬瑭造反之后，废帝派张敬达去攻他。石敬瑭便去求救于契丹。许赂以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之地。部将刘知远后汉高祖说：契丹是没有大志的。就要借他的兵，只宜许以金帛；不可为一时之计，遗将来的大患。敬瑭不听。契丹太宗听得石敬瑭求救，便自带大兵南下。把张敬达围了起来。废帝派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去救，德钧又怀挟异志，投降契丹。于是契丹太宗册石敬瑭为晋帝。挟之南下，打败后唐的兵。废帝自焚死。晋高祖入洛，就割幽如今的京兆、蓟如今京兆的蓟县、瀛如今直隶的河间县。莫如今主隶的肃宁县、涿如今京兆的涿县、檀如今京兆的密云县、顺如今京兆的顺义县、新如今直隶的涿鹿县、妫如今直隶的怀来县。儒如今直隶的延庆县、武如今直隶的宣化县、云如今山西的大同县、应如今山西的应县。寰如今山西的马邑县、朔如今山西朔县的西北、蔚如今山西的朔县十六州，送给契丹。从此以后，中国的形势，就如负疽在背了。《辽兵·兵志》“每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为三道……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大抵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若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往还，进以九月，退以十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稳养而已”。观此，则辽人之侵宋，殆视为每岁当然之事。宋朝北边的所以凋弊，实由于此。而其所以然，则全由于幽州割让，北边无险可守（河东虽割云州，仍有雁门内险。受害便不甚深）。所以《辽史》说，“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余多败衂。纵有所得，亦不偿失。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故也”。可见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于中国关系极大。这种内争的武人，真是罪大恶极。 然而石晋自身，也就深受其害。当石晋高祖时候，事契丹甚谨，内外诸臣，也有许多不忿的。高祖深知国力疲敝，不能和契丹开衅，始终十分隐忍。前九〇七年，石晋高祖卒，兄子重贵立，是为出帝，出帝的立，侍卫景延广，颇有功劳。于是用他和高祖旧臣桑维翰，同做宰相。景延广这个人，是很冒昧的。立刻就罢对辽称臣之礼，对于辽人交涉，一味强硬。于是兵衅遂开。战争连年，虽亦互有胜负；然而这时候，国力既已疲敝，诸藩镇又各挟异心，到底难于支持。前九六六年，晋将杜重威，叛降契丹。契丹兵就入大梁，把出帝捉去。晋高祖入洛的明年，迁都于汴。 明年，契丹太宗入大梁。然而这时候，辽人全不知治中国之法。一味想搜括中国的钱财，搬到本国去。于是派使者分路出去“括措財帛”。又用子弟亲信做诸州节度刺史，也全是外行，用了一班汉奸，做出许多荒谬的事情。又辽国的兵制，有一种“打草谷军”，是军行时，专出去剽掠的。既入中国之后，依然行用此法。于是叛者蜂起。契丹太宗没法，只得北还，行至滦城如今直隶的滦县而死。先是契丹太祖的长子，名倍。太宗是次子。太祖后述律氏，喜欢太宗。于是灭掉渤海之后，封倍为人皇王，太祖号天皇，述律氏号地皇后以镇其地。人皇王逃奔后唐废帝死时，把他杀掉。于是太宗袭位。述律后笫三个儿子唤做李胡，最为横暴。太宗死后，辽人怕述律后又要立他，就军中推戴世宗。述律后怒，叫李胡发兵拒战，兵败，乃和世宗讲和。后来述律后和李胡，又有异谋。世宗幽后于木叶山，把李胡囚在祖州（在如今热河道林西县境）。事情才算了结。 后汉高祖刘知远，也是沙陀人。石晋高祖南下，派他留守太原。契丹攻晋时，他按兵守境，好像是守中立的样子。辽太宗北还后。才在太原称帝。太宗死后，乃发兵入大梁。诸镇降辽的，都复来归。辽世宗因国内有难，无暇顾及南边，于是中国又算恢复。 三、周世宗的强盛和宋朝的统一 后汉高祖入大梁后，明年，就死了。子隐帝立前九六四年。高祖旧臣杨邠总机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卫、王章管财赋分掌国事。隐帝厌为所制。前九六二年，把杨邠、史弘肇、王章都杀掉。郭威方统兵防辽，隐帝又要杀掉他。郭威还兵，把隐帝攻杀。高祖的兄弟刘崇，留守太原。本和郭威不协。这时候，郭威扬言要迎立他的儿子名赟，刘崇就按兵不动。郭威旋出军御辽，至澶州如今直隶的濮阳县，为军士所拥立，还大梁。是为后周太祖。差人把刘崇的儿子杀掉。于是刘崇称帝于太原，是为北汉。遣使称侄于辽，世宗册之为帝更名旻。 前九五八年，周太祖卒，养子世宗立。北汉乘丧，借辽兵来伐，世宗大败之于高平如今山西的高平县。世宗是个奋发有为的人，于是富国强兵，立下了一个安内攘外的计划。就做了宋朝统一事业的根本。 五代时候的禁卫军，原是唐朝藩镇的兵；这种兵，用以胁制主将则有余，真个要他见仗则不足，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后唐庄宗、闵帝、废帝的相继败亡，也未必不由于此。周世宗从高平打仗回来，才深知其弊。于是大加简汰；又在诸州招募勇壮，以补其阙；同时又减裁冗费，整顿政治；于是国富兵强了。 这时候，辽世宗已死，穆宗继立前九六一年，沉湎于酒，不恤国事，国势中衰。然而北汉、南唐、后蜀等，还想凭藉其力，以震动中原。北汉本是靠辽立国的，南唐、后蜀，也特差使臣，和辽通问。周世宗要想伐辽，就不得不先用兵于南唐、后蜀。 南唐李昪，是篡吴得国的。吴当杨渥时，兵权尽入于牙将张颢、徐温之手。前一〇〇四年，颢、温共弑渥，而立其弟隆演。温又杀颢。于是大权尽归于温。温出镇升州（如今江苏的江宁县），留子知训在江都辅政。为副都统朱瑾所杀。温养子知诰戡定其乱。代知训辅政。徐温死后，大权就归于知诰。前九七五年，隆演的弟溥，禅位于知诰。复姓李，更名昪。国号叫作唐。传子李璟，文弱不能有为，国势实弱。然南唐土地本大；李璟又乘闽楚之衰，把它吞并；闽王审知，传子延翰，为弟延钧所弑。延钧袭位，更名璘。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颇为安稳。前九七七年，璘为其下所弑。子继鹏立，改名昶。前九七五年，又遇弑。审知少子延曦立，延曦的兄弟建州刺史延政，和他相攻。前九六八年，延曦为其下所弑，延政即位，还没有迁到福州。明年，给唐兵围起来，灭掉。马殷传子希声。希声传弟希范。湖南多产金银，又有茶利，国颇殷富。希范奢侈无度，重加赋税。才弄得民穷财尽。前九六〇年，希范卒，弟希广立。庶兄希萼守朗州（如今湖南的武陵县）。以年长不得立，怨望庶弟希崇，又和他合谋。于是希萼入潭州，把希广杀掉。自立。又为希崇所囚，希崇把他安置在衡山（如今湖南的衡山县）。又有人奉以举事。崇惧，请兵于唐。前九六一年，唐兵入潭州，希崇降。于是颇有自负的意思。后蜀主孟昶，也是昏愚而狂妄的。后蜀孟知祥，是后唐的西川节度使。明宗末年，安重海为相，和东川节度董璋不协。璋举兵反，明宗使石敬瑭讨之。知祥和董璋并力，敬瑭不能克，罢兵。前九八一年，知祥攻杀董璋，兼有两川之地。前九七四年，知祥卒，子昶继立。都想交结契丹，以图中原，前九五六年，周世宗遣兵伐蜀，取阶如今甘肃的武都县、成如今甘肃的成县、秦如今甘肃的天水县三州。明年，自将伐唐，屡破其兵。尽取江北之地。前九五四年，遣舟师入江。唐人只得割江北请和。称臣于周，奉其正朔。 前九五三年，周世宗自将伐辽，取瀛、莫、易三州，置雄如今直隶的雄县、霸如今主隶的文安县二州，自此中国和契丹，以瓦桥关为界。遂趋幽州。辽将萧思温不能抗。请救于穆宗，穆宗沉湎于酒，又不时应。幽州大震。不幸世宗有病，只得班师。不多时，世宗死了。儿子梁王宗训立，是为恭帝。还只七岁。未几，就有陈桥驿在如今河南开封县东北兵变的事情。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太祖、世宗两代的将，屡立战功。这一次事情，是和后周太宗的篡汉，如出一辙的。大约竟是抄老文章。大凡人心看惯了一件事，很容易模仿，所以“恶例不可轻开”。当时传言辽人入寇，太祖带兵去防他，走得不多路，就给军士所拥戴了。太袓既袭周世宗富强之余；而这时候，割据诸国又没一国振作的，统一的事情，自然容易措手。前九四九年，先平定了湖南和荆南。马希萼时，朗州将王逵周行逢，据州以叛。推辰州刺史刘言为主。南唐破潭州后，不久，仍为王逵等所得。受命于后周。后来王逵攻杀刘言，又为裨将潘叔嗣所杀。周行逢讨诛叔嗣平定湖南。前九五〇年，行逢卒，子保权年幼。行逢遗命，说衡州刺史张文表，一定要造反。若不能敌，可请命于朝。明年，文表果然袭取潭州，将攻朗州。朗州人就到宋朝请救。南平高继兴，本梁将。前一〇〇七年，梁太袓用他做荆南节度使，有荆、归、峡三州。后唐庄宗灭梁，继兴入朝。唐封为南平王。继兴见庄宗政乱，知道不能久存。还镇后，遂谋自保之策。从此南平在实际上，就自立为一国。继兴传子从晦，从晦传子保融，保融传弟保勖，保勖又传保融子继冲，凡五世。宋朝派慕容延钊李处耘去救朗州，就假道于南平，把他袭灭。南平灭时，张文表已给朗州将杨师璠打平。而宋朝仍进兵不已，到底直逼朗州，把保权擒获。前九四七年，灭后蜀。孟昶降。前九四三年，平南汉。南汉刘岩死后，弟继立。极其侈虐。传子玢，玢传弟晟，皆耽于游宴，政治愈坏。晟传子更为昏暴，而屡侵宋边，遂为宋所灭。前九三七年，灭南唐。南唐事中国最谨。前九五一年，李璟卒，子煜立。宋以“征其入朝不至”为名，前九三八年，派曹彬去伐他。明年，十一月，把他灭掉。九三四年，吴越王钱俶遂纳士。钱镠传子元瓘，元瓘传子佐，佐传弟倧．倧传弟俶，凡五世。只有北汉，倚恃辽援，宋朝攻他几次，未能得志。太祖和赵普，也因北汉捍御西北两面，北指契丹，西则当时甘肃地方亦在化外。所以姑置为缓图。到前九三三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天下已定，太宗便大举伐北汉。分兵败辽援兵。于是北汉也灭掉。唐中叶后的分裂，到此才算统一。 宋朝的太祖、太宗，都可以算能祖述周世宗的人物。但是彼此的政策，似乎有一异点。周世宗之意，似乎是想破辽，恢复幽州的。对于以后，作何策画，无从揣测。伐后蜀，伐南唐，不过是除掉后患，以便并力向前的意思。宋太祖、太宗，却是先平定内难，然后从事于辽。大约是“先其易者”的意思，原也不失为一种政策。但是辽当穆宗在位，实在是有隙可乘的时候。景宗初年，南边也未能布置得完密。穆宗死于前九四三年，已在太祖代周之后十年。此时努力进取，颇较后来为容易。失此机会，颇为可惜。 还有宋太祖和太宗的继承，这件事，也是所以结五代之局的。据《宋史》说：太祖母杜太后死时，太祖和赵普，都在榻前受遗命。太后问太祖“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说：“皆祖考及太后之余荫也。”太后说“不然。正由周氏使幼儿主天下尔。汝百岁后，当传位汝弟”云云。太祖顿首受教。于是太后叫赵普，把这件事笔起来，藏之金匮。太宗在太祖时，是做开封尹的。即位之后，就以秦王廷美为开封尹。征辽之役，德昭也从行。有一次，军中夜惊，失掉太宗所在，有人谋拥立德昭。太宗知之，不悦。失利而归，并太原之赏，也阁置不行。德昭为言。太宗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前九三一年太平兴国六年，秦康惠王亦卒。太祖四个儿子，都没有了。又有人告秦王骄恣，将有阴谋。乃罢其开封尹，以为西京留守。时赵普和卢多逊，互相排挤。赵普失掉相位。就上疏自陈预闻顾命的事情；太宗又发见了金匮的誓书；于是再相赵普。把卢多逊和廷美两人，罗织成狱。多逊窜死崖州如今广东的崖县；廷美房州安置，忧悸而死。太宗就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了。这许多话，自然不是这件事情的真相。“斧声烛影”等说，也是“齐东野人”之谈。我说太祖篡周，太宗原是与闻其事的。当时一定早有“兄终弟及”的成约。杜太后遗命等话，都是子虚乌有的。这件事，也不过结五代“置君如弈棋”的局面罢了。 五代系图 后唐、石晋、后汉都是沙陀人。 辽系图 宋系图 （吕思勉） ———————————————————— (1) 这篇文章中原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 第五编 金毓黻、张荫麟讲宋史 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宋室积弱之原因 北宋的外患变法 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南宋中兴之机运 宋之灭亡 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一） 后周世宗以三十四岁的英年，抱着统一中国的雄心，而即帝位。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北汉主刘崇联合契丹入寇，他便要去亲征。做了四朝元老的长乐老冯道极力谏阻。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创业，不是常常亲征的吗？我怕什么？冯道却说：唐太宗是不可轻易学的。世宗又说：刘崇乌合之众，王师一加，便好比泰山压卵。冯道却怀疑道：不知道陛下作得泰山么？世宗看他的老面，不便发作，只不理睬，径自决定亲征。周军在高平即今山西高平遇到敌人。两军才开始交锋，周军的右翼不战而遁，左翼亦受牵动，眼见全军就要瓦解。世宗亲自骑马赶上前线督战，并且领队冲锋，周军因而复振，反把敌军击溃，杀到僵尸弃甲满填山谷。在凯旋道中，世宗齐集将校，大排筵席来庆祝，那些临阵先逃的将校也行无所事的在座。世宗突然声数他们的罪状，喝令他们跪下受刑。说着，壮士们便动手，把七十多个将校霎时斩讫，然后论功行赏。接着他率军乘胜直取太原，却无功而还。 经这一役，世宗深深感觉到他的军队的不健全。回到汴京后不久，便着手整军。这里我们应当略述后周的军制。像唐末以来一般，这时州郡兵为藩镇所私有，皇室不能调遣。皇室所有的军队即所谓禁军。禁军分为两部：一，殿前军；二，侍卫亲军。两部以上，不置总帅。侍卫亲军虽名为亲，其实比较和皇帝近的却是殿前军。侍卫亲军分马步两军，而殿前军则无这样的分别；大约前者是量多于后者，而后者则质优于前者。世宗一方面改编全部禁军，汰弱留强；一方面则向国内各地召募豪杰，不拘良民或草寇，以充实禁军，他把应募的召集到阙下，亲自试阅，挑选武艺特别出众，身材特别魁伟的，都拨入殿前军。 世宗不独具有军事的天才，也具有政治的头脑。他奖励垦荒，均定田赋；他曾为经济的理由，废除国内大部分的寺院，并迫令大部分的僧道还俗。他以雷霆的威力推行他的政令；虽贤能有功的人也每因小过而被戮。但他并不师心自用。他在即位次年的求言诏中甚至有这样的反省：“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他又曾令近臣二十余人，各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篇和《平边策》一篇，供他省览。“平边”是他一生的大愿。可惜他的平边事业只做到南取南唐的淮南江北之地，西取后蜀的秦、凤、阶、成四州，北从契丹收复瀛、莫二州，便赍志而殁，在位还不到六年，遗下二个七岁以下的幼儿和臣下对他威过于恩的感想。 世宗死于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六月，在临死的一星期内，他把朝内外重要的文武职官，大加更动。更动的经过，这里不必详述；单讲他对禁军的措置。殿前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都点检；其次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部指挥使；其次是都虞候。世宗对禁军要职的最后“人事异动”，可用表显示如下： 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张永德的解除兵柄和赵匡胤的超擢。张永德是周太祖的驸马世宗是周太祖的内侄兼养子，智勇善战，声望久隆，显然世宗不放心他。赵匡胤是洛阳人，与其父弘殷俱出身投军校，在周太祖时，已同隶禁军。高平之役，匡胤始露头角，旋拜殿前都虞候；其后二年，以从征淮南功，始长殿前都指挥使。他虽然年纪略长于张永德世宗死时匡胤三十四岁，勋望却远在永德之下。但他至少有以下的几件事，给世宗很深的印象。他从征淮南时，有一次驻兵某城，半夜，他的父亲率兵来到城下，传令开城。他说“父子固然是至亲，但城门的启闭乃是王事。”一直让他父亲等到天亮。从征淮南后，有人告他偷运了几车财宝回来，世宗派人去检查，打开箱笼，尽是书籍，一共有几千卷，此外更无他物。原来他为人沉默寡言，嗜好淡薄，只是爱书，在军中是时常手不释卷的。南唐对后周称臣讲好后，想离间世宗对他的信任，尝派人送他白银三千两，他全数缴呈内府。从殿前都点检的破格超升，可见在这“易君如置棋”的时代，世宗替他身后的七岁幼儿打算，认为在军界中再没有比赵匡胤更忠实可靠的人了。 （二） 世宗死后半年，在显德七年的元旦，朝廷忽然接到北边的奏报，说北汉又联合契丹入寇。怎样应付呢？禁军的四巨头中，李重进侍卫都指挥使，周太祖的外甥是时已领兵出镇扬州；绰号“韩瞠眼”的韩通侍卫副都指挥使虽然对皇室特别忠勤，却是一个毫无智谋的老粗，难以独当一面。宰相范质等不假思索，便决定派赵匡胤和慕容延钊副都点检出去御敌。 初二日，慕容延钊领前锋先行。是日都城中突然喧传明天大军出发的时候，就要册立赵点检做天子。但有智识的人多认为这是无根的谣言。先前也有人上书给范质说赵匡胤不稳，要加提防；韩通的儿子，绰号韩橐驼的，也劝乃父及早设法把赵匡胤除掉。但是他做都点检才半年，毫无不臣的痕迹，谁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但这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关于他的谣言，却布遍了都城，有钱的人家纷纷搬运细软，出城躲避。他们怕什么？稍为年长的人都记得：恰恰十年前，也是北边奏报契丹入寇，也是派兵出征；约莫一个月后，出征的军队掉头回来，统兵的人就做了皇帝即周太祖，他给部下放了三天假，整个都城几乎被抢掠一空。现在旧戏又要重演了罢？ 初三日，赵匡胤领大军出发。城中安然无事，谣言平息。 初四日上午，出发的军队竟回城了！谣言竟成事实了！据说队伍到了陈桥，当天晚上军士忽然哗变，非要赵点检做天子不可，他只得将就。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这回军士却严守秩序，秋毫无犯。在整个变局中，都城里只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暴行。是日早朝还未散，韩通在内庭闻变，仓皇奔跑回家，打算调兵抵抗，半路给一个军校追逐着，才到家，来不及关门便被杀死；那军校把他全家也屠杀了。都城中已没有赵匡胤的敌人了。一切仪文从略。是日傍晚，赵匡胤即皇帝位。因为他曾领过宋州节度使的职衔，定国号为宋；他便是宋太祖。 在外的后周将帅中，不附宋太祖的，唯有镇守扬州一带的李重进和镇守潞州一带的李筠。四月，李筠结合北汉占今山西全省除东南隅及雁门关以北首先发难。李重进闻讯，派人去和他联络，准备响应。那位使人却偷到汴京，把扬州方面的虚实告诉了宋太祖，并受了密旨，回去力劝重进不可轻举。重进听信了他，按兵不动。北汉和后周原是死对头，而李筠口口声声忠于后周，双方貌合神离。他又不肯用谋士的计策：急于乘虚西出怀孟，占领洛阳为根据，以争天下；却困守一隅，坐待挨打；结果，不到三个月，兵败城破，赴火而死。九月，李重进在进退两难的情势下勉强起兵。他求援于南唐，南唐反而把他的请求报告宋朝。他还未发动，亲信已有逃城归宋的。他在狐疑中，不问皂白，把三十多个将校一时杀掉。三个月内，扬州也陷落，他举家自焚而死。 （三） 宋太祖既统一了后周的领土，进一步便着手统一中国。是时在中国境内割据自主的区域，除宋以外大小有八，兹按其后来归入宋朝的次序，列表如下： 太祖的统一工作，大致上遵守着“图难于其易”的原则。荆南、湖南皆地狭兵寡，不足以抗拒北朝，过去只因中原多故，或因北朝把它们置作后图，所以暂得苟全。太祖却首先向它们下手。他乘湖南内乱，遣军假道荆南去讨伐，宋军既到了荆南，却先把它灭掉，然后下湖南，既定两湖，便西溯长江，南下阁道，两路取蜀，蜀主孟昶是一纨绔少年，他的溺器也用七宝装成。他的命运，可用他的一个爱妃花蕊夫人的一首诗来交代：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些解甲的军士中，至少有二万七千被屠，而宋兵入蜀的只有三万。次取南汉。南汉主刘比孟昶更糟，是一变态的糊涂虫，成日家只在后宫同波斯女之类胡缠，国事委托给宦官；仅有的一二忠臣良将，因随便的几句谗言，便重则族诛，轻则赐死。他最后的办法是把珍宝和妃嫔载入巨舶，准备浮海。这些巨舶却给宦官盗走，他只得素衣白马，叩首乞降。次合吴越夹攻南唐。南唐主李煜是一绝世的艺术天才。在中国文学史中，五代是词的时代，而李煜即李后主的词，凄清婉丽，纯粹自然，为五代冠。读者在任何词的选本中都可以碰到他的作品。他不独爱文学，也爱音乐，书画，以及其他一切雅玩；也爱佛理，更爱女人。在一切这些爱好者的沉溺中，军事政治俗务的照顾只是他的余力之余了。他遇着宋太祖，正是秀才遇着兵，其命运无待龟蓍。以下是他在被俘入汴途中所作的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拦！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和李煌的文雅相称，宋军在南唐也最文明，至少在它的都城今南京是如此。“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历史上传为美谈。但江州城今九江为李煌坚守不降，后来陷落，全城被屠，横尸三万七千。 南唐亡后次年，太祖便死，寿仅五十，遗下吴越、闽南和北汉的收拾工作给他的继承者，他的胞弟赵匡义，即宋太宗。吴越王钱俶一向以对宋的恭顺和贿赂作他的地位的保障。南唐亡后，他亲自入朝。临归太祖交给他一个黄包袱，嘱咐他，在路上拆看。及拆阅，尽是群臣请扣留他的奏章。他为之感激涕零。太宗即位后，他又来朝，适值闽南的割据者自动把土地献纳，他恐惧，上表，请除去王号和其他种种优礼，同时求归。这回却归不得了！他只得照按闽南的办法，也把土地献纳。最后，宋朝可以用全副精神和全部力量图谋北汉了。北汉地域虽小，却是一个顽敌，因它背后有契丹的支持。自从太祖即位以来，它曾屡次东侵，太祖也曾屡次加讨伐——有二次兵临太原北汉都城城下，其中一次太祖并且亲征。但太祖终于把它放过了。太祖是有意暂时放过它的。他有这样的考虑：北汉北接契丹，西接西夏；北汉本身并不怎样可怕，它存在，还可以替宋朝作西北的缓冲；它若亡，宋朝和这两大敌的接触面便大大增加，那是国防上一个难题。但这难题可暂避而不能终免。吴越归地后不到一年，太宗便大举亲征北汉。契丹照例派兵去救。前军到达白马岭今山西孟县东北与宋军只隔一涧。主帅主张等后军到齐然后决战，监军却要尽先急击，主帅拗不过他，结果契丹军渡涧未半，为宋军所乘，大溃，监军及五将战死，士卒死伤无算。宋军进围太原城。在统一事业中，这是九仞为山的最后一篑之功了。军士冒犯矢石，奋勇争先地登城，甚至使太宗怕死伤过多，传令缓进。半月，城陷，北汉主出降。太宗下令毁太原城，尽迁其居民于榆次，军士放火烧城，老幼奔赴城门不及，烧死了许多唐、五代之太原在今太原西南三十里，太宗毁太原城后，移其州治，即今太原省会。 （四） 太祖太宗两朝对五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兹分三项述之如下：（1）军制与国防，（2）官制与科举，（3）国计与民生。 五代是军阀的世界。在稍大的割据区域内，又分为许多小割据区，即“节度使”的管区。节度使在其管区内尽揽兵、财、刑、政的大权，读者从不久以前四川“防区”的情形，便可以推想五代的情形，太祖一方面把地方兵即所谓厢兵的精锐，尽量选送到京师，以充禁军；又令厢兵此后停止教练。这一来厢兵便有兵之名无兵之实了。厢兵的编制是每一指挥管四五百人；每大州有指挥使十余员，次六七员，又次三四员；每州有一马步军都指挥使，总领本州的厢兵，而直隶于中央的侍卫司，即侍卫亲军的统率处。在另一方面，太祖把节度使的行政和财权，逐渐移归以文臣充任的州县官。这一来“节度使”在宋朝便成为一种荣誉的空衔了。 禁军的组织，大体上仍后周之旧，惟殿前正副都点检二职经太祖废除；殿前和侍卫的正副都指挥使在太宗时亦缺而不置，后沿为例，因此侍卫军的马步两军无所统属而与殿前军鼎立，宋人合称之为“三衙”。禁军的数目太祖时约有二十万，太宗时增至三十六万。禁军约有一半驻屯京城及其附近；其余一半则分戍边境和内地的若干重镇。其一半在内而集中，另一半在外而分散；这样，内力永远可以制外，而尾大不掉的局面便无法造成了。太祖又创“更戍法”：外戍各地的禁军，每一或二年更调一次，这一来，禁军可以常常练习行军的劳苦而免怠惰；同时镇守各地的统帅不随戍兵而更动。因此“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军队便无法成为将官的私有了。 厢军和禁军都是雇佣的军队。为防止兵士逃走，他们脸上都刺着字。此制创自后梁，通行于五代，而宋朝因之。兵士大多数是有家室的。厢兵的饷给较薄，不够他们养家，故多营他业。禁兵的饷给较优，大抵勉强可够养家。据后来仁宗庆历间一位财政大臣张方平的报告，禁军的饷给：“通人员长行长行大约是伕役之类，用中等例禁军分等级，各等级的饷类不同：每人约料钱每月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绢六匹，绵十二两，随衣钱三千。……准例实发六折。”另外每三年南郊，大赏一次，禁兵均每人可得十五千左右。除厢、禁军外，在河北、河东今山西及陕西等边地，又有由农家壮丁组成的民兵；平时农隙受军事训练，有事时以助守御，而不支官饷。 这里我们应当涉及一个和军制有关的问题，即首都位置的问题。宋都汴梁在一大平原中间，四边全无险阻可资屏蔽，这是战略上很不利的地形。太祖曾打算西迁洛阳，后来的谋臣也每以这首都的地位为虑。为什么迁都之议始终没有实行，一直到了金人第一次兵临汴梁城下之后，宋帝仍死守这地方等金人第二次到来，而束手就缚呢？我们若从宋朝军制的根本原则，从主要外敌的所在，从经济地理的形势各方面着想，便知道宋都有不能离开汴梁的理由。第一，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禁军的一半以上和禁军家属的大部分集中在京畿，因此军粮的供应和储蓄为一大问题。随着禁军数量的增加，后来中央政府所需要于外给的漕粮，每年增至六七百万石，而京畿的民食犹不在内。在这样情形下，并在当时运输能力的限制下，政治的重心非和现成的经济的重心合一不可。自从唐末以来，一方面因为政治势力由西而东移，一方面因为关中叠经大乱的摧毁和水利交通的失理，汉唐盛时关中盆地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密度也移于“华北平原”。汴梁正是这大平原的交通枢纽，经唐五代以来的经营，连渠四达，又有大运河以通长江；宋朝统一后交通上的人为限制扫除，它便随着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了。第二，宋朝的主要外敌是在东北，它的边防重地是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太原三镇，而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平时兵力只能集中在京畿，而不能集在其他任何地点；因此都城非建筑在接近边防重镇且便于策应边防重镇的地点不可。汴梁正适合这条件。 （五） 中央政府的组织，大体上沿袭后周。唐代三省和御史台的躯壳仍然保存，但三省的大部分重要职权，或实际上废除，如门下省的封驳封谓封还诏书，暂不行下；驳谓驳正台议，或移到以下几个另外添设的机关：（1）枢密院创始于后唐掌军政，与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主的政事堂对立，并在禁中，合称二府。院的长官或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或签书枢密院事的地位也与宰相抗衡。（2）三司使司创始于后唐掌财政，三司使下辖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使，宋初以参加政事即副宰相，太祖时创置或宰相兼领，后置专使。（3）审官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东院与流内铨掌中下级文官的铨选，其上级文官的铨选则归中书省。（4）三班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西院与三班院掌中下级武官的铨选，其上级武官的铨选则归枢密院。（5）审刑院创始于太宗时主覆核刑部奏上的重案。枢密院分宰相及兵部之权，三司便分户部之权，审官院分吏部之权，三班院再分兵部之权，审刑院分刑部之权。 地方行政的区域有三级，自下而上是：（1）县；（2）府，州，军，监，通称为郡；（3）路。在郡的四类中，府是经济上或军事上最重要的区域，其数目最少，其面积却最大；通常州所管辖的县数较府为少；军次之，至多只三县，少则一县；监则尽皆只占一县；设监的地方必定是矿冶工业或国家铸钱工厂等所在的地方，监的长官兼管这些工业的苛税和工厂的事务。宋初在郡县制度上有两项重要的变革。一是郡设通判大郡二员，小郡一员，不满万户的郡不设，以为郡长官的副贰；郡长官的命令须要他副署方能生效；同时他可以向皇帝上奏，报告本郡官吏的良劣和职事的修废。因为通判的权柄这样大，郡的长官就很不好做。宋人有一传为话柄的故事如下：有一杭州人，极好食蟹；他做京朝官做腻了，请求外放州官宋朝京官得请求外放并且指明所要的郡县，有人问他要那一州。他说我要有蟹食而没有通判的任何一州。二是县尉县尉制始于汉朝的恢复。在五代，每县盗贼的缉捕和有关的案件，由驻镇军校管理，县政府无从过问，宋初把这职归还县政府，复设县尉以司之。路的划分在宋代几经更改，这里不必详述。太宗完成统一后将全国分为十路，其后陆续于各路设一转运使，除总领本路财赋外，并得考核官吏，纠察刑狱，兴利除弊；实于一路之事无所不管。后来到真宗太宗子时，觉得转运使的权太大，不放心，又于每路设一提点刑狱司，将转运使纠察刑狱之权移付之。宋人称转运使司为漕司，提点刑狱司为监司。 宋在变法以前的科举制度，大体上沿袭唐朝进士科独尊以后的规模。但有以下的更革：（1）唐朝每年一举进士，每举以一二十人为常，至多不过三四十人；宋朝每四年一举进士，在太宗时每举常一二百人，后来有多至五六百人的。（2）唐朝进士考试不弥封，不糊名，考官亦不专凭试卷去取，而可以参考举子平日的声誉。因此举子在考试之前，照例把自己的诗赋或其他著作向权要投献，望他们赏识，延誉，以至推荐。宋朝自真宗一说太宗时，定糊名制以后，试官于举子只能凭试卷去取了。（3）唐朝进士经礼部录取后，即算及第。宋朝则礼部录取后，还要到殿庭覆，由皇帝亲自出题，这叫做“殿试”。及第与否有及第的等次，是在殿试决定的仁宗某年以后，殿试只定等次，不关去取。（4）唐朝进士及第后，如想出仕，还要经吏部再定期考选。“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因此许多及第的进士等到头白也得不到一官。宋朝的进士，一经及第，即行授职，名次高的可以得到通判、知县或其他同等级官职。（5）宋朝特定宗室不得参与科试。 从上面所述科举制度的更革，已可以看出宋朝对士大夫的特别优待。但宋朝士大夫所受的优待还不止此。像“官户”免役免税及中上级官吏“任子”子孙不经“选举”，特准宦仕的特权，固然沿自前代汉代，但宋朝官吏“任子”的权利特别大。台省官六品以上，他官五品以上，每三年南郊大礼时，都有一次“任子”的机会，每次品级最底的荫子或孙一人；品级最高的可荫六人，不拘宗人、外戚、门客，以至“医人”家庭医生。此处大臣致仕时有“致仕恩泽”可荫若干人，死后有“遗表恩泽”可荫若干人。因为科举名额之多，仕途限制之宽和恩荫之广，宋朝的闲职冗官特别多，且日增无已，到后来官俸的供给竟成为财政上的大问题了。更有一由小可以见大的优待士大夫的制度，太祖于每州创立一“公使馆”专以款待旅行中的士大夫。据一个曾受其惠的人的记录：“公使库……遇过客自然不是寻常的过客必馆置供馈……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下至吏卒随从批支口食之类，以济其乏食。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太祖还有一个远更重大的优待士大夫的立法。他在太庙藏一传诸子孙的密约：“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规定以后每一皇帝于即位之前，在严重的仪式下，独自开阅这誓约。这誓约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读者以后将会看到。 （六） 宋初财政收入的详细节目，太过繁琐，这里不能尽述，举其重要的如下：（1）“两税”分夏秋两季征纳的田赋和资产税沿唐旧制，而大致仍五代加重的额数，约为唐代的六倍。其中田赋一项，通常每亩产谷十五石而抽一斗依当时度量，但因为逃税的结果上官册的田只占实垦田实额约十分之三，大多数豪强或显达田主实纳的田赋远较上设的比率为轻。（2）政府专卖的物品，除沿自唐季的盐、茶、酒，沿自五代的矾外，又有自外海输入的香料。此外苛税之沿自五代的有（3）通过税即近代的厘金，每关抽货价的百分之二现款亦照抽；又有（4）身丁钱，即人头税。此税只行于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四川除外，因为五代以来本是如此。这种税的负担，加上别的原因，使得这区域的贫民无法维持他们所不能不继续孳生的人口，因而盛行杀婴的习俗。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于这习俗有一段很深刻的描写。他写给一位鄂州知州的一封信道： 昨……王殿直天麟见过……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死之。尤讳养女。……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盆中，咿嘤良久及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一斑。 人民除赋税的负担外，还有差役的负担。差役有四种：一是押运官物，二是督征赋税，三是逐捕盗贼，四是在州县衙门供使唤或管杂务。民户分九等，上四等服役，下五等免役。押运即所谓衙前和督赋即所谓里正，最是苦差，当者要负赔偿损失的责任，每至倾家荡产，并且坐牢。宋朝名将韩琦当知并州时，在一封论及役法的奏疏里有这样的描写：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又一斑。 在五代，一方面军阀横行，一方面豪强的兼并也变本加厉。军阀是给太祖兄弟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了，但豪强的兼并并不妨碍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也熟视无睹。宋初豪强兼并的程度有下列几事为证： （1）在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三至九九五年间，四川成都附近发生一次贫民也许大部分是农民的大暴动。他们的领袖李顺的口号，据宋朝国史的记载，是“吾恨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他们把官吏杀掉，拿来示众。他们把富人的财产，除了足供养家的一部分外，尽数充公，拿来赈济贫困。他们竟“号令严明，所到一无所犯”。但他们终于一败涂地。 （2）同时在四川盛行着一种沿自五代的“旁户”制度。旁户是隶属于豪家的贫户，豪家所领的旁户，每有数千之多。他们向领主纳租外，并供领主役使，如奴隶一般。当李顺乱起时，有些豪家反率领旁户去响应他。后来事定，太宗想把旁户制度废除，终因怕引起更大的扰乱而止。 （3）同时在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即身丁钱制施行的区域，又有一沿自五代的特殊法律：佃户非得田主的许可并给予凭证，不许迁移。这一来，佃户便成了附着于田土的农奴，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情形。这特殊的法律到太宗的孙仁宗时始行废除。仁宗之所以为“仁”，于此可见。 （张荫麟） 宋室积弱之原因 夫矫枉者必过正，有一利必有一弊，今日之所谓利，即他日之所谓弊，宋祖之立国政策，不为不善，然缘之而生一弊，其弊维何？曰积弱不振是已。 先以军政言：宋聚天下精兵于京师，谓之强本弱枝，又仰江淮之漕运，以给军食，故汴京一地，遂为宋代政治之中心，此其立制之善者也。宋祖于杯酒间，释去诸将之兵权，论者咸津津乐道之，然所罢去者，不过为久典禁军之宿将，此将既去，他将又来，寻其症结，尚别有在。宋祖立法之要义，在有固定之禁军，而无固定之将帅，自更戍之法行，在京统禁军之将帅，仅负训练之任，一经遣戍他地，则以所在之帅臣守臣统辖之，凡召募屯戍调发及兵籍之数，皆掌于枢密院，二司殿前侍卫不得过而问焉。地方志帅，大者如宣抚经略，次者如知府事知州事，皆军民并统，其下尚有钤辖都监，为地方主兵之官，禁军分戍其地，即须归其节制，所谓“将不得专其兵”者，即指此而言。一遇方面有警，调军备御，统军之将，亦为临时派置，在京二司之长，率不得与如都指挥使都虞侯，总之，宋分统军之责为三，枢密司调遣，二司司训练，帅臣司统率，三者不相统属，无人从而操纵，此宋代立法经义之所在也。考今之列强，将皆不得专其兵，遇有征伐，临时置帅，其下师旅之长，平时亦常有调动，然未闻以兵将不相习，而致军纪之紊，是则此点，亦非宋积弱症结之所在也。症结之所在，由于以不知兵之文臣统兵，西夏跳梁为患，虽韩范名臣，亦无可如何，终出于赐币之一途，以文臣不知兵，故不能尽用兵之用也。狄青平侬智高还，仁宗欲擢为枢密使，庞籍以青起于行伍，力持不可，高宗南渡，范同迎合秦桧之意，建议三大将不可久典重兵，遂分其权于部下，此皆为秉承祖宗之传统政策，疏忌武臣太甚之所致。宋代以文臣主兵，实为矫枉过正，此宋室积弱之原因一。 次以民事言：宋留节度使于京师，不遣之镇，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階，别遣京朝官，出典外州，谓之知某州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其于府军监亦然。是谓之差遣，实则各府州军监皆有本任官，虽已除授，不令之任，是谓之寄禄官，名实不符，莫此为甚。宋制宰执罢任，多令出典外州，位高者谓之判州事，如韩琦罢相后，出判相州，相为今之安阳，琦之故乡也，欧阳修为之撰记，比于衣锦之荣，次则朝臣忤旨，亦令出知外州，是则宋之诸州，不为朝廷优礼老臣之乡，即为迁谪罪臣之地，以视汉代擢贤太守为宰相，与良二千石共治天下之旨，判然异趣，欲其吏治之良，又何可得。且诸州通判，与知州事同治一郡之政，通判亦事不得专遽，一如清代之督抚同城，行之既久，长吏举措，多为所制，乃加以抑损，交移须与守臣通签，方许行下，夫通判之设，原以钤制武臣，节度既不之镇，守臣代以文臣，则通判之官，适成赘疣，徒掣守臣之肘，亦矫枉过正之弊制也。唐代于十道置采访使，后改观察处置等使，以总一道之政，盖以府州之政区太小，直隶中央，过于散漫，故于中间置监司之官，以代中央之耳目，此为汉代州刺史之任，亦制度之良者也。宋代诸路之监司官，有帅漕宪仓四种，安抚使为帅臣，总军民之政，都转运使为漕臣，总财赋漕运兼察吏之权，提点刑狱为宪司，提举常平为仓官，凡为监司官者，资历或不及州守，其以旧相为州守者，往往视监司如后辈，是则宋代地方行政之穷败，正由监司官不能举职，有以致之。总上所述，谓之重内轻外，此宋室积弱之原因二。 立国政策无可议者，只有财赋一端。各地财赋，由中央命官征收，地方不得占留，以一财赋之权，行之不久，遂致库藏充盈，太祖乃为封椿库以别储其羡余。然以兵额之增，官俸之滥，恩赏之厚，以及西师之困，辽夏岁币之无艺，仁宗以降，遂大成国用之不足，神宗相王安石，至以理财为先务。是则宋之积弱，财用匮乏，亦为一因。 综上所考，则知宋室之积弱，悉与立国之政策相缘，岂宋祖赵普贻谋不减，有以致之耶？是又不然。宋承周世宗之余荫，禁军渐知驯服，藩臣俯首听命，能于此时，厉行军民分途而治财赋还诸中央之策，正为对症之良药。且观太祖太宗之世，各州长吏，未尝不文武并用，征伐北汉、西蜀、南唐、契丹诸役，以曹彬、王全斌、潘美为帅，仍为禁旅节镇之雄，未尝以文臣制于其上，诸州通判之役，既以钤制武臣，并为文臣知州之准备，与后来之弊政无涉，此盖属于初步之改革，因时制宜，弊去太甚，虽免不矫枉过正，未得以贻谋不臧，为宋祖赵普咎也。真仁以后，泥守不变，束缚武臣，从而加甚，且以为祖宗之法不可轻变，致演成积弱不振之局，咎自别有所归。神宗御世，用王安石变法，欲去真仁以来之积弊，而为太祖太宗之肖孙，所谓物穷则变，良非得已，惜乎时晚寡助，终无以挽回之劫运也。 宋室积弱之原因，不必尽属于内部，其在北边之辽金，西北边之西夏，亦与有关系焉。何以明之？辽起松漠，在五代之初，后藉石晋求助之隙，进而攫取燕云，使北边之藩篱尽撒，南向而与中国争衡，盖乘中国之弊，而使中国不能乘其弊，故以辽强宋弱为结局，宋不能因辽之亡，以振国威，而承其弊者，以代辽而兴者为金人，而非宋人也。其于西夏亦然，夏人起于唐季，累世据有河西，至宋初已根深蒂固矣，宋人不悟，欲收其土为中国有，而终不能也。夫汉初有匈奴，唐初有突厥，其强大侔于宋代之辽夏，然汉武唐宗卒能击破而臣服之者，以其未闯入中国之樊笼有反客为主之势也。宋代则不然，辽居上游，俯以临宋，夏居辽结，讬以自固，犄角之势已成，鼎足之局遂定，纵令宋之君为汉武唐宗，且无文臣主兵重内轻外之过举，以当入控腹背之强敌，亦未必能收安攘之效，矧宋之君臣又万万不如乎。夫曰积弱，则其弱由积渐而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宋初本非甚弱，迨真宗怯于御辽，仁宗绌于谋夏，而积弱之势乃成，神宗蹶然，终莫能振，是故宋室积弱之由，盖属内外相兼，先有内亏以造成积弱之因，后有外患以促成积弱之势，若述内而忘外，亦不足概其全焉。 （金毓黻） 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一） 自从石晋末年公元九四七，契丹退出汴梁后，它的极盛时代已成过去。白马岭之战使太宗觉得契丹易与。太原攻下之后，他便要一劳永逸地乘胜直取燕云。这十六州的国防要区一天不收回，他的帝国一天不能算是“金瓯无缺”。但是他的部下，上自大将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后，可以暂息汗马之劳，同时得到一笔重赏，回家去享享太平福。太宗却不这样想。将士有了资财，哪里还可能卖力去打仗？不如等燕云收复后才给他们一起颁赏也不迟。而将士贪赏求逸的隐衷又怎能向皇帝表示？在迅速的“宸断”之下，太宗便领着充满了失望心情的军队向东北进发。一路所经，易州和州的契丹官将先后以城降。不到一月便抵达幽州城今北平下。附近的契丹官将又络绎来降。宋军闻幽州城三匝。城内空虚，自分无幸，契丹主也准备放弃这重镇。独有一大将舍利郎君，自告奋勇，请兵赴援，他领兵夤夜兼程，从间道兜到宋军的后方，席卷而北。宋军仓促应战于今北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为高梁河一带，立时大败，四散逃窜。幸而契丹主帅受了重伤，不能穷追。败军复集后找寻太宗不得，只当他已死。正议拥戴太祖的儿子继位间，却发现了他，只身乘轳车遁归，大腿上中了两箭。十八年后他就因为这一伤口的发作而死。 高梁桥之战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十九年以后，宋辽边境上的冲突，断断续续地拖了二十几年，彼此都无大进展京戏中有名的“杨家将”就是在这时代出现的。太宗于死前三年公元九九四，正当李顺乱事未平之际，曾两次遣使往契公丹议和，都为所拒绝。真宗咸平六年公元一〇〇三，宋殿前都虞侯王继忠孤军力战，为契丹所俘。他本是真宗藩邸的亲信，骁勇著名。契丹摄政太后萧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贵女。他既荷新宠，又感旧恩，一心要促成宋辽的和好。萧后和她朝中的领袖们对于边境的拉锯战，也未尝不感厌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们率领倾国的军队南下，同时由王继忠出面与宋朝通书约和，真宗用宰相寇准约定策，一面严密布置守御，并亲至澶渊今河北濮阳县西南督师，一面遗使赴契丹议和。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进迫澶渊的前锋的统帅即去年擒王继忠者又中伏弩死，两方久战且议的结果便是所谓“澶渊之盟”。构和的条件载于两方交换的誓书内。兹将宋方的誓书录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戊。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务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据说，宋方的使人临行时，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许与契丹的岁币，不妨添到一百万。寇准却把使人召来，对他说：虽有御旨，若许过三十万，我便砍你的头。其后使人定约回来，真宗正在幕内用膳，不及召见，先差太监去探问。使人在幕外，不便扬声，只把三个指头向额上一点。那太监当为三百万禀报，真宗听了道：太多，也罢，姑且了事。 （二） 澶渊之盟后，宋朝边境保持了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赵元昊之患。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陕北的无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绥远的鄂尔多斯。这区域在唐以来为羌族所散布。唐末，这区域的守将拓跋氏北魏之后割据自主，传世至宋。太宗时，西夏叛而复附，附而复叛；澶渊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盟后二年，又复就抚。是时西夏之于宋边，还不过是癣疥之患。至仁宗明道元年公元一零三二赵元昊赵是太宗时赐姓继位，而形势大变。元昊从少就是一个异凡的人物，不独精娴武事，并且通蕃盖指藏族汉文字，从法律书，兵书，以至佛典，无所不读；又能绘画，能出新意创制器物。他劝其父不要臣属中国。其父说：“我们三十年来，周身锦绮，都是宋朝所赐，怎好负恩？”他说：“穿兽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大丈夫要为王为霸，锦绮算什么？”在继位之前，他曾领兵西征回鹘，连取了甘州和西凉府（并在今甘肃省河西地）。既继位，模仿宋朝制度，改革政府组织。自创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来译《孝经》、《尔雅》、《论语》等书西夏文译的佛经和其他西夏文书现在还有留存。他有蕃汉兵十五六万，仍都兴州今宁夏省会，西取回鹘的沙、瓜、肃三州（并在今甘肃河西），东南寇宋。他继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公元一〇三八，便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此后，宋在今陕西黄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肃的环县、庆阳、径川、固原一带的边境上，和西夏展开四年的苦战。宋方的主要将帅是安阳人韩琦和苏州人范仲施。范之参预这次军事，原是由韩的举荐，但初时二人的战略根本不同。韩去张集中兵力，深入进攻，一举击破敌主力。他也知道这是冒险的事，但他以为“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却以为“承平岁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即关中，使无虚可乘；若寇至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敌）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他又主张军事与外交并用，亲自作书，劝元昊罢兵称臣，时人都以他为怯。庆历元年公元一〇四一，韩琦巡边至镇戎军今甘肃固原，派兵数万，深入敌后，窥取羊牧隆今甘肃隆德附近。所遣的统领官贪利轻进，陷入敌人的大包围中，全军尽覆。兵士阵亡的，据当时边庭低折的报告，也有一万零三百人。这是宋与西夏战役中最惨的败仗，中外为之震撼。契丹乘这机会，蠢蠢欲动，次年便向宋朝提出割地的要求。宋朝只得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加原额三分之二，以为宽免割地的代价。经这一役的教训，韩琦只得接受范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从此二人同心协力，作持久计。二人皆名重一时，人心归向，又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对近边的羌人部落，也推诚相与，恩威并用；士卒用命，羌人感畏，边境渐安。边民为之歌唱道：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两位使西贼“心胆寒”、“惊破胆”的大将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温雅雍容的儒者。那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因为他带“龙图阁直学士”卫的范公，并且是一代的作手，他这时在军中的歌咏，为宋人所传诵的，兹录一首如下： 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虽守住了西北边境，却谈不到犁庭扫穴。因为采取防堵的战略，需要兵力特别多。自对西夏用兵以来，禁军从四十余万增至八十余万，军队的维持费自然照这比率增加，而战时的非常支出还不算。政府虽把税收入增到无可再增例如以较真宗景德时，商税酒税皆增四倍余，盐税增一倍余，仍不敷甚巨，只得把太祖太宗以来的储蓄，拿来支用。到西夏事定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了。朝廷对元昊自始就没有关闭和平的路，只要罢兵称臣，在相当限度内，银绢是不吝惜的。元昊见宋边无隙可乘，又适值国内发生严重的天灾，便于庆历三年遣使来讲和。两方所争的只是元昊称呼，来使所持元昊的文书自称“男邦尼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继后他的文书，竟直用汉译作“吾祖”。但这不过是一种讨价的刁难，次年元昊便答应取消这个怪名，而对国内自称夏国主，对宋称臣。宋朝则答应每年“赐”他绢十万匹，银七万两，茶四万斤。和议成后四年，元昊因为占夺新娶的媳妇，为其子所杀，年四十六。 （三） 范仲淹自从读书应举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在仁宗天圣三年，即元昊僭号之前十三年，当他任大理寺丞年三十七，登进士第后十年时，他已看见国家隐伏的危机，上书朝廷；倡言改革。书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道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我国家……自真宗皇帝之初，犹有旧将旧兵，多经战敌，四夷之患，足以御防。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古来和好，鲜克始终。……今自京至边，并无关险。其或恩信不守，衅端忽作，戎马一纵，信宿千里。若边少名将，则惧而不守，或守而不战，或战而无功，再扣澶渊，岂必寻好？未知果有几将，可代长城？伏望圣慈……与大臣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以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任以武事，迁其等差，……列于边塞，足备非常。……至于尘埃之间，岂无壮士？宜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此圣人居安虑危之备，备而无用，国家之福也。 除了国防整顿外，仲淹于官吏的选任，人才的储养，直谏之奖励，文风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规陈。但他这封富于预言性的奏书，竟未曾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 庆历三年，当元昊使来，西事大定之后，仲淹被召入朝为枢密副使，旋任参知政事。一时朝野倾心属目。他于就职的次月，上了一封“万言书”条陈兴革事宜十项。这十项中除关于民生的两项厚农桑，减徭役外，其余大旨不出天圣三年的建议的范围，不过比从前更为周详，更为具体罢了。现在把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六项归入四纲领，节述如下。1．关于国防建设的，恢复唐朝的府兵制：“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士，充京畿卫士，约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侯京畿近辅召募卫兵已成次第，然后诸道效此渐可施行。”2．关于民生的。（甲）厚农桑：“请每年秋，降敕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坡塘之类，并委本州运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二月间兴役半月而罢，仍具功绩闻奏。”（乙）减徭役：省并户口虚少的县份，使这些县民繁重的徭役可以减轻（因人民须服役于县衙，县多户少，则役重）。3．关于科举制度的：“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行。……重定外郡发解条约，须是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进士，诸科，并以优等及第者放选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4．开于用人行政的。（甲）明黜陟：是时成例，“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行，谓之磨勘。……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仲淹请严定考绩之法，使无功不擢，有善必赏。（乙）抑侥幸：自真宗以后，恩庭愈滥，“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并每年圣节皇帝生日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大两省等官……复更例外每岁奏荐。……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仲淹请废圣节恩荫之例，其余恩荫的优待，亦大加减损。 仲淹任参知政事不满一年，便在怨谤丛集之下，不安于位而去。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复府兵一项，因其他大臣一致反对，谈不到实施；变科举一项，已完全实行，但他去职后不久旧制又被恢复；其他各项，若不是未及着手，便是才开了一点端绪，便因他的去职而停息。他去职后，出巡西北边，其后历知州郡，八年而殁公元一〇五三，谥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岁丧父，其母携他改嫁长山在今山东朱氏。初从朱姓，名说。至二十九岁，始复本姓，定今名。年二十一，中“学究”科。继后读书于长山的山寺中，这时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锅粥，划为四块，早晚取两瑰，加上几茎荠菜和一些盐便算一餐。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带着琴剑，离开朱家。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说：“十年后，等我中了第，再来迎接母亲。”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为南京的府立学舍，在学舍中更加贫乏，有时连粥也不饱，夜间被盖不够，就和衣而睡。真宗巡幸南京，学舍生徒皆注观看，他独不出。南京留守的儿子和他同学，见他的情形和留守谈及，留守命人送了他好些肴馔，他收下，却一直等到腐败也不一动。留守的儿子问故，他说：“并非不感谢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了这嘉肴，以后吃粥还吃得下么？”年二十七，登进士第。初仕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法官，常为断狱事和郡长官争是非。长官每盛怒临他，他一点也不摇动，归去便把和长官往来辩论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满任，整副屏风都写满了。后来知开封府时，有一宦官，倚势作威，中外畏惧，他独抗疏弹劾；自知此事危险，疏上之后，嘱咐诸儿子，他若不幸，以后他们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设馆，教书度日。他虽显贵，常以节俭约表率家人；非宴客，食不重肉。每夜就寝前，自计一日间自奉的费用和所做的事；若觉得两者可以相当，便熟睡，否则终夜不安，次日必设法做一有益于人的事以为抵补。他为次子娶妇，听说妇家以纱罗给她做帷幔，便怒道：“罗绮岂是做帷幔之物？我家一向清俭，怎得乱我家法？若敢拿来我家，必定把它当众烧掉。”他的起人景慕的逸闻轶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选择的只代表他的不移于贫贱，不淫于富贵，不屈于威武的性格，即孟于所谓“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后八年，当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时年四十自江东提点刑狱，任满应召，赴阙也上了一封“万言书”，他也觉得国家的现状非变革不可，但他认为变法的先决问题是人才的问题。照他的人才的标准，这时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贫鄙下人至不可胜数。……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为什么人才这样缺乏呢？他以为由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什么是“教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应自都城以至乡镇，遍设学校，凡优秀的青年都取入学校，由国家供养；严选教师，教以“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所谓“刑政”之事，包括军事。“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大小。……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无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什么是“养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于取入学校和仕于政府的士人，应当“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自婚、丧、祭、养、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制，裁之以法。”什么是“取之”之道呢？他说“取人必于乡党，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试之以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至于“任之”之道，则任期要久，职责要专，并待以严格的考绩之法。简单的说：要变法，积极方面当从政治和军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极方面当首先废除以文辞和记诵取士的科举制度。他认为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面一类故事： 昔晋武帝，趣味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 但他这封书的效果和三十五年前天圣三年范仲淹所上的那封书一样。 （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无子，以从侄继，是为英宗。英宗在位四年，其子继，是为神宗。 神宗即位时才二十岁以足岁计还未满十九岁。他做皇子时，谦恭好学，优礼宾师，很得士林的称誉。他是感觉异常敏锐的人。他即位之初，和朝臣谈到太宗的死状，至于堕泪。他立志要兴振中国，收复燕云的失地，湔雪祖宗的耻辱。以稚年临御，承积弱之后，而发奋图强，在这一点上，他和汉武帝正相符同他继位时比武帝长三四岁。他一生的事业也似乎隐隐以武帝为榜样。但他的福命不如武帝：武帝寿六十九。他寿仅三十八。他所处的时代也和武帝所处的大不相同。武帝初年，当长期休息之后，公家的财力绰裕盈溢，而神宗即位时，不独府库虚竭，国计也濒于入不敷出了。武帝承景帝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余风，其时主威赫铄，法为国是，令出必行；而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两朝过度的宽柔，浸假造成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以敌视当权为勇敢，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的光荣。政府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为，必遭受四方八面寻瑕抵隙的攻击，直至它被打消为止。范仲淹的改革就在这样的空气里失败的。英宗朝因为追尊皇帝本生父的名号的小小问题即所谓“濮议”，英宗本生父原为濮王，笔舌的战争就闹得天翻地覆。到神宗即位时这种政治上变态的离心力久已积重难返了。再者汉初去春秋战国军事中心的时代不久，尚武之风未泯，右文之政未兴，故将才易求，斗士易得，图强易效。宋初惩五季军人恣横之弊，一意崇文抑武，三衙实际的长官爵不过四品至六品，唐朝的武举制度也废而不行，军为世贱，士耻言兵，结果良将勇士，两皆寥落，神宗朝重大的战役，多委之宦者季宪，其时军事人材的缺乏可想见了。 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久已心仪神往。他即位时，安石方以前知制诰的资格，闲住在金陵。他正月即位，闰三月便命安石知江宁府，九月便命安石为翰林学士；其后三年间，安石遂历参知政事而至宰相。这王安石是江南西路临川县人。其父历知韶州及江宁府通判。他少年时代的优裕顺适和范仲淹恰成对照。据说他的“眼睛如龙”。读书过目不忘。他二十四岁便登进士第，本取第一，因赋卷中语犯忌讳改置第四。可是他一生从没有和人谈及这件得意的失意事。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都属第一流，并且为当代文宗欧阳修深所心折。欧初识他时，赠他的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直以李白、韩愈相拟。他不独以文名，德行、政事也无不为侪辈所推服。他官知制诰时，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那是当时达官应有的事。安石见了她，就问：“那里来的女子？”答道：“夫人叫我来伺候舍人的。”问她的来历：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军校，因运米损失，家产入官，还不够赔，便把她卖掉，得价九十万钱。安石立即命人把她的丈夫找来，让他们复为夫妇。他官知制诰后，居母丧，年已四十余，却尽极哀毁，在厅堂里以槁枯席地，坐卧其上。有一天，某知府给他送一封信，那差人看了他的样子，只当他是一个老仆，叫他递入内宅。他在槁席上拿了信就拆。那差人嚷骂道：“舍人的信，院子也拆得的么？”左右告诉差人那就是舍人！他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对衣食住都漠不关心。后来毁他的人便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于荣禄也未曾表现过一点兴趣。宋朝的“养馆职”“三馆”是国家的图书馆和史馆是朝廷储才待用的机关，地位极清高，也是仕宦上进必由之路。照例进士名列前茅的，初仕任满后可以请求考试馆职。他却不去请求。再经两任三年一任外官之后，大臣荐他去考试馆职，他也不赴。再历一任外官之后，朝廷直接授他馆职，他也不就。再经一任外官之后，朝廷又授他以更高的馆职，他于屡辞之后，才勉强俯就。但他不是没有办事的才能。他在政治上的好处后来的史家极力埋没，但我们于他早年的政绩还可以找得一例：他知鄞县任满后，县人就给建立生祠。这样一个德行、文章、政事的全人，他在仕途他愈懒于进取，朝野的有心人愈盼望进取。当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的时候他久已声满天下。可是到了他由江宁知府，而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而宰相，一直猛跳的时候；到了天爵和人爵极备于他一身的时候；先进和后进的同僚，包括那正人君子的领袖司马光，都不免对他侧目而视了。 （五） 我们读史有时可于异中见同。汉武帝初年，财政和军备都没有问题，所以他的事业的第一步就是开边；到了后来因兵事的耗费，财政不足，才施行新经济政策。神宗即位时的情形正正相反。所以他的事业的第一步是经济、军事，以至教育上种种建设和改革；后来这些兴革有了相当成就，才着手开边。两人事业的程序是“易地则皆然”的。 神宗在王安石的辅导下所行的新法，现在择其重要的，分经济、军事、教育三类，每类依颁行的次序述之如下。 一、经济 （甲）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颁布其法：各地方政府，每年二次举行放款，听人民自由请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钱十五贯，以下递减，半年为期，取息二分。这种贷款叫做“青苗钱”，因每年第一次散放是在苗青的时候。此法初行时，官吏邀功，每强迫富人称贷，这叫做抑配，后立法严禁。二分的利息，现在看来，似乎不轻，但在当时，因为通货稀少，民间的利息很高，以五分为常，甚至有一年倍本的。此法固然是政府的生财之道，也是感觉青黄不接之苦的农民的一大福音。以重利盘剥为业的豪强对此法的痛恨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司马光所代表的一班士大夫对此法之原则上的反对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 （乙）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曰颁布这法令原文的节略如下： 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种植之法，及修复陂湖河港；或元天陂塘、圩垾、堤堰、沟洫，而可以创修；或水利可及众，而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远，为地界所隔，可以均济流通者。县有废田旷土，可纠合兴修。大川沟渎，浅塞荒秽，合行浚导。及坡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废坏可兴治者。各述所见，编为图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数经水害；获地势汙下，雨潦所钟；要在修筑圩垾、堤防之类，以障水涝；或疏导沟洫、畎浍，以泄积水。县不能办，州为遣官。事关数州，具奉取旨。民修水利，许贷常平钱谷给用。 这法令的实效是：截至熙宁九年止，全国兴修的水利田共三十六万余项。但反对党在这事实下注上一句道：“民给役劳扰。” （丙）募役法熙宁三年十二月颁布其法要点：是令本来有徭役义务的人民，输钱代替，这叫做“免役钱”；官户即仕宦之家、寺观、女户等等，本来没有徭役义务的也令出“助役钱”，其数比免役钱减半。免役和助役钱的征收率，按各地方政府雇役的需要和资产的等级分五等而定；于免役和助役钱的本项外，加征二分，叫做免役或助役宽剩钱，此款原定以备凶荒之用，后来解归国库。募役法对平民是有史以来一大解放，惟官户不免因之蒙受一点小小的损失，其遭受士大夫的反对是势有必至的。 募役法为安石经济政策中最先急的项目。安石曾对神宗说（熙宁四年二月）：“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 （丁）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布此即汉武帝时的平准法的扩大。平准法只行于京师，市易法则推行于京师以外。隶属于京师市易务的分支市易务，设置于下列各处：杭州，黔川今四川彭水县，成都，广州，郓州山东东平县西北。反对党反对此法的理由是：“与商贾争利。” 二、军事 （甲）保甲法。此法实即旧有乡兵制的改良和扩大，其实行有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步熙宁三年十二月：编农户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有保长，大保有大保长，都保有都保正和副都保正，各选本组织内财勇为众所服的主户地主或自耕农人丁充当；家有两丁以上的，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外的余丁亦选其壮勇充保丁；每大保每夜轮派五人警盗，同保有犯强盗、杀人、放火等等重罪而知情不举的坐罪，保内有容留强盗三人以上过三日以上者，其邻舍虽不知情亦坐罪。此法先行于畿内，以次推及全国。第二步熙宁四年：奖励畿内保丁习武，每年于农隙分地举行会试，试骑布射法，上等的当授官职，以次至四等予赏有差。第三步熙宁五年：许畿内主户保丁“上番”即赴各县巡检司服巡警之役，十日一换；月给口粮和薪菜钱。第四步元丰二年至四年：予保甲长及保丁以严格的武艺教练，先以禁军的教头教大保长，三年艺成，乃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此法先行于畿内，次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到了熙宁四年，这三路共有受训完毕的保丁约七十万人。第四步的开始施行已在王安石去位后三年。 与保甲法约略同时实行的是募兵的裁减，但所裁减的，厢兵居多其数不详，禁兵较少。计禁军总数在英宗末年为六十六万余，在熙宁间为五十六万余，在元丰间为六十一万余。 在安石的军事计划中，保甲法原是恢复府兵制以代替募兵制的准备。在施行保甲法第一步之前，安石已与神宗讲论府兵之制，打算以渐复行之。关于此事，安石在所撰《熙宁奏对日录》中曾有记载，此书已佚此书百二十卷为我国历史文件中稀有之宝，佚去太可惜，幸大部分已为李焘采入《续通鉴长编》中，但经删修，本来面目已失，惟宋人陈瓘《四名尊尧集》引五十余则，可于此见其内容一斑，兹据朱熹所引，摘录如下： 余……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佥以为如此。 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不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 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 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 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 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为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则他时可令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可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 上良以为然。 随后安石即奏上记载唐府兵法最详的邺侯家传。此奏原稿曾为朱熹所藏。朱熹说：“（予）独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翰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又说：“抑公此纸，词气激烈，笔势低昂，高视一时，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载，乃更为卑顺容悦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力已甚，而抑损之，其虑深矣。然论其实似不若此纸之云，发于邂逅感触之初，尤足以见其胸怀本趣之为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谓千载之一时矣，顾乃低徊若此，而犹未免有郁郁之怀。君臣之际，功名之会，呜呼难哉！” 神宗到底认府兵制为不可复行，故安石罢政后，不再谈及，其旨似以保甲为防守的辅助力，至战斗的主力仍任募兵。 （乙）保马法熙宁五年，元丰七年。此与汉武帝时之“马复令”许人民养官马以减免徭役相近，其法：于畿内及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许人民领官马自养，或领官钱买马自养，每户不过两匹；养官马支架，公家给以钱帛，并免除其捐税的一部分后来畿内不给钱帛，同时养户自然得使用所养官马。属三等以上的养户十家为一保，属四等以下的养户十家为一社；一保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偿其值；一社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偿其值之半。后来又令京东、京西两路保甲户一律养马，而免除其教阅及此外若干保甲的职责。 （丙）更戍法的废除熙宁七年之元丰四年。更戍法本以防止兵为将有，但结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临事应变，精神散漫，指挥不灵”；禁军之不振，这是其原因之一。神宗和安石有鉴于此，逐渐于各路的军略要地取消更戍法，而设置固定的驻防禁军，由固定的主将，就地训练。这种驻防军的设置，当时称为“重将”。“将”是当时军队新编制中的一种单位，一将约有三千人上下，仿佛现在的一师。 三、教育 （甲）变科举（熙宁四年），罢进士以外的“诸科”诸科是专考记诵的，令除曾应考“诸科”不第的人外，不得参加此种考试；增加进士的名额；进士试废诗赋，传用经义策论；所试群经，但取《易》、《诗》、《书》、《周礼》、《礼记》、及《论语》、《孟子》，而废弃旧有的《春秋》和《仪礼》（同时太学教授及经筵讲讲亦废之）。 （乙）变学制，兴学校。（1）宋初的太学只是品官子弟考“取解”取解即取得应进士试的资格，平民在本州取解的机关，有学校之名而无肆学之实。至仁宗皇祐末，在湖州大儒胡瑗的管领下，太学才成为一真正讲学的机关，但其时学生不过二百人，胡瑗去后，又渐复原状。神宗即位，增太学生额为三百人，后又增为九百人。熙宁四年分太学为三舍，外舍生无定员，新生充之太学生仍限品官子弟；外舍生考取优等的荐于中书，授以官职。元丰二年，增太学生额外舍二千，内舍三百，上舍一百；规定除月考外，每年各舍总考一次，决定外、内舍生的升舍，上舍生的等第。上舍生考上等的等于进士及第，即授官职；中等的免进士的礼部试；下等的免取解。（2）仁宗庆历四年，当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曾“令州各县皆立学校，本路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但当时诸州奉行的不多，其后又限旧时节度使所领州方得立学。熙宁四年，复令各路、州、府立学，每郡给田十顷以赡养学生。其后又派定诸路的州府学教授凡五十三员。（3）仁宗庆历间，胡瑗曾建议兴武学即中央军官学校，朝议格而不行。熙宁五年始行其议。 （丙）三经新义的纂修和颁行。所谓三经是《周官》、《书经》、《诗经》，新义始修于熙宁六年，颁行于八年，主纂的人物为王安石、其子王雱和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吕惠卿。三经新义及安石对付敌党的思想武器，也是他所谓“一道德、同风俗”的工具。自从新法开始颁行以来，所有元老重臣和清流名士一致反对；在朝的谤议汹起，在外任的百方阻挠，使新党辩护穷于辩护，神宗谪黜穷于谪黜。反对党的最后论据，可用三朝元老文彦博的话代表。熙宁四年三月，他论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神宗和安石的坚毅到底战胜了一般士大夫的口舌，而贯彻了新法的推行。但为巩固国是的心理基础，他们不得不在经典中替新法找寻或制造理论的根据。三经新义便是这种工作的结果。群经中最可为新法掩护的莫如《周官》，故安石也特别推重《周官》。新义三种中唯独《周官》一种是安石亲自属笔的，也唯独此种流传至今。新义自从颁行以后，在五十余年间，除了短期的被掩蚀外，支配了整个的思想界：太学和州县学校用为主要的课本，科举考试用为绝对的准绳；新义以外，三经的一切其他注疏，都无人过问了。 后来宋朝贬斥王安石最力的学者也公认新义富于新颖而确当的解释，不容废弃。我们现在读《周官新义》，很容易注意到的却是安石解经的特殊作风，一种奇怪的拆字法。例如他解“遂”字道：“豕八而辵则遂。”又例如他解：“夫”字道：“夫之字与天皆从一从大，夫者妻之天故也；天大而无上，故一在大上；夫虽一而大，然不如天之无上，故一不得在大上。”又例如他解“卿”字道：“卿之字从，奏也；从卩，卩止也；左从，右从卩，知进止之意卩古节奏字；从皀，黍稷之气也，黍稷地产，有养人之道，其皀能上达；卿虽有养人之道而上达，然地类也，故其字如此。”在字形的渊源上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安石确信这种拆字法不独可以得到造字的本意，并且可以得到一切关于人事和天道的重要真理。后来他应用这方法，著了一部二十四卷的字典，名曰《字说》。此书也曾经神宗颁行，其后来的作用和影响与三经新义等。此书可惜现在已佚，但从后人所引，还可以看见它的片段。撰此书时安石已罢政，但在书中还念念不忘统一思想；书中解“同”字道：“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则是非同矣。” 以上分类略述神宗的新政见。此外还有一要项为这三类所不能包括的：即元丰三年新官制的颁行。这新官制的内容这里不能细述，大要是恢复唐代台省寺监的实权，而裁减宋朝在这组织外所加的上层机构。新制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枢密院仍保存。 （六） 神宗在熙宁七年以前对边境的经营，从是年三月间韩琦所上的一封奏疏可见大略。在这奏疏里他列举神宗所为足以引起契丹疑心的凡七事：“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藩骑，三也；创团保，四也；河北诸州筑城凿池，五也；又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 第二项所谓熙河，略当今甘肃洮河流域之地。此地东北邻接西夏，为羌族所分布，久属吐蕃。德安江西人王韶建议招降诸蕃部，抚有其他，以为图谋西夏的初步。先是王安石子王雱十三岁时，闻陕西边卒说洮河事，以为此可以规取，若西夏得之，则国家之患无穷。至是安石力赞王韶之说。神宗便派王韶主持开熙河事。王韶于熙宁四年到边，三年之间，剿抚兼施，并击败吐蕃军，遂定其他。有一次捷书到，神宗解所佩玉带赐安石，以赏其功。其后韶入朝，以宦者李宪继之，史《宋史·韶传》称韶“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当夜卧帐中，前部遇敌，矢石已及，呼声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韶因熙河功，擢枢密副使，后以与安石不协去职。 熙河抚定的次年，契丹忽然蠢动，侵入边境，并遣使来求割所据之地。上文所引韩琦的奏疏就是为此事而发的。宋与契丹往复谈判，经二年之久，至八年秋，神宗终用王安石“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说，割河东边地东西七百里以与契丹。 次年有交址之役。交址本先南汉节度州，南汉亡，名受宋册封，实自主。太宗时曾乘其内乱，遣军进取，无功而返。至时分三路入寇，陷邕、钦、廉等州，屠邕民五万八千。神宗命老将郭逵往讨，逵派别将收复失地，自领主力，攻其后路，进至富良江，交人以精兵乘船迎战，宋军砍树作炮机，发炮石如雨，尽坏敌船，又设伏邀击，杀敌数千并其王太子。交王恐惧乞降。而宋军八万猫署行瘴地，也死亡过半。 神宗开边的第一个目标，原是西夏。自从庆历四年宋与西夏和议成后，西北的边境平静了二十余年。到英宗末年，西夏又开始寻衅。自此年至熙宁四年间公元一〇六六至一〇七一年，西夏三次入寇，宋二次反击，互有胜负。但其中熙宁四年西夏最后一次的攻侵是大获胜利的。元丰四年夏，西夏内变，国主为母后所囚。神宗认为这是进攻西夏的最好时机。经三个月多的布置，然后发动。这一役的意义，从他八月底给熙河路军帅李宪和鄜延路军帅种谔的诏书可以看出。前一封诏书里说：“今来举动，不同凡敌，图人百年一国，甚非细事。苟非上下毕力，将士协心，易以共济？须不惜爵赏，鼓励三军之气。……朝延唯务灭贼，其他固无爱惜。”后一封诏书里说：“朝延昨于诸路大发师徒，本候齐集与逐路遣兵并力，择时鼓行，覆贼巢穴。”总之，神宗要一举荡平西夏，要把他十数年来富国强兵的成绩，作一次壮烈的表现。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却不赞成此举，他以为“举兵易，解祸难”。神宗说：“西夏有隙可乘，我不取，便为辽人所有，时机不可失。”其后孙固又对神宗说：“现在五路进兵，却无总帅，即使成功，也怕有内乱。”神宗说：“总帅确是难得合式的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道：“既然没有合式的人，何不罢乎？”九月底，河东路军帅王中正宦者领兵六万自麟州出发；鄜延路种谔领兵九万三千自绥德城出发；环庆路高遵裕领兵八万七千自庆州出发；泾原路刘昌祚领兵三万自泾州出发；先是李宪已收复古兰州城，至是领本路及秦凤路军七军数未详并吐蕃兵三万自兰州出发；约定五路会师于兴、灵兴州今夏省会，西夏首都；灵州今灵武县。刘昌祚军首先到达灵州城下，高遵裕军继之，两军沿路皆有大捷。昌祚本受遵裕节制，而遵裕疾恶之，屡加凌悔。两军不协，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下，而饷道已断绝。夏人决水灌其营，乘其避水而追击之，宋军潜乱，死已无算，遂退。种谔沿无定河而进，连破银今陕西米脂一带、石今地未详、夏州今陕西横山一带；自夏州继进，粮饷断绝，又遇大雪，士卒死亡十之二三，溃散南奔的亦十之四五，遂退。王中正屠宥州城今陕西靖边东，继进，粮尽，士卒死二万人，遂退。李宪东进至泾原边境，稍有斩获，时诸路已退，亦于十一月中奉诏撒归熙河。是役，西夏的战略是坚壁清野，纵敌人深入，而聚精兵保兴、灵，以轻骑抄截敌人的饷道。是役，宋军虽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却恢复了沦陷百余年的银、夏、宥等州。这新占领区的设防是一大问题。次年秋，经边将对这问题反复讨论后，神宗决定建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这城才建筑成，西夏便派三十万大军来攻夺。这城依山，下临无定河。城中无泉无井，给水全靠城外。既被包围，临渴掘井，得到井水，只够将领之用。兵士绞马粪汁充饮，渴死大半。而援兵和馈饷皆为敌人所阻截。城遂陷。将校死数百人，兵士和伕役死二十余万人；辎重的损失，不可计算。神宗得讯，悲愤不食，临朝痛哭。他想到吕公著和孙固的话，有点后悔了。 （七） 我们若更把神宗和汉武帝作一对比，则永乐之役恰相当于征和三年贰师之役。后者是武帝一生事业的收场，前者是神宗一生事业的收场。贰师之役后三年而武帝死，永乐之役后也恰恰三年而神宗死。神宗死后一年余王安石亦死。 安石自熙宁三年秒进位宰相后，诋诬怨谤，矢集一身，平背亲交，尽成政敌。似乎为减少新法的阻力计，并为劳极少休计，他于七年四月，请求解职，奉六上乃得请，归居金陵。临去，他荐吕惠卿等自代惠卿旋擢参知政事，并答应他日可以重来。次年二月，神宗召他复位，他即兼程而至。但复位不到两年，便又坚请退休，从此不复问政。他最后告退的原因，是宋史的一个谜。据反对党的记载，那是因为他和吕惠卿起了内讧，惠卿把他的私信中有一封说过“毋使上知”的，缴呈神宗，神宗从此对他失了信任，他不得不去。安石复位后不久，便与惠卿失和，那是事实，但发私书一事，并无确据。安石与惠卿交恶的原因也是宋史的一个谜。这一段历史安石在《熙宁奏对日录》的后四十卷中原有详细的记载，但这四十卷给他的女婿蔡卞抽毁掉，不传于世。据吕惠卿家传李焘引，二人的冲突是由于安石恶惠卿擅政，改了他所定的三经新义，并听信了左右的谗间。这当然只是一面之辞。至于安石引退的原因，我们在加以推测时，不可忘却此事前三个月他所受的一生最大的打击：他的独子王雱的英年卅三摧折。这时他已五十六岁了。他退休后隐居金陵十年而死。 自古英雄亦苦辛！行藏端欲付何人？ 当时黯黮犹承误，末学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不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从安石这首诗看来，他身后的遭遇，自己是预料到的。 安石死迟神宗一年余是他的大不幸。神宗死后，长子即哲宗继位，年才十岁，太皇太后英宗后高氏垂帘听政。她一向是司马光的同志，认祖宗家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听政，便开始废除新法，旋起用司马光。一个被宫墙圈禁了五十年的老妇人她是自幼养在宫中的和一个被成见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绅士，同心合力，挥着政治的锄头，期年之间，硬把神宗和安石辛苦营构的成绩芟除的根株尽绝。 （张荫麟） 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像千万壑间忽有崛起的高峰，像篷蒿萧艾间忽有惊眼的异卉；在思想史里每每经长久的沉闷、因袭和琐碎后，继以一生气蓬勃、光彩焕发的短短时期，在其间陶铸出种种新学说，支配此后几百年以至过千年的思想界。宋代自仁宗庆历（一〇四一）以后的四五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是周濂溪敦颐，张横渠载，王荆公安石，程明道颢和程伊川颐的时代诸人以年辈为次，周、张、王皆长二程十岁以上。此以前，宋人的思想大体上继续唐末五代的沉闷、因袭和琐碎；此以后，至宋朝之终，以王荆公为偶像的“新学”和以周、张二程为典型的“道学”相继支配着思想界。故庆历以后的四五十年，一方面是宋代思想的源头，一方面也是宋代思想史的骨干。我们述这个时期的思想应当以周、张和二程兄弟——可称北宋四子——为一集团，而以王荆公为一支别出的异军。 北宋四子不独在思想上有许多同调之处，在生活上亦有密切的连系。二程兄弟少时曾从学于濂溪，而横渠乃是二程的表叔，与二程为学友。我们叙述四子和以后的“道学”家的思想，不能离开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什么是圣人？怎么样做到圣人？我们要从他们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理想人格的气象。 濂溪（一〇一八至一〇七三）的事迹见于记录的，像他的著作一般简短得可憾。他是湖南道州营道县人，年少丧父，以母舅的荫泽出身，历官州县，官至广东转运判官，兼提点广东路刑狱。当他二十来岁任分宁县主簿时，有一久悬不决的疑狱，他经一次审讯，便立即分辨。任南安司理参军时，因平反一冤狱，和上官力争，上官不听，他放下手版，缴还官状，脱身便走，他道：“这样官还做得的吗？杀人媚人，我办不到。”上官卒被他感悟。任南昌知县时，曾得大病，一昼夜不省人事，友人为他预备后事，检视他的所有，只一破烂的箱子，里面的钱不满一百。同时大诗人山谷形容他的性格道：“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他爱自然，他对生命的世界好像有一种冥契；他窗前的草丛不准剪除，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与自家意思一般。”他教学生，每令“寻孔颜乐处”，体认他们“所乐何事”？有一位老者初时跟伊川同学，总不领悟，便扶杖去访濂溪，濂溪说：“我老了，说得不可不详细。”便留他对床夜话。过了三天，他忽觉恍有所得，自言如顿见天的广大。他再去洛阳看伊川，伊川惊讶他迥异寻常，问道：“你莫不是从濂溪那里来吗？” 横渠（一〇二〇至一〇七七）也像濂溪一般，少年丧父，孑然自立，他学无所不窥，特别好讲究军事。年十八，当西夏用兵时，上书谒范仲淹，仲淹一见，认为大器，却戒责他道：“儒者自有名教的乐地，何用谈兵。”并劝他读《中庸》，他读了觉不满足，转而向佛典里探讨，用功多年，深通其说，却又觉得不满足，终于回到儒家的经典。年三十八，登进士第，始初仕。尝知云岩县，以教导人民，改善风俗为务。每月分别召宴中长老，亲自劝酒，让人民知道养老敬长的道里，同时向他们访问民间疾苦，并告诉他们怎样训戒子弟。通常县官的布告，人民大多数不闻不知，只成一纸具文。横渠常把各处的乡长召来，把告示意思对他们谆谆解说，命他们回去街坊里传达。每逢在公庭上，或道路上遇到人民，便考察他们是否听到他所要传达的布告；若没有听到便责罚受命传达的人。因此他每有所告诫，全县人民无不知悉。尝任渭川军事判官，于本州的民食和军政都有很精明的规画。神宗初年，因大臣的推荐，入仕朝廷；官至崇文院校书兼同知太常礼院。神宗很赏识他，想加重用，但他不附新法，终于告退，归隐于陕西郿县的故乡，教学终老。 明道（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和伊川（一〇三三至一一〇七）虽是大家所认为志同道合的两兄弟，但他们在思想上却有若干重大的差别，而他们的异致在事业上性格上，比在思想上更为显著。在事业上，明道是少年科第与横渠同榜登进士第的循吏；而伊川则一次落第，便不再应试，晚岁始以布衣征起哲宗元祐元年，时年五十四为崇政殿说书。明道的仕历是三十年受尽讴歌赞叹的，不可胜述的容断和仁政，这里只举几个例。他知晋城县时，有一个富人，丧父不久，忽然老人到门自认为是他的父亲，两人闹到县府。老人说：“他行医远出后，其妻生子，贫不能养，抱给张家，他现在归来，才知道此事。明道问他有什么凭据，他拿出一部陈旧的方书，后面空白上记着：某年月日，某人抱儿与”张三翁“。明道便问那姓张的：你今年几岁？答道：卅六。又问：你父亲死时几岁？答道：七十六。明道便对老人说：他方才所说的年岁，有邻舍可问的。他出世的时候，他父亲才四十岁，怎么便叫张三翁，那方书上写的是假无疑。老人给吓了一跳。无话可答，只得认罪。他在晋城任内，用保甲法部勒乡村，令同保的人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救。凡孤寡残废的人，责成他们的亲戚乡邻不使失所；旅行经过县境的人，遇着疾病，都有给养；每乡设立小学，时常亲去视察，教师有不良的，便给撤换，儿童句读有错，也给纠正。令乡民结为会社，并给各会社立定奖善诫恶的规条。在任三年，县内从没有强盗或斗死的事件。临到他任满时，忽然半夜友人叩门说出了命案，他说：本县那里会有这种事？若有必定是某村某人干的。查问果然。他任镇宁军判官时，有一位声势煊赫的宦官，方督治理河，本军的兵卒八百八，被派去工作。天气严寒，他们受不了虐待，半夜逃归。同僚和长官都惧怕那宦官，主张不放入城。明道说：他们逃死而归，不纳必乱。亲自去给兵士开城门。却与他们约定，休息三日再去工作。士兵欢呼听命。以上是明道无数精彩的政绩中的片段。伊川任历最精彩的一幕，却是短短年余的，很不愉快的口舌生涯。当他从布衣一跃到”帝王师“时，他要求在皇帝面前坐着讲书，满朝哗然，他只得照例站着讲。那孩童皇帝偶然高兴，在槛外折一柳枝玩玩，他便板着面孔说：“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惹得皇帝、太后和满朝大臣都皱眉。司马光死了，适值明堂大礼，行完礼后，同僚齐去吊唁，伊川认为不对，监执力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理由。苏东坡道：《论语》“子于是日歌则不哭”呀！伊川却传语丧家，不得受他们吊。有名会开玩笑的苏东坡便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尘糟坡里的叔孙通”。再后那孩童皇帝生了病，不能坐朝，伊川忙去见宰相说：皇帝不能坐朝，太后就不该单独坐朝。这一来太后忍无可忍，谏官乘机参了一本，他便以管勾西京国子监名义，被送回老家去。 从上面二程事业的比较，已不难推想他们性格的一斑。关于明道的精神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有一段很好的描写，他说：“先生……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来未尝见其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不笃；人又不及，开道诱掖惟恐不至。故虽桀骜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另一个学生有一次离别了明道之后，人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在春风和气中坐了三个月而来。”明道在熙宁以前，和王荆公本相友好，后来虽因新法和荆公分道，但只平心静气，相与讨论，对荆公不要太过拂逆人心，从没有意气之争。荆公亦感其诚意，对人说：“他虽不闻道，亦忠信人也。”后来他追论新旧之争，亦很公允，他说：“新政之政，亦是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又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放过又且何妨？”论广厚宽和，伊川远不似乃兄，这从记载所存几件对照的琐事可以看出。二程少时尝随父远行，宿一僧寺，明道入门右转，仆从都跟随着他；伊川入门左转，无一人跟随。伊川也自觉道：“这是我不及家兄处。”又一次，二程同入一佛寺，明道见僧一揖，伊川却不，门人怀疑，明道说：“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明道讲书，偶带谐谑，引得大家哄堂；伊川则永远严肃得可怕。门人讨论，遇有不合，明道只说：“更有商量。”伊川只说：“不对。”明道也曾对乃弟说过：“异日能使入尊严师道，那是吾弟之功。至于接引后学，随人才的高下而成就之，则我不让吾弟。”横渠批评二程道：“昔尝谓伯淳明道优于正叔伊川，今见之果然。其明道救世之志甚诚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张荫麟） 南宋中兴之机运 宋高宗赵构康王以兵马大元帅即位于南京应天府归德，改元建炎，即钦宗靖康二年五月也。以其后都于临安，僻居江左，故谓之南渡，又以其类于东晋元帝之偏安一隅，故谓之中兴，史家概称之为南宋，以别于都于汴梁之北宋。 高宗即位之初，河南陕西之地，皆未失陷，山东河北河东之地，亦有一部之保存，宗泽留守东京，屡表请高宗还都，是时宋正有恢复故疆之机。建炎元二年之交，金人第一次南侵，遂南至瓜州，逼高宗渡江，然东京之重心未失，故金兵退而危机遂去。迨建炎四年金兵第二次南侵，则为南宋之存亡所系，以言南下之师，不惟江北两淮之地，多入金人掌握，而兀朮乘锐渡江，所向克捷，前锋所至，远达今之宁波明州且入海三百余里，进窥台温二州，几令高宗无措身之地，与厓山故事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可谓危矣。以言西下之师，欲先定陕西，再南取汉中，以拊四川之背，盖宋不能保汉中，则不能保四川，及荆襄诸郡，厥后元人之得志于宋，即由先定川陕，有高屋建瓴之势，兀朮因南下不能得志，乃转而攻陕，张浚与战于富平而大败，于是陕西之地失其大半，汉中之地亦几几乎动摇矣。 愚谓南渡后，有两役最关重要，一为韩世忠之扼兀朮于江上，一为吴玠吴璘之败兀朮于和尚原，盖兀朮之扼于江上，乃使金人不敢再窥江南，兀朮之败于和尚原，乃使金人不敢再闯陕南，即谓南宋得延续百五十年之久，为此两役之结局，亦无不可。 兀朮渡江而南，追高宗不及，乃作退师之计，时韩世忠以浙西制置使，治舟师于江上，乃请往镇江邀敌归路，遂列舟以俟其至，及兀朮兵至镇江，世忠列舟于北岸，并屯军于金山寺，迫金兵之在南岸者，使不得渡，兀朮无术自脱，愿还所掠，又求与世忠语，世忠酬答如响，时于所佩金瓶，传酒示之，兀朮见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难，但迎还二圣，复旧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将至黄天荡，或献谋于兀朮，囚老鹳河故道，凿渠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上接江口，翌晨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趋建康，然世忠以舟师尾击之，兀朮仍不得渡，已而福州王某教金人火箭，射世忠之船蓬，兀朮用其策，造火箭一夕成，射世忠舟，火发人乱，世忠兵败溃，兀朮得绝江而去。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以上出宋人之记载，或失之夸，然考之《金史》，亦言兀朮渡江为世忠所扼，久之乃得渡江而北，两两相较，知其可信。迨金人第三次南侵，由粘罕主之，兀朮则曰，“江南卑泾，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恐无成功。”此为兀朮见扼于世忠，因而觉悟之明证，吾故曰，兀朮之扼于江上，乃使金人不敢再窥江南，此南宋中兴之机一也。 兀朮造浮梁于宝鸡，渡渭水，攻和尚原，吴玠吴璘选劲弓强弩与战，分番迭射，矢发不绝，且密如雨，敌稍却，则以奇兵邀击，并绝其粮道，凡三日，金兵乃退，伏兵起，追逐三十里，至平地，又阵于山口，兀朮大败，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兀朮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衂未尝如此也。盖世忠江上之役，虽能扼兀朮不得退，究未受大创，惟此役惩创最甚，至是金人始不敢轻视宋军，再继以仙人关之捷，而陕南之局遂定，吾故曰兀朮之败于和尚原，乃使金人不敢再图陕南，此南宋中兴之机二也。 此外如刘锜顺昌之捷，岳飞郾城之捷，亦为南渡以来战功之卓著者。又有一事应注意者，则岳飞之力争长江上游，恢复襄阳六郡，是也。当第二次金人南下，大盗李成受刘豫之策动，进据襄阳而有之，设宋人不为亟图恢复，转入金人之手，则足以震撼荆湖，威胁淮西，岳飞窥见及此，乃竭全力收复之，自是宋京西一路，惟襄阳之地获全，终宋之世，长江上游得以无恙，且与四川为江上之联络，其功亦不在一韩二吴下，至于郾城之捷，尚其次焉者耳。 初高宗闻世忠江上之捷，乃曰：“金人侵犯以来，诸军望风奔溃，今岁知世忠辈，虽不成大功，皆累战获捷，若益训卒缮兵，今冬金人南来，似有可胜之理。”是则南宋之能搘柱半壁于江淮以南，实启自江上一役，高宗已自知之矣。当绍兴十一年兀朮渡淮之际，下寿春及庐和滁亳四州，渐欲窥江，而刘錡王德一军，败之于柘皋，高宗又谕之曰：“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得乘间披猖，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游，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敌窥江，则我兵皆乘其后，今处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亦不敢来。”其后卒如所料，此又金人不敢再渡江之明证也。方兀朮之战于顺昌，责诸将往日用兵之失，众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国王临阵自见，及临阵，竟大败，是则宋军之能战，金人亦复嘹然。高宗于刘豫南侵者失败之际，至于下诏亲征，驻跸江上，以大张中国之威，是又为中兴机运日隆之征。是则高宗中兴之成功，仍基于诸将之善战，李纲有言，“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本传》，诚至当不易之论矣。 或据《文献通考》一五四所载汪藻胡寅二疏，及《金史》所载邓琼之语，以中兴诸将骄横，为不能战胜金人之证，此亦不然。汪藻之言曰：“金人为患，今已五年，而陛下怅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匈敌未退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燮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洎杜充力战于前，王燮卒不为用，光世亦宴然坐视，不出一兵，方朝夕宴饮，贼至数十里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六宫流离，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胡寅之言曰：“煮海榷酤之人，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背捨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邓珫本宋将，后入金，尝语同列曰：“珫常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指兀朮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挥三军，意气自若，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在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考藻疏上于建炎四年，是时以往，宋军见敌，望风而溃，固属事实，然于前一年，韩世忠已能邀截兀朮于江上，且自是以来，金立伪齐，宋军渐能应战破敌，高宗曾谕及此，是则汪藻所论，乃指初期之战况，非可概括于四年以后也。至于胡寅所论，乃战时应有之情况，洎乎绍兴以后，则不尽如是，执此二疏为证，尚有时限不清之病。若邓珫所论，似非无故矣。然如韩岳刘吴诸大将，屡次获胜，必能身先士卒，不尽如珫所论，亦不得执此为诸将战功不可信之反证。 尚有一事应附论者，则高宗之建都临安杭州是也。宋初太祖幸洛阳，欲弃汴而徙都于是，且谓终当居长安，以太宗力谏而止。及高宗即位于南京，李纲上言曰：“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本传》按纲此语，盖以“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二语为原则，如能先守而继之以战，则襄阳之地，控天下之中，西可屏卫关陕，北可进取河洛，诚胜于临安万万也。然纲不先举襄阳，而以长安为上者，则以关中为汉唐建都之地，处高屋建瓴之势，为论者所盛称也，不悟唐末以来，中国情势已大异于汉唐，北方外患之重心，由西北渐移于东北，一往而不可返，五代北宋之君，皆不能弃洛阳开封，以西徙于长安，则其故可思矣，且其后富平一战，而长安之地沦于金人，不可再复，宋人仅能退保大散关，凭秦岭之险以保汉中，设先从纲言，都于关中，不惟将踵玄宗幸蜀之故事，而江南亦不可保，岂非失计之尤者乎。愚以进驻襄阳，实为上计，次则退守建康，以示天下豪杰，有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心，建都临安，则下计也。宋人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以讥南宋君臣之忘畿苟安，此临安不如建康之最显然者。然考南宋养兵之额，数逾百万，不下于北宋极盛之时，官禄祠祀之费，亦复称是，是时固以财匮为虑，犹能支持百余年而未之失坠，则以江浙为财赋之区，工商发展，过于北宋，国家有所取偿故也。盖从经济方面着眼，临安之地，实过于长安襄阳数倍，惟都于建康，则进可战，而退可守，并可靠临安之长而有之，南宋之终于偏安，而不能大有为，亦以不能尽用李纲之言，有以使之然也。 总之，高宗中兴之途径有三：上之则恢复太宗太祖以来之故疆，驱逐金人于境外，如汉光武之光显故业，是其例也。中之则支持半壁，保聚一方，使中国全区，不致尽蹂躏于胡骑，如晋元帝之偏安江左，是其例也。下之则内无可恃之贤相，外无善战之名将，苟延残喘，偷息一隅，敌军近逼，随流澌灭，如明福王之溃于南京，是其例也。高宗上不能为光武，下亦不致如福王，终步元帝之后尘，以成偏安之局，所以致此之因，具如上述，是亦不幸中之幸矣。 （金毓黻） 宋之灭亡 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其兴盛由于士大夫，其衰亡亦由于士大夫，士大夫之代表，即为宰相，宋开国功臣之赵普，由书生起家，书生即士大夫之异名，中叶之变法党争，亦为士大夫之交斗。南宋宰相皆兼枢密使，文武兼掌，其权重于北宋，其执政颇久，而后世目为奸臣者，有四人焉，一为秦桧，二为韩侂胄，三为史弥远，四为贾似道，此四人亦属于士大夫之林者也。秦桧主和，韩侂胄主战，皆与对外有关，前已论之，史弥远主谋诛韩侂胄，又于宁宗之末，摈皇子贵诚，援立理宗，皆无关于一代治乱之大，故亦置而不论，其收宋室之终场者，则为贾似道，吾敢断言，宋室之亡，亦士大夫为之也。 似道为理宗贾贵妃之弟，不由科第出身，以其姊有宠，而致贵显，洊升宰辅，内而平章政事，外而都督军马，文武大权，集于一身，始于理宗开庆，终于恭帝德祐，前后凡二十年，执政之久，与蔡京秦桧史弥远三人相埒，且其人亦非尝学问，收藏之富，为南宋第一，宋人书画尽有钤“秋壑”二字小印者，即为似道旧藏，至今人犹争宝之，其可述者，尚有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三事，昔者周密尝称之又以国用日绌，置公田，主推排，立银关，为时贤所诟病，然亦有小效可称，且亦出于不得已，是则似道亦非无一长可取。惟周密又讥其“专功而恃势，忌才而好名，”以其专功怙势，故明知才不足应变，而恋恋不肯去，以其忌才好名，故恶刚正之士，而喜引迂缓不才之人，卒至国破身亡而后已，抑何其不智也。《大学》引《秦誓》云，“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丫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保我子孙黎民，”似道外以休休之度自饰，而中实媢嫉，如故相吴潜之不得其死，即其一证。似道自本无才，而忌人之有才，其当国时，在朝诸臣之才望，皆在其下，盖必如此，而后能自固其位，是则似道之病，可以怙势忌才四字括之而有余，惟其怙势，故有患得患失之虑，惟其忌才，故无任重致远之人，其结局乃与宋末之蔡京同符，是为误国，而非奸国，然仅如此，亦足致宋于亡，盖国当末运，事机间不容发，以媢嫉之士，执政二十年之久，欲其不亡，能乎不能。 宋至恭帝之世，内有误国之相臣，外无御敌之将帅，是为病入膏肓，有死而已，元兵南犯，如摧枯拉朽，纵有二三忠义之士，效死抗拒，终亦无济，由是先有临安之系掳，后有崖山之沈覆。 恭帝德祐元年冬，元军迫临安，宋人请和，不许，明年正月，恭帝奉表请降，三月元总帅伯颜入临安，以恭帝及太后并赵氏族人北去，图书法物亦并载之，一如靖康故事，是为临安之系掳。 恭帝为度宗嫡子，被掳北上，时年仅六岁，诸臣拥立其庶兄益王昰于福州，是为端宗，后以元兵来逼，迁于碙州，惊悸而崩，又立其弟昺，是为宋末帝，一称帝昺者也，即位后，徙居厓山海中，明年为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之至元十六年也，元兵来袭，军溃，丞相陆秀夫负末帝溺于海，未几，扼守海上之张世杰亦溺死，二帝前后凡立五年，至是宋亡，是为厓山之沈覆。 北宋靖康之祸，臣僚死节颇少，故金人见李若水死节，叹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实则继若水之后，尚有张叔夜可称，特无宰辅重臣之赫濯者耳。宋亡死节之士，颇不胜数，其尤可称者，曰少保枢密使文天祥，天祥于理宗时，举进士第，考官王应麟读其卷，谓“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端宗初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不拜，乃以之专任枢密使，宋亡之前，元兵袭执天祥于五坡岭今海丰县北，送至大都燕京，见元丞相孛罗，长揖不屈，仰首言曰，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此，愿求早死，孛罗曰，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岁帝岁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吾今日非应博学宏辞科何暇泛论，孛罗曰，汝不肯说兴废事，且道古来有以宗社与人而复逃者乎，天祥曰，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国亡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故耳。孛罗怒曰，尔立二王，竟何成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曰，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元人乃囚之，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宋亡后三年十二月，时中山有人自称宋帝，欲取文丞相，又有上书告变者，言某日烧城起事，丞相无可忧，元主懼变作，乃迁宋恭帝时封瀛国公，及宋宗室于上都，并杀天祥，天祥在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又于狱中作正气歌，序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夏日诸气萃然，时为水气，为士气，为日气，为米气，为人气，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而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死后，于衣带间，得自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后人在数百载下，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盖上与殷之比干争烈，下为明之史可法所仿效云。 宋前有徽钦之被掳，后有恭帝之北迁，上踵典午怀愍石晋末主故辙，颇为谈史者所羞称，惟至宋亡之顷，君臣同沉于海，天祥既不屈而死，其后又有故江西招谕使谢枋得亦以不屈节死于燕，皆绵后人以无尽之思，此为宋代诸君厚待士大夫之结果，亦为蔡京贾似道诸相误国之反映。当是时，元以异族入主中国，凡耶律德光一试而失败，完颜亮欲渡江而不得之故迹，均能一一突破，别开生面，以成统一南北之局，且为后来满清之先例，此为国史上空前未有之变局，衣冠之士，所为同声悲愤者，因之有郑所南之《铁函心史》，谢翱之《西台痛哭记》，以寓人心不死思宋弗替之旨，后人更为之撰《宋遗民录》、《广宋遗民录》，且以元顺帝为宋恭帝之子，阴篡元统，此种伏流，涓涓不绝，迨元政不纲，乃乘机突发，遂为明太祖以汉人得国之所因，是则宋之君臣死国，关系绝大，有此一事之系属，虽谓宋未曾亡，无不可也。 （金毓黻） 第六编 李思纯、吕思勉讲元史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元史学之鹄的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蒙古是野蛮的侵略民族(1)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国，他是适直幸运而成功的。 蒙古所征服之地，几于包括整个亚洲，而且还跨有欧洲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西域。葱岭以西，亚历山大东征后，安息、大夏，对立为两个大国。其后则变为波斯和月氏的对立。南北朝时，嚈哒兴，月氏为其所破，分为许多小国，波斯亦被其摄服。突厥兴，嚈哒又为所破。月氏旧地，大抵服属于西突厥。时大食亦已勃兴。公元641年，破波斯，葱岭以西之地，次第为其所吞并。是时中国亦灭西突厥，波斯以东之地，尽置羁縻府、州，两国的政治势力，遂相接触。然葱岭以西之地，中国本视属羁縻，故未至引起实际的冲突。公元750年，即唐玄宗天宝九年，唐将高仙芝伐今塔什干的石国，石国求救于大食。明年，大食来援，唐兵败于怛逻斯。未久，安史之乱起，唐朝就不再经营西域了。安史乱后，中国对于西域，就不再过问了。辽朝灭亡后，其宗室耶律大石，会十八部王众于西州，唐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县。简其精锐西行。此时大食的纪纲，久已颓废，东方诸酋，据土自专，形同独立。大石兵至，灭掉雄据呼罗珊的塞而柱克，Seljuks。并压服了花剌子模，Khorazme，《唐书》作货利习尔。使之纳贡，而立国于吹河之滨，是为西辽。 成吉思汗平漠南北时，今蒙古西部乃蛮部的酋长古出鲁克奔西辽，运用阴谋，和花剌子模里应外合而取其国。又有在鄂尔坤、色楞格两河间的蔑儿乞，其酋长忽秃亦西奔，和古出鲁克都有卷土重来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动摇，乃于1213年北归，遣哲别、速不台把这两人击灭。先是天山南路的畏吾儿即回纥异译。及其西之哈剌鲁，唐时西突厥属部葛逻禄。归顺蒙古，蒙古入西域之路已开。既灭古出鲁克，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兴于蒙古高原的北族，照例总是先向中国地方侵掠的；况且是时，蒙古与金，业已兵连祸结；所以蒙古对于西域，本来是无意于用兵的。但野蛮人所好的是奢侈享受，西域是文明发达之地，通商往来，自为其所欢迎；而商人好利，自亦无孔不入。成吉思汗乃因商人以修好于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亦已允许。然花剌子模的军队多数系康里人，王母亦康里人，因之作威作福，花剌子模王不能制。锡尔河滨的讹打剌城为东西交通孔道，城主为王母之弟，蒙古人随商人西行的，一行共有400多人，都被他认为奸细，捉起来杀掉，只有一个人脱逃归报。成吉思汗大怒，遂以1219年西征。破花剌子模，其王辗转入里海小岛而死。王子奔哥疾宁，成吉思汗追破之，略印度北境而还。哲别、速不台别将绕里海，越高加索山，破西北诸部。钦察酋长奔阿罗思，Kiptchac，亦译奇卜察克·阿罗思即俄罗斯。又追败之，平康里而还。成吉思汗的攻西域，本来是复仇之师，但因西域高度的物质文明，及其抵抗力的薄弱，遂引起蒙古人继续侵掠的欲望。太宗立，命诸王西征。再破钦察，入阿罗思，进规孛烈儿即波兰及马札剌匈牙利，西抵威尼斯，是为蒙古西征最深入的一次，因太宗凶问至，乃班师。宪宗立，复遣弟旭烈兀西征。破木剌夷及报达，木剌夷Mulahids，为天方教中之一派，在里海南岸。西域至此略定。 东北一带，自高句丽、百济灭亡后，新罗亦渐衰。唐末，复分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石晋初，尽并于高丽王氏。北宋之世，高丽曾和契丹构兵，颇受其侵略，然尚无大关系。自高句丽灭亡后，朝鲜半岛的北部，新罗控制之力，不甚完全；高丽亦未能尽力经营；女真逐渐侵入其地，是为近世满族发达的一个原因，金朝即以此兴起。完颜部本曾朝贡于高丽，至后来，则高丽反为所胁服，称臣奉贡。金末，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今辽、吉境内扰乱，蒙古兵追击，始和高丽相遇，因此引起冲突，至太宗时乃成和。此后高丽内政，遂时受蒙古人的干涉。有时甚至废其国号，而于其地立征东行省。元世祖时，中国既定，又要介高丽以招致日本。日本不听。世祖遂于1274、1281两年遣兵渡海东征。前一次损失还小。后一次因飓风将作，其将择坚舰先走，余众20余万，尽为日本所虏，杀蒙古人、高丽人、汉人，而以南人为奴隶，其败绩可谓残酷了。世祖欲图再举，因有事于安南，遂不果。蒙古西南的侵略，是开始于宪宗时的。世祖自今青海之地入西藏，遂入云南，灭大理。即南诏。自将北还，而留兵续向南方侵略。此时后印度半岛之地，安南已独立为国。其南，今柬埔寨之地为占城，蒲甘河附近则有缅国。元兵侵入安南和占城。其人都不服，1284、1285、1287三年，三次发兵南征，因天时地利的不宜，始终不甚得利。其在南洋，则曾一度用兵于爪哇。此外被招致来朝的共有10国，都是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沿岸之地。《元史》云：当时海外诸国，以俱蓝、马八儿为纲维，这两国，该是诸国中最大的。马八儿，即今印度的马拉巴尔。俱蓝为其后障，当在马拉巴尔附近。自成吉思汗崛起至世祖灭宋，共历112年，而蒙古的武功，臻于极盛。其人的勇于战斗；征服各地方后，亦颇长于统治；如不干涉各国的信教自由，即其一端。自有足称。但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则仍在此时别些大国，都适值衰颓，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国和大食帝国；又有一部分人，反为其所用，如蒙古西征时附从的诸部族便是；所以我说他是适直天幸。 中国和亚、欧、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起源之地。这两个区域的文明，被亚洲中部和南部的山岭，和北方的荒凉阻隔住了。欧洲文明的东渐，大约以希腊人的东迁为最早。汉通西域时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就都是希腊人所传播、所留遗。其后罗马兴，东边的境界仍为东西文化接触之地。至罗马之北境为蛮族所据而中衰。大食兴，在地理上，拥有超过罗马的大版图，在文化上亦能继承希腊的遗绪。西方的文化，因此而东渐，东方的文化，因此而西行者不少。但主要的是由于海路，至蒙古兴，而欧西和东方的陆路才开通。其时西方的商人，有经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到蒙古来的，亦有从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来的。基督教国亦派有使节东来。而意大利人马哥博罗，Marco Polo，居中国凡30年，归而以其所见，著成游记，给与西方人以东方地理上较确实的知识，且引起其好奇心，亦为近世西力东侵的一个张本。 如此广大的疆域，自非一个大汗所能直接统治；况且野蛮人的征服，其意义原是掠夺；封建制度自然要随之而兴。蒙古的制度，宗室、外戚、功臣是各有分地的，而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为最大。当时的分封，大约他的长子朮赤，所得的是花剌子模和康里、钦察之地。次子太宗所得的是乃蛮之地。三子察合台所得的是西辽之地，而和林旧业，则依蒙古人幼子守灶之习，归于其季子拖雷。此据日本那珂通世说，见其所注《成吉思汗实录》，此书即《元秘史》的日译本。其后西北一带，朮赤之子拔都为其共主，而西南的平定，则功出于拖雷之子旭烈兀，其后裔世君其地。此即所谓阿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阿阔台之后称Km. of Ogotai，亦称Naiman。（乃蛮）察合台之后称Km. of Tchagatai。拔都之后称Km. of Kiptchac，亦称Golden Horde。旭烈兀之后称Km. of Iran。而分裂即起于其间。蒙古的汗本来是由诸部族公推的，到后来还是如此。 每当大汗逝世之后，即由宗王、驸马和管兵的官，开一个大会，蒙古语为“忽力而台”。议定应继承汗位的人。太祖之妻孛儿帖曾给蔑儿乞人掳去，后太祖联合与部，把他抢回，就生了朮赤。他的兄弟，心疑他是蔑儿乞种，有些歧视他，所以他西征之后，一去不归，实可称为蒙古的泰伯。太祖死时，曾有命太宗承继之说，所以大会未有异议。太宗死后，其后人和拖雷的后人，就有争夺之意。定宗幸获继立而身弱多病，未久即死。拖雷之子宪宗被推戴。太宗后人，另谋拥戴失烈门，为宪宗所杀，并夺去太宗后王的兵柄。蒙古的内争，于是开始。宪宗死后，争夺复起于拖雷后人之间。宪宗时，曾命阿里不哥统治漠北，世祖统治漠南。宪宗死后，世祖不待大会的推戴而自立，阿里不哥亦自立于漠北，为世祖所败，而太宗之子海都自立于西北，察合台、钦察两汗国都附和他。伊儿汗国虽附世祖，却在地势上被隔绝了。终世祖之世不能定。直到1310年，海都之子才来归降。然自海都之叛，蒙古大汗的号令，就不能行于全帝国，此时亦不能恢复了。所以蒙古可说是至世祖时而臻于极盛，亦可说自世祖时而开始衰颓。 （吕思勉） ———————————————————— (1) 编者注：为了保持文章原貌故未作改动，但并不代表编者认可原作者的说法。这里需读者自己来辩证地阅读和理解。 元史学之鹄的 凡将时间自成吉思汗以降，迄于其裔孙沦亡，空间自中国以至西域，中间一切兴革盛衰之迹，为有统系的历史之研究者，是曰“元史学”。 “元史学”之命名，盖未为适当也，所谓“元朝”者，乃自忽必烈入主中国后，规仿汉制，始定国号曰元，故元之为义，仅足概括自忽必烈世祖迄脱欢贴木儿顺帝之以蒙古大汗而兼为中国皇帝者而言。至若成吉思汗太祖、窝阔台太宗、贵由定宗、蒙哥宪宗之尚未定中国者，与奇卜察克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之离中国而建邦西域者，皆不得名之曰元朝。故实际上吾人所谓元史，仅居蒙古史中十分之一二耳。近代元史学家屠寄敬山颇知此义，彼将自成吉思汗以来塞外崛起之故乘，与西域诸汗开藩建邦之事实，别辑为专书，署名曰《蒙兀儿史记》，所以别于吾国旧时所谓元名，其识解甚卓。吾于屠氏之命意，固甚赞同。特吾书斟酌再四，而仍不能不用元史之旧名者，（一）国中专家，自屠寄外，无不习用史之名，即较屠氏更为晚出之柯劭忞凤孙，其所著述，亦以《新元史》名，既已约定俗成，当以不改为是。（二）汉文既为单音，命名宜从简易。蒙兀儿史或蒙古史，字繁音复，不便使用，不若元史二字，简易合用。（三）忽必烈戡定中国后，虽宗藩不服，叛乱频仍，然在名义上，仍为蒙古全国大汗。中间亦时有西域宗王，入觐贡物。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朝，仍不能不谓为代表蒙古帝国之中心。则元史二字，固可涵盖余邦。虽不免以偏赅全之讥，但亦有可据之理由。故吾书仍从元史旧名。且更将数百年来东西专家对于蒙古之研究，亦擅为定名曰《元史学》。 今于世界历史之中，致力以专攻元史学者，果有何“鹄的”乎？凡学问者，为学问而学问，其鹄的之不涉功利主义，吾固无庸于此再为赘辞。若自其本身性质上言，则元史之译名商订，地舆考证，年代搜索，事实稽访，其困难盖十倍于他种历史。吾常思之，凡工作之愈困难者，则酷嗜搜索之学问家对之，其趣味愈浓，其勇气愈增。然则治元史之鹄的为何，吾人姑存而不论可也。即使斯学别有其较高之鹄的，吾人亦不妨大胆断言之曰，“元史学者，别无鹄的，即以困难为其鹄的”。以其研究之特为困难，而学者乃更群趋之焉。 今欲明治元史学之鹄的，必先明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之地位，与其南并中国西侵欧洲之成绩。蒙古人者，无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无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马蹄所及，乃无意中于东西文化上发生几多之间接影响，此则治元史学者所当留意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绩，则尤伟大可惊。今人梁启超，谓“成吉思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数十年间，几混一东半球，曾不百年，子孙沦灭，退伏沙漠，正如世界历史上一飓风”，其言最为切当。故吾人以近代民族接触文化转输之眼光观察之，则蒙古崛起，虽仅为沙漠间一野蛮部落之事实纪载，若其南并中国西侵欧洲两役，则于东西两方文化史上，有较重要之影响与价值。 今若自南并中国西侵欧洲之结果言之，其虽然可见之影响，盖可列举。其在中国方面，六七百年前之遗迹，关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响，食其果报。试从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征之，今日吾国固结于人心之省界思想，确定于法律之行省区域，探其历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来乎。魏源（默深）《元史新编·地理志》云，“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云云。柯劭忞《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纪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书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后，增淮南，福建，山东，为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年表》所纪，以中枢大臣而兼辖行省，实明清两代督抚制度之权舆。当时任行省宰相者极众。故吾人当知近代中国之地方区划，地方制度，盖从唐宋以来，数经变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清两代承之，小有变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则元人南并中国后所遗留于今日最大之一遗迹也。 复次，则元人于吾北方民族之同化作用上，颇有影响。按契丹女真二族，自窜据吾北方以后，浸假而文化濡染，习于汉俗，其“民族意识”已渐沦亡，而相率自附于汉人之列。故当蒙古盛时，彼曩日与吾为敌之辽金二族，已驯伏归化，深染华风。然彼虽自附于汉人，而汉人固未必便认为同类也。自蒙古南并中国以后，乃迳分中国民族，曰“汉人”，曰“南人”，其所谓南人乃宋亡之裔。若曰汉人，则其中包含北方久习汉化之契丹女真也。至是而彼久习汉化未能即真之异族，乃迳取得汉人之名，加诸其族。而吾南方人民，亦浸久而承认之。于是吾北方各省之民族同化，乃倚赖蒙古人指鹿为马等称齐视之结果，而名实两方面，俱告成功，斯固亦治史者所不当忽之一事。 元人宗教信仰之留遗迹于中国者，则“喇嘛教”是也。元人崛起朔漠，无所谓宗教信仰，厥后四方以次戡定，东西诸汗，亦颇苦其民蛮野鄙僿，不易施治。乃不惜旁求外邦宗教，冀以教民淑俗。当时诸汗国分封万里，幅员辽阔，风尚之传习不同，交通之情况互异。故其所假借应用之宗教，亦复彼此不同。诸汗国中各种宗教争竟抉择之结果，略如下表。 元人兴盛之时，西欧诸帝王，方沉迷于复兴基督教之梦中，竭其力以屡兴十字军，冀绝灭回教于西亚东欧之地。当时以伊儿汗国之扑灭回教故，罗马教皇乃屡遣教士东行，冀与蒙古人声气相通，以从事合作，扑灭回教。于时元人方务兼并回教诸国，故亦采远交近攻之策，务与基督教士交欢。吾人熟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之父与叔，即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与罗马教皇通使，以求其派遣教士东来着也。乃不幸道元稽迟，复值教皇更迭，故忽必烈请求教皇派遣百人，而教皇乃仅派二人，且未达中国，中道而返。其时复值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土番僧侣，声势大张，若辈挟佛教中小乘外道之旁支，别受聂思脱里教派（Nestorians）之影响，而今日风靡蒙藏之喇嘛教，于以创行。蒙古大汗忽必烈，乃转移其眷顾基督教之眼光，而别注目于喇嘛教。于是北方游牧驰突之民族，逐一变而为黄衣佛号气死奄奄之今日蒙古部落，实以是时种其因。吾人今日试游北方诸地，远及塞外盟旗，乃恍然于六七百年蒙古所留宗教信仰之遗迹，其支配北方种族生活之情形，盖若何强烈而有力，斯亦治元史者所当研究之鹄的耳。 元人南并中国之所留影响，为吾人研究元史之鹄的者，既大略如上述。至其西侵欧洲之关系，尤为蒙古史迹之价值所在。夫元人西侵之价值所在，则“东西交通”耳。原来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在历史上，曾有多次之机会，垂相接触，而终致参商不果。自纪元前三百二十六年，马其顿王亚力山大东侵，兵锋及于印度恒河，其于中国，未达仅一间耳。及汉武帝远通西域，而亚力山大王所建东方藩封，早归沦灭，东西交通，终不相值。汉武与亚力山大王之相距，仅二百七八十年，彼此参商，遂成永隔。甘英远使，已临西海，徒以安息欲擅互市之利，甘英见惑伪言，竟不西渡。按甘英所临之海，近人考证以为里海，独洪钧以为系波斯湾，见洪氏《元史译文证补，中国与欧洲之间》，遂终无直接通使之机会。由此因循，至于中古一二二九年以后，乃藉元人兵力，西达波兰奥斯马加，而后中西陆路之直接通使，乃告纪元。此即一部元史之极大价值所在，而亦即吾人所以戮力搜讨之鹄的。英国霍渥尔特氏（Herry H. Howorth）所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三卷之序言有曰： The in vasion of Mongols opened the various roads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closed, and brough tmen of all races together, while one of the chief consequences of their invasion was the transportation of whole peoples to and fro. 蒙古西侵，乃将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尽开辟之，而使一切民族种姓，聚首相见。西侵之主要关系，乃输送全部民族，使转徒交通。 法国马斯伯罗氏（Georges Maspero）所著《中国》（Ia Chine），书中第四章亦曰， Ce furent les Mongols Qui rappr ocherent la Chine de I'Europe. Maitres de Moscou etde kiev, ils envahissent la Pologne, en Hongrie, et auraient pousseplus avavt silamortd'ogotain'etait venue sauver I'Europe. 惟蒙古人之力，乃使中国与欧洲互相接近。彼既为莫斯科与机洼之主人，乃更侵入波兰，直越奥匈国境。使非阿阔台之死，报拯免欧洲，或将更引其众前进耳。 吾人于此证知，蒙古西侵乃东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件。盖自蒙古西侵，而中西两方相互间，乃辟汉唐以来未有之新天地。彼元人虽铁骑驰突，未常具有传播文化之动机，而双方文化，终于不自觉间，赖以传播。且以亚洲有色人种，震轹西欧，亦为吾东方民族足以自豪之历史。盖自纪元四百四十年来匈奴亚提拉王（Attila）西侵罗马以后，又越八百余年，乃有蒙古酋巴都（Ba-tu）速不台（Subutai）等，继踵前烈。故治元史者，当视蒙古西侵为一主要大事。而吾人对于西侵之事略，与西侵诸役之本身价值，固当以中西交通一问题，为研究之焦点。 巴黎大学旧设《鞑靼史》讲座，当时法国史学界之主张，以为马可波罗之著游记，其关系之重大，不逊于哥伦布之西航美洲。有法国东方史家莱弥萨氏（Abel Remusat），曾将蒙古西侵之影响，列举多种如下。 （一）关于宗教传布方面者。 叙利亚之聂思脱里派（Nestorians）因蒙古西侵而传布于中国，当一二八〇年，罗马教皇使者抵中国时，已有聂思脱里派之寺院十二所。 元人名北京曰汗八里（Khanbaligh），当时汗八里之主教，曾将《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及《赞美圣》（Psalms）翻译为蒙古文。 喇嘛教之创兴，实于聂思脱里教派有所采取。又蒙古所行之畏吾儿（Ouigur）文字，亦由聂思脱里教徒，于叙利亚文字有所贡献，以造成蒙古通用之文字。 （二）关于物价介绍方面者。 蒙古曾传中国之罗盘指南针（Mariner's Compass）于欧洲。 自蒙古西侵，欧人乃识中国印度从古早用之火药（Gur-power）木版雕刻之印刷术，亦由蒙古自中国传入欧洲。 纸币（Paper-money）为中国早行这物，由蒙古之在波斯者，传入欧洲。游历家巴罢罗（Josaphat Barbaro）曾于一四五〇年，在（Azof）地方，遇一鞑靼人曾奉使中国者，呼纸币为Con nuova stampa，且告以在中国如何印刷发行之大状况。 纸牌（Palying Cards）作叶子戏之用者，原系木质镌花，于一一二〇年，自中国传入蒙古。而欧人最古所用之纸牌，名为（Jeu de tarots）者，其形式花样尺度数目，皆与中国同。 又算盘（Shan-pan or Arithmatical machine）乃计算之器，亦由蒙古西侵时，传入俄国与波兰。今俄波两国不识字之妇女，于计算时，尚通用之。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古人布算为筹，今用算盘，以木为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审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辍耕录》，有走盘珠定盘珠之喻，则元代已有之矣。 莱弥萨氏于列举以上诸事既竟，更为结论曰：“此交通乃将中古之黑云，一扫而净。屠杀之祸虽惨，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其在物质文明方面之交通，除吾人上举之东方指南火药印刷纸币之传入欧洲而外，其西方传入东方之物，则火是也。按《元史》载阿里海牙攻樊城，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法，命送军前，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一中谯楼，声如震雷，世所谓襄阳也。 《元史·工艺传》载云：“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发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匠于宗王阿不哥（按即伊儿汗之阿八哈，Abaka khan），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服。十一年，国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又云：“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亦思马因相地势。置于城东南隅，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 吾人自中国史籍所得，惟阿老瓦丁及亦思马因二人而已，然自西方史籍中征之，则尚有多人。马可波罗游记自云，元兵攻襄阳时，身预其列，其父曾献法，遂破其城。是马可波罗之父，亦为献之一人矣。 《伊儿汗国史》载云：“蒙古大汗征大马色城（Damascus）之三手，攻襄阳，一曰阿伯八克（Ababack），一曰伊伯拉希（Iblash），一曰马合摩德。”（Mohammed）时为西历一二七二年云。 吾人观于中西史籍所载攻襄阳手之名，彼此歧出，颇滋惶惑。近人张星烺考证《中国史书上之马可波罗》曰：“元史所纪襄阳之役，无马可波罗之名，或当时献者多人，而史官仅择亦思马因一人之名，余皆从略也。成宗时，史官进世祖实录，帝阅之，斥曰，亦思马因一手，事何足纪。由此观之，即亦思马因一人之名，得遗留后世，亦云幸矣。” 抑吾人于以上所举诸事物之外，犹有可补充之数事，甚为重要者。 其一，则中国农产工艺品之再入欧洲也。当中国汉代西方罗马之时，亦常有中国所产丝茶诸物，由安息（Parthes）之转运居奇，流入欧洲。于时罗马人颇不能明晓其来源，而漫呼其产地曰（Seres），斯盖中国之一别名也。厥后西方罗马衰亡，中国亦遭晋唐之乱，交通中绝，而中国农产工艺品之不见于欧洲者，盖八九百年。至元人西侵，而后久睽隔于欧人这眼之品物，若丝与茶，及两宋以来范制颇精之瓷器，复随元人马首，而再入欧洲。 其二，则回教徒天文历法知识之传入中国也。吾人读《元史》，每见当时宗教徒有所谓“木速儿蛮”者，即今日欧人通常习呼回教徒之名曰（Musulman）是也。今据欧洲之蒙古史学专家所考见，以为元人西侵波斯，攻破报达（Bagdad），曾传阿拉伯回教徒之天文知识于中国（Howorth氏《蒙古史》）。按波斯阿拉伯向为天文历算诸学发达之地，报达一城，为回教徒声教文物之中心者，凡六七百年，一旦为元人所蟠据，其天文知识之因交通而传入中国，乃事势之所许。今试以此说，考之中国史籍，亦不为无征。柯劭忞《新元史》卷三十四《历志》云：“耶律楚材常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又作麻答历，今不传。”又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帝稍采用之。其法为默特纳国王马哈麻所造。历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即隋开皇已未。”又云：“十三年平宋，世祖诏许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历，率南北日官陈鼎臣、郑元麟、毛鹏翼、刘巨源、王素、岳铉、高敬等，分掌测验推步。十七年新历成，赐名《授时历》。”又柯书卷四十一《天文志》云：“郭守敬创制诸仪表，台官遵用百年，测验之精，远逾前代。”就以上诸说而观之，元代律历知识，本有外来之影响。郭守敬之《授时历》，是否曾受回回历之影响，《元史》实无明文。假令实有得于西域之历法，而国人结习，每项以由外夷求得之知识为耻，史官亦必讳言。吾意以为元代历法之精，乃史家所公认，然斯学何以于短期之内，骤跻精深，跨越前代，必有其致此之原因。则郭守敬《授时历》之曾有外来影响，乃理之所必有。然魏源《元史新编》卷六十四《历志》云：“有元一代制度，莫善于历，历出于郭守敬，全凭实测，不事虚算，故西法未至以前，惟《授时历》为无弊。”魏氏之所谓西法，即明季以来南怀仁汤若望之西法。彼盖认郭守敬历法之毫无西方影响，不知回回历法，早入中国，而郭守敬王恂诸氏之骤精历学，必有其原因也。按史载世祖曾令立回回钦天监回回国子学，亦足为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七，有“回回算术”一则云：“《明史》载回回历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宫十二，每宫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时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戴东原曰，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是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万万乘三十一。满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书法，明季西洋人第谷，测春分时刻，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纳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纳四十九秒，共二万九百二十五秒，是为八万六千四百分日之二万九百二十五也。以万万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乃知第谷所定岁实，虽云测验得之，实暗用回回法耳。”按阿拉伯历算之精，世所共晓，此所云回回历法，在元代已传入于中国，明代历法，特因回回旧法，更为推步，固非特创也。 今更就柯氏《新元史》诸列传中考之，则当制定《授时历》时，与郭守敬先后同时而深于数理历学之人数甚多，试为简举如下。 郭守敬，顺德邢台人，造《授时历》，作简仪，仰仪，正方案，景符，窥兀诸器。 李治，真定藳城人，著《测海圆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朱世杰，文都人，著《四元玉鉴》三卷。 杨恭懿，奉元高陵人，同修《授时历》，著《历议》。 王恂，中山唐县人，同修《授时历》。 齐履谦，大名人，著《至晷景考》二卷，《经串演操》八卷。 以上诸人，专精数理历象之学，吾固不能武断其皆受外来学术之影响。至少其中若干，必为吾国原有之学术传授。然吾人固熟知，回回历法，在太祖成吉思汗时，已为耶律楚材所推许，且亦为世祖忽必烈所采用，则以上所举诸人，又生太祖后多年，当时学术讲求，必曾有所灌输探讨，以为比较参合之资。且所举诸人，皆出北方，吾人考宋末元初，声教文物，皆在江淮一带，南方研求学术之盛，远过北方，何以上举诸数理历象专家，皆属北方人士？岂非因回教徒天算历法之学，由蒙古西侵而得传于中国，北方人士，以地近故，其得风气较先，资参考较易，故河朔之士，乃多以专家名。此虽不得为定说，且无确证，固亦不失为吾人读元史时一有趣味之假设。 西侵所兼并臣服之国至多，其在中亚一带，部落错综，犬牙杂处，铁骑一临，尽归澌灭。至远西诸国，或在里海南北，或在波斯湾附近，其更远者，则在黑海一带，尽为蒙古势力所及之地。吾人于此，固可比合中西史籍所纪，以图表明之。兹就柯书《西域传》中列有专传者，为造一简明表于下。按表中所载中国译名，悉本柯书。欧语译名，悉本Howorth氏《蒙古史》。 附注：表中土耳其及印度，系战胜而未征服之国。 因西侵而扩大版图，因扩大版图而中西交通，乃必至之势也。按《元史·成吉思汗本纪》云：“成吉思汗病革，语诸子曰，我为汝槽创业，自彼至此，皆有一岁程。”可知当时版图之广大。然自成吉思汗死后，其孙巴都（Batukhan）旭烈兀（Hulagukhan）再事西侵，一则深入俄国波兰，建国都于萨莱城（Sarai）。一则摧灭波斯全境，改建汗国。自此而国境之广大辽远，较太祖生时，更增数倍。疆域既极辽阔，则交通益感困难，于是乃兴驿站以为补救方法。自驿站既兴，而东西交通，遂多利便。按《旧元史·朮赤传》云：“朮赤，太祖长子也。国初以亲王分封西北，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夫在太祖时，自东至西需一岁程者，今太宗以来，幅员益广，而由俄境萨莱城至北京，仅需二百余日，此则兴驿站之明效也。 故论东西交通而着眼于元代之驿站制度，实为最切要之一点。当时西行之道有二，其一，由天山南路，经中亚，越波斯阿拉伯以达欧洲，是曰“南道”。其一，由天山北路，经西比利亚之南，以入俄境，是曰“北道”。考驿站制度之创始，盖在太宗阿阔台时代。“太宗虑奉使者，率经民地，既稽时，复扰民，欲令各千户分出夫马，定立驿站，非急务，均须乘驿马，勿得经民地。商诸察哈台，察哈台善之。允于所辖境内置驿，东接太宗所置者，西接巴都所置者，太宗于是以此意布告诸王驸马等，皆以为便，始置守驿等户，命人整治所排驿站，站各设夫二十，内铺马与使者廪，饩羊马及车牛，均著为令，有阙者，没其家财之半。”以上固中国史籍中之元代驿站制度。吾人须知，自有此驿站制度，商贩互市，行旅无阻，中西交通，乃得开从古未有之局面。故太宗阿阔台自言，即位后有四功四过，所谓四功者，即“灭金”“立驿站”“设诸路探马赤”“无水处使百姓凿井”是也。于此吾人知驿站制度之在当时，其重要为何如。元代驿站制度、可考《元史》及《马可波罗游记》之纪驿站一章。 蒙古西侵，凡三大役，其用兵之目的不同，所扩大疆土亦异，治元史者，所当分别论列者也，今亦列表明之。 以上西侵三大役，其第三役旭烈兀西征在中亚及亚洲西部所发生之影响尤巨，且尤能令吾人惊愕震叹。盖此役之结果，乃回耶两宗教在亚洲盛衰之一关键。自有此役，而后“天方衰息，天主东行。”故欧洲之东方史家，其于此役，尤感趣味。盖波斯阿拉伯之地，自谟罕默德（Mohammed）生于陈宣帝太建三年五七一年，至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年，遂宣布纪元，为回教主。其后子孙世袭，势力益张。六七五年，西侵欧洲，乃兵锋达于西班牙。至七八七年，而国境西至地中海，东至印度河，一一八七年，取耶路撒冷，逐天主教徒。至是而欧亚之间，回耶之争，几无宁岁。十字军屡起屡蹶，欧洲帝王诸侯，疲竭精力以事此，而终于无济。其酋据有报达，号为回教主，曰哈里发Khalifa或译加利弗，与罗马之天主教皇，俨然东西对峙。吾人试一稽考，东西史籍所载，当时报达城中文物礼俗之盛，与哈里发之尊崇富厚，盖可想见。欧洲耶教帝王，痛心切齿，无可奈何。今何幸蒙古旭烈兀挟其游牧人种之蛮力，一旦风驰电扫，迳将此回教中心之圣地，以马蹄躏平之，回教徒悉膏锋刃，余亦逃散四方，数百年绵延不绝之哈里发传统大位，一旦中绝，中亚回教之焰，忽焉衰熄，而后天主旧教，乃得乘隙东行，旭烈兀诸子孙，亦多受洗礼遵奉耶教。吾人试思，此一役在中亚之影响为何如。斯固欧洲耶教帝王所以抚掌快心，必欲与蒙古通使修好，而欧洲东方史家，所以述伊儿汗国史，与旭烈兀攻报达一役，遂不禁眉飞色舞耳。 今为使吾书条理清疏，便于读者计，凡旭烈兀攻报达之事实，特自柯氏《新元史》之《旭烈兀传》《报达传》中，分年撮举之。 此末代被杀之哈里发，其名曰木司塔辛（Mostassim），《元史》称其“嗜音乐，常患头痛，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听之病顿愈”者也。自为蒙古所屠杀，而报达城中回教之正统遂绝。且蒙古攻报达之役，尚有一琐事，足以觇知中亚人民对于此报达一圣地之迷信，其程度为何若。换言之，即回教在中亚之威燄为何若。当旭烈兀迟回未决进攻之时，宪宗遣一星者来，其名曰洼杀哀丁（Husam ut din），旭烈兀令决之，星者卜云不吉，若攻报达，必有六凶，（一）马亡，士卒疠疫，（二）日不出，（三）雨不降，（四）风霾地震，（五）草树不生，（六）国君死。按此六条，本于Howorth氏《蒙古史》，洪钧柯劭忞均作日不出、雨不降、士马亡、年岁荒、风雾地震、国有大丧，与此小异。及报达下后，以星者言不验，遂杀之。此虽历史中一趣闻琐事，亦足见报达一城之尊严神秘，使人迷信畏惧，至于如此。苟非以旭烈兀之游牧野族，溃决藩篱，不为传说迷信所动者，正恐未易将此数百年宗教之根株势焰，一旦扑灭也。 旭烈兀自灭报达后，即于其地，建伊儿汗国（Il Khanate）与奇卜察克汗国（Kipchak Khanate），察哈台汗国（Jagatai Khanate），并称为西北三大藩。然在此三藩之中，唯伊儿汗与回耶两教之势力消长问题，其关系最大。故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中亚回耶两宗教之消长史也。又伊儿汗国，辖有波斯全境，其西取道阿拉伯，可通非洲，其西北取道叙利亚，可通欧洲。故旭烈兀诸子孙践汗位者，与欧非两洲之交涉为最多。其间且有欧亚通婚之故事。又其诸子孙之曾奉耶教者，亦代有其人。故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是时之东西交通史也。今试列表明之。 就上表观之，则伊儿汗国与欧洲之关系，较其他诸汗国为独深，盖瞭然非诬。故曰，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当时东西交通史，及治中亚耶回两宗教势力消长史，斯言盖非过论。即以右表中诸史迹论之，阿八哈汗娶东罗马王密哈哀儿巴里洛克（mi-chael Palaeologus译名，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之女马利亚（Maria），人称脱司配那哈敦（Groat despina khatun）。其孙合尔班答汗，亦娶东罗马王安铎鲁尼克司（michael Andronicus名亦据洪钧译）之女，亦名马利亚，人称小脱司配那哈敦。按Howartha《蒙古史》谓安铎鲁尼克司以其姊妹马利亚为合尔班答妻，洪柯二氏均作其女，似有误。此等“亚欧通婚”“黄白通婚”“回耶通婚”之故事，实足令吾人读中古东西交通史时，发生无限之兴味。又合赞汗曾娶小阿昧尼亚王森巴德（Sampad）之女为妻，而森巴德亦以一蒙古公主为次妻。如此史迹，吾人翻遍二十四史，仅于《元史》中得见之，且仅于诸汗国中之伊儿汗国得见之。吾故曰，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东西交通史。 复次，吾人所由感兴味者，非仅伊儿汗之东西通婚而已，其尤有趣味者，则诸汗与欧洲帝王通书报聘之史迹是也。伊儿汗国中历代诸汗，与西欧通使之事甚多。其书函至今尚存，而史迹最可注目者，莫若前之阿鲁浑汗，与后之合尔班答汗。今撮举之。以下所举并见Howorth《蒙古史》。 阿鲁浑曾两次通使于西欧帝王，其第一次，系致书于罗马教皇哈奴留司第四（Pope Honrius IV）。其书之拉丁文译稿，今尚保存，惟其拉丁文极拙劣鄙晦，似当时译者，于蒙古原书语意，未能明了。书中所纪年月为一二八五年五月十八日。书意大约望与西欧基督教人，提携合力，同攻埃及回教。且自言其祖母及母，均为基督教徒。其祖旭烈兀及父阿八哈，皆礼敬基督教人。彼自身亦颇崇耶教。今望相约合作，及表其敬睦之意，故以宝衣一袭，名香若干，贡奉长老，云云。 其第二次，系致书于罗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Pope Nicolas IV），及英王爱德华第一（EdwardI）、法王菲力（Phlippe le Bel）。其致法王菲力之书，今尚保存于巴黎古今文牍官库，时在一二八九年五月，书为棉纸，作卷筒形，长六尺五寸，宽一尺，字凡三十四行，黑色，硃印一，连印三处，印形正方，宽长各五寸，印文共六字，系汉文。使者名布司路喀雷Buscarel de gisulf，蒙古原书作muskaril，为意大利之几奴亚人（Genoa）。此书之法文译稿，有二种，一为莱弥萨（Remusat）所译，一为希米特（Schmidt）所译。此书文义，较其他蒙古文字为简单晓畅，今按希米特氏译文如下，译文据傅运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三号，惟余参酌Howorth《蒙古史》，于傅君原译之外，略有增加字句之处。 蒙古阿鲁浑汗致法兰西王美好腓力书（译文）：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阿鲁浑汗，致书于法兰西王。贵国使臣巴什麻（Bar Sevma Sakhora）聂斯脱里教徒，即景教徒，驻回鹘地，管理鞑靼教民之主教 至，据云，伊儿汗出兵，以趋埃及时，汝即派兵接应，有志如是，深堪嘉尚。余虔信天气，将于豹儿年冬季十二月即一二九一年一月 出师，于春季第一月，驻兵大马色（Damas-cus）汝如预定时地，践约出师，大福荫护助里，耶路撒冷（Jerusalem）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则会军之时地无定，吾人之行动不一，则无利益之可言矣。我曾遣使告汝，可派遣娴习各方言语之使臣来此，且将法国出产各种采色之图像，及希有之物品，馈我为礼，然非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不可。吾使名蒙喀里尔，即布司喀雷、蒙古原名作Muskaril并以奉闻。 牛儿年夏季第一月，刚达郎（kundulen）写来。即一二八九年 以上之书吾人苟就其辞意，一加审察之，因知彼蒙古之通使欧西，其目的在政治，在自身利益即扑灭埃及，而欧洲教皇帝王之通蒙古，则其目的在宗教，在崇耶攻回。双方目的不同，所怀各异，故虽竭力联欢，而于事终无济也。此虽寥寥短书，而吾人可以考见当时欧亚间之情状焉。 合尔班答亦曾通使于罗马教皇，及英法诸国王。其致法王菲力（即Philippe le Bel，1268—1317）之书，今将保存于巴黎藏书库。其所遣使臣，名图们（Tumen）。按书角今附有意大利文之译文，使者名tumen，意译作tomast，于一三零七年七月九日至英国。时适英王爱德华第一（EdwardI）逝世，嗣王爱德华第二，乃于是年十月十六日覆书。其书之首，称曰：“至尊贵显赫之鞑靼国王鄂尔介都殿下。”（To the most excellent Lord prince Dolgieto，illustrious King of the tartars）按合尔班答，一名鄂尔介都，书尚保存。又谒教皇克利门第五（pope Clement V）于罗马。时为一三零八年三月一日，教皇亦有覆书。当时双方所通书使，各以敬奉上帝，共敦睦谊为言。其致法王菲力一书，今尚保存者，尤足供考古之资。 合尔班答致法王之书，乃其初即位时告即位时者也。合儿班答幼奉耶教，名尼古拉司，后改奉回教，属于十叶派，同教人以合达班答呼之。合达班答者，犹言上帝奴仆也。与十叶派反对之素尼派人，则以合儿班答呼之。合儿班答者，犹言驴夫也。惟敕令书牍，多自称鄂尔介都汗或译为乌勒载图，乃吉祥及富有之义。因生里久旱适雨，故以为名。其致法王腓力之书，译文如下，译文亦据传运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 蒙古鄂尔介都汗告即位于法兰西王美好腓力书（译文） 鄂尔介都皇帝，致书于法兰西王。昔者佛兰克各王，皆与皇曾祖考谓旭烈兀皇祖考阿八哈皇考阿鲁浑皇兄合赞相友善，道路虽遥，彼此曾遣使持国书礼物相赠，汝当忆之。今者大福荫护里，身登大宝，亟欲继皇祖考皇考皇兄之志，准其绳墨，守其约法，以治天下。吾与若辈，情如手足，前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然余甚以增进两国睦谊为念也。贴木儿可汗，托克托汗，察八尔，笃哇，均为成吉思汗后裔，前因不睦，致有四十五年之战争，大福荫护里，现复和好如初，自中国日出地，至他拉湖畔之民族，复相交通，吾辈相约，苟有离心离德者，当共击之，余爱和平如是，安能忘皇祖考皇考皇兄与汝之交谊乎。因派遣玛玛拉克（Mar Malak）及图们（Tumen）二使臣，通音问。余闻汝辈佛兰克王，甚相亲睦，甚为得计。天气助里，敢有扰乱汝国和局者，汝辈讨之，敢有扰乱吾国和局者，吾辈讨之，有志如是，天气鉴临。 蛇儿年孟夏月八日，雅理酉写来 （一三零五年） 合尔班答致法王之书，其形式与阿鲁浑之书略同。书为棉花纸，作捲筒式，长九尺，宽一尺八寸，字系畏吾儿文，共四十二行，中逢汗名，皆抬头另行写，硃印共五方，印文系汉文，全书边缘及空白处甚多，两旁边缘及背面，有细字密书之意大利文译文。此书据莱弥萨氏考证，以其边缘广而空白多，全书尺度，较阿鲁浑之书为阔大，用硃印又甚夥，故断定其典制似较隆重。阿鲁浑玺文六字，曰辅国安民之宝。合儿班答玺文十字，曰真命皇帝天顺万年之宝。 要之，治伊儿汗国史，其趣味极丰富，以其东西交通之关系独多也。诸汗中崇奉耶教者，颇有其人，而阿八哈汗则确曾出兵攻埃及，与回教王比拔尔斯（Bibars）相持，以为西欧十字军之声援，故尤令研究史迹者发生兴味。复次，则西北三大藩之中，独伊儿汗国之声教文物，远出彼二国之上。史称阿八哈汗时，其臣纳昔儿哀丁通天文历算，又有曰只马拉丁牙库特者，通舆地之学，曰阿白图而谟爱明者，通乐律之学。史又稍合赞汗锐意政事，常观天方台仪器，因亦建台于塔伯利资（Tabriz），自运巧思，创新器。又首出之元史家拉施特哀丁（Rashid ut din）亦生于伊儿汗国，其所著《史篇》，允为欧洲蒙古史学取材之总源。故其文化既有足称，而于西欧历史知识，关系尤大。其在中国方面，史称世祖时，工师艺人，多出体格力斯河（Tigris）之上，天文及物理学家，多出塔伯利资城柯书作台白利司。是皆伊儿汗国封地，吾人于此，可想像其时报达与塔伯利资城，皆为中亚文化中心，伊儿汗国实位于中部，为中国及西欧双方之文化转输机关。而其本身所具之历史政术，物质科学，亦复东西分流，而泽及双方也。 复次，吾人固言旭烈兀戡定报达，自建伊儿汗国之结果，乃“天方衰熄，天主东行”也。此项结果，乃不幸中道变易。伊儿汗国于数代之后，终因其地为回教中心所在，潜伏之根株未除，人心萌动，影响政治，以致篡弑频仍，扰攘不安。合赞汗既即位，深悟其故，乃不得不将其祖父亲手剪除之回教，宣告恢复。且身奉回教，以定国是。自此而后，伊儿汗仍为回教之国。试就左列表观之。 观上表，而知当时中亚回耶两教势力消长之情形，且知合赞汗之毅然恢复回教，乃伊儿汗国史上之一大事。柯劭忞氏《新元史》论之曰，“旭烈兀屠报达，划天方祖国，然其曾孙合赞，卒奉麻罕默德之教，何则？从其国俗，则上下相安。自阿八哈以来，篡夺频仍，至合赞而乱始定，以民心之归附也。君子易政而不易教，有以夫。”其言盖亦近理。 其次，西北三在藩之中，与西欧颇有交通者，为奇卜察克汗国（Kipchak Khanate）。奇卜察克汗位于西北伯亚俄境，其都临窝瓦河（volga），名曰萨莱城（Sarai）。自太祖子术赤（Juchi Khan）、太祖孙巴都（Batu Khan）、伯勒克（Bereke Khan）戡定全俄，遂建汗国。当时巴都建金顶行帐，其兄弟子孙，世袭汗位，故名曰“金帐汗”（Golden Horde）。其兄鄂尔达（Orda）之子孙，曰“白帐汗”（White Horde）。其弟昔班（Sheiban）之子孙，曰“蓝帐汗”（Blue Horde）。其蔓衍分合之史迹，欧洲之东方史家，多详考之。而俄国史家，以与其先世有关，故纪述尤详。当奇卜察克汗国初建时，威力震于全俄，俄国降王，并皆俯首受命，迫令入朝。故其东西交通之关系，虽不若伊儿汗国之频繁与重要，亦殊有足供研究者。吾人熟知，当俄罗斯被征服时，蒙古遇之，备极残虐酷毒，而百年以后，蒙古势衰，遂起逐之，而仍恢复其疆土，以建立今日俄国，其遭遇蒙古之祸，盖与吾国南宋败亡，朱明恢复，颇同一例。故吾人今日苟欲研究近代俄罗斯建国史，与西比利亚史，则吾人不能不研究元史学中之奇卜察克汗国史。 总之，元代西北三大藩之中，察哈台汗国在今新疆一带，其地势与西欧无关。故于东西交通一问题，无所贡献。余二者，如奇卜察克汗国，与伊儿汗国，一在俄境，一在波斯，其于东西交通并皆重要。故凡亚欧两方学者之研究中亚史、西比利亚史、回耶两教势力消长史、十字军史、中西交通史、现代俄国之先世建国史、基督教东行史、巴尔干半岛史、叙利亚史者，则必须从事研究奇卜察克汗与伊儿汗之历史也。读此书者须留意，吾所谓东西交通者，特泛指西欧诸国与蒙古之交通耳。实则元代版图辽阔，近接东欧，而蒙古大汗则先都和林（Karakorum），后都北京，其于欧洲，仍若风马牛不相及。彼欧人之通奇卜察克汗者，仅至俄境窝瓦河而止，通伊儿汗者，亦仅至波斯报达而止，终不足以云真正之东西交通也。然当时欧人之曾至和林或北京而面谒蒙古大汗者，亦颇有其人，举其著者，列表于下。按表中之中国译名，多本柯氏《新元史》。 就上表观之，则当时西欧人曾直达蒙古大汗之廷者，盖不为少。就中马可波罗居中国最久，其所作游记，最为治东西交通史者之瑰宝，人所熟知，无待深论。此外若勃莱奴喀皮尼，若鲁卜里克，若森巴德等，并皆留有旅行记录，可供研究当时状况。且当时蒙古大汗与西欧帝王所通书牍，至今多尚保存，其文字并可考见，尤足增人兴味。今试述其略。西方帝王教皇之尤热心通蒙古者，有二人，一为罗马教皇伊诺森特第四（Irnocent IV），一为法兰西王路易第九（Louis IX）。此二人并竭尽心力，派遣使者远行，冀联蒙古之力，以助十字军。伊诺森特第四，于一二四五年，在里昂开宗教会议（Council de Lyon），决派遣教士东行，所派教士，分属于二宗派。其名氏如下。 （一）多米尼派（Dominicains） 所派遣为安色仑姆（Anselm of Lambardy），西门（Simon de saint quentin），亚伯里克（Alberic），亚历山大（Alexandre）四教士。 四人行至中亚之花剌子模，遇蒙古大将贝住（Baichu），贝住令献金帛，皆无有，且适奉大汗命勿许通过，贝住将杀之，四人以诡辞获免。遂返欧，告教皇不能达，且上贝住致教皇之书。 （二）佛朗西斯派（Franciscains） 所派遣为勃莱奴喀皮尼（Plano Carpini）及其从者。 一二四五年登程，经机洼（Kiev），次年抵窝瓦河上之萨莱城（Sarai），见蒙古汗巴都。更由巴都送之抵和林，参预蒙古大汗定宗贵由（Kuyuck）之即位大礼。乃返欧，以蒙古大汗之答书上教皇，其书辞如下。 大汗致书教皇： 汝及一切西方基督教人民，欲与我和，遣使来书，汝果真欲平和，则汝教皇，及一切帝王郡司官吏，皆宜来此勿延，觐见世界之主，受其命令。汝谓将使我为基督教徒，我殊不解其故。汝甚讶怪我之屠杀基督教人民甚多，但彼辈何故违抗大汗之命令乎？凡对于违抗者皆歼除之，此乃理法之所许。汝敬拜上帝，轻视他族，以此自命为一己之专职。不知我亦敬拜上帝，此乃上帝之命令及其威力，令我将汝东西各邦全数毁灭也。 教皇伊诺森特第四，辛勤遣使之结果，所得者，不过此傲慢强横之一答复，其东方布教之热忱不免遭一挫折。更越三年一二四九，而法兰西王路易第九，复亲赴东方，经营十字军，遂再与蒙古通使二次。 法王路易第九，幼年即位，全国震服，其听明睿智，笃信宗教之令誉，至今犹在人口，所谓“圣路易”（Saint Louis）者是也。当一二四八年，路易亲赴东欧，以规划最后之十字军。其时东方有耶教僧侣，伪为蒙古大汗书，以致路易于行在。路易得书大喜，以为蒙古果诚意相提携也，遂遣基督教教士隆俱梅耳（Andre de Linjumel）东行，以约翰喀葛桑（John of Carcassonne）副之。一二四九年，抵和林，适蒙古定宗死，皇后称制，国是未定，汗位尚虚。使者承法兰西国王之命，以十字架一具，红色寺院法衣一袭，耶稣圣迹图多幅，献于蒙古大汗，然终无所获。明年返欧，仅得蒙古大汗至简单之一覆书。其辞如下。 蒙古大汗致书法兰西国王 汝宜每年贡我以甚多之金银，则吾人可永敦友谊。若不愿从吾言，则我将悉屠杀汝之人民，如我向日对彼反抗我者之所为。 此强横而简短之书，既达于路易，而路易不为之沮丧，复有第二次之遣使。第二次之奉使者，为教士鲁卜里克氏（William Rubriquis），以一二五二年抵和林，奉路易致蒙古大汗书，及十字架圣迹图像等。归欧时，亦奉蒙古大汗书一通，致路易。其辞如下。 大汗谕汝法兰西国王路易及一切法国人民： 汝若愿服从，宜更遣专使来此，证明汝等臣服之意。倘汝轻藐吾命，不听劝告，妄挟信念，自恃山高而峻，海阔而深，敢于抗我，当知我固有力，能使极难之事，成为极易，且能使彼远隔之国，成为逼近，终无所逃。我之所能，汝当熟晓矣。 吾人试就以上三书观之按以上三书，并见法人maspero氏所著《中国》一书中之第四章“中国与西方之关系”，因译其大意，当然于蒙古之始终不识耶教为何物，而西方帝王，乃苦欲联欢，以为十字军之助，其宗教愚诚，盍亦不可及矣。自此以后，西方帝王，亦知联合蒙古，已成绝望，而直接遣使通书于蒙古大汗之事，亦以无济而作罢。然诸教士西归后，颇能将一身所历，以纪载传述出之，使东方情况，瞭然于西方人之耳目，而增进双方之谅解，则间接之效，亦不可没。以上所举陈，特其尤著者。至若东西道路既通，传道之僧侣，货殖之商人，轮蹄接跡，朝暮往来，彼无名之旅行家，当尤不可胜数。吾人征之西方纪载，若勃莱奴喀皮尼，鲁卜里克孟德高奴维诸人，归欧时俱有所论述。试举列其一二可考者于此。 （甲）蒙古人之西游欧洲者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北京之畏吾儿人（Ouigurs，一作回鹘）名玛巴琐马（Mar Bar Sauma）者，奉命为聂思脱里（Nestorians）大主教，游历欧洲之罗马及英法各国。其抵罗马时，为一二八八年四月，罗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Nicolas IV）亲出迎之，因上大汗致教皇书，教皇亦作覆书。其至伦敦巴黎，亦遍谒英法王侯。 巴黎有一鞑靼人即蒙古人，曾为法国王菲力（Philip le Bel）造一军中护首之铁胄。其胄制成后，颇坚美。当时鞑靼人领受此工作之文据，其亲书手迹，吾人试搜索法国自一二九六至一三零一之国库文据中，即可查得之。 顺帝（Togan Timur，即惠宗，元代最末之汗）至元二年，曾遣使谒罗马教皇伯奴亦特第十二（pope Benoit XⅡ），时为一三三六年。 （乙）欧洲人之东游蒙古者 一二九四年，孟德高奴维奉使至北京时已有耶教寺院十二所。又有一意大利拿波耳城（Naples）之佛朗西斯派教士为远东总主教（Archhishop）。继之者，乃一法兰人伯莱可尼色（Preconise），于一三零七年，为北京主教。伯氏原为巴黎大学神学科（Faculte de theologie）之一教授。 鲁卜里克奉使所记云，有一巴黎金工，名曰威廉布歇（Guillaume Boucher），曾居蒙古，为大汗制一钜大银质之树，其根有四银狮，每狮各有一管口，泻出牝马之乳以供饮。 又云，有一巴黎妇人，名曰帕格特（Paquette de Metz），为蒙古后妃房中侍女，其弟犹在巴黎大桥畔，设铁匠肆。 又云，有一英国人之子，名曰巴西尔（Basille），生于匈牙利，能操数国方言，为蒙古军中通译。 巴都汗西侵时，其第一次差遣往匈牙利之使者，亦一英国人，曾犯罪，由本国政府流配亚洲，乃投入蒙古军中服役者。 有一法国歌伶，名曰罗伯尔（Pobert），曾漂流行歌，至亚洲东部之中国各地，后复返欧洲，死于（Chartres）之天主教堂中。 鲁卜里克在蒙古所遇者，尚有一少年之法兰西人，乃法国北部卢昂城（Rouen）之居民，曾在伯格勒（Belgrade）为蒙古所俘。又所遇者，尚有俄人匈牙利人及弗来敏（Flemings）人。 勃莱奴喀皮尼奉使蒙古时，国于蒙古定宗廷中，遇一俄人，充译人职。 又勃莱奴喀皮尼自言，彼赴中国时，同行有伯莱斯拉夫（Breslaf）波兰（Ploand）奥斯马加（Austria）之商人。其由蒙古返欧，取道俄境，亦有几奴亚（Genoa）威尼斯（Venice）之商人同行。 自元初以降，直迄明清两代，东西交通之频繁，实远非汉晋唐宋以来旧观。而其在历史上辟此新天地者，实惟元初辟疆土，建汗国，有以致之。此则蒙古史迹之于近代中国，实有甚重要之影响已。自世祖厚遇西欧人士，而孟德高奴维马可波罗以后，数十年间，东游者之名，不绝于纪载。其最著者，若（Sir John Mandeville）若（Odoric of friuli）若（Pegoletti）若（William de Bouldeselle）等，皆曾西发欧土，东抵北京，居留或及十余年，或则老死中国，未能归骨，此皆利玛窦汤若望辈之先驱也。 因东西交通，所被于科学艺术之影响，尤难缕计。相传犹太人爱薛，于世祖时，曾传西域之医术于中国。此外近人尤有一较为新奇之说，盖谓元曲结构之严密，与唐宋以来之疏节阔目者大异，疑系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曾挟希腊戏剧以俱来，故元曲大受影响。而归国时，复挟元曲以俱去，故西洋戏剧，亦为之蜕变云。此其为说，诚新奇可喜，然绝无确实可靠之证据。吾考元曲之重要作家，若关汉卿，若马致远东篱，若郑光祖德辉，若白朴仁甫，若王实甫，皆为领袖一代之人才。前四人，即世所谓齐名之关马郑白，若王实甫，则曾以《西厢记》著称，此五人之才艺及其作品，皆可代表元曲。而试一考其时代，则除马郑二人，时代略晚，似与马可波罗同时外，其他若关若王若白三人，皆金末之人，入元初已届中年，或竟为暮年，而其著名之作品，亦多为金末叶时所成，斯时马可波罗尚未入中国，则元曲受希腊戏剧影响之说，毋乃徒逞臆说，务为新奇，毫无实据之可言欤。元曲作家之时代，多不能确考，然关王白三人，皆确有可考者。试述之如下。关汉卿，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贡于乡。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云：“汉卿于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陶宗仪《辍耕录》谓“汉卿至中统初尚存”。似其为太医院尹，在元初而非在金末。明杨铁崖《元宫词》云，“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则汉卿于金末元初，皆从事制曲。然无论如何，汉卿由金入元，乃在中统时代，而马可波罗赴中国，则在至元十年，其时汉卿非老即死。苟云其所制曲，会受波罗影响，宁非伪言。王实甫，今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实甫生年，固不后于汉卿，《西厢记》，或谓王作而关续之，或谓关作而王续之。然元人一剧，恒以数人合作，自不能以作者与续者，定时代之先后也。又汉卿有佳人拜月亭剧，实甫亦有佳人拜月亭剧，所谱乃金南迁时事，在宣宗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同及见此事，故各有此本欤。”又今人吴梅《顾曲麈谈》云：“王实甫其人，或称元人，或称金人，迄未有能确指者。余按实甫《丽春堂杂剧》，系谱金完颜某事，而剧末云，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以颂金章宗作结，则斯剧之作，尚在金世，实甫盖亦由金入元者矣。”以此观之，则实甫汉卿，俱生金章宗之世。章宗薨之前二年，成吉思汗方践位。章宗薨之后五十余年，马可波罗方入中国。时代相越如此，而谓元曲曾有希腊影响，其谁能信之。 白仁甫，白仁甫名朴，于元遗山为通家侄，著《天籁阁集》，元王博文作序，谓“仁甫年甫七岁，遭壬辰之难”。又云：“中统初年，开府史公将以所业荐之于朝，再三逊谢，棲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按壬辰，蒙古军破汴，金主出奔，时为金哀宗天兴元年，时方七岁，则仁甫实生于哀宗正大三年丙戌，至世祖中统元年，已三十五岁。马可波罗入中国，在至元十年，于时仁甫已四十八岁矣。其年虽较汉卿实甫稍晚，然尚早于马可波罗远甚。若云其所作曾受波罗影响，此必无之事也。按吴仲伦刊《九金人集》，仁甫在内，是仁甫乃金人而非元人。就上举关王白三人之时代观之，而知元曲之与马可波罗，盖毫无关系。彼关王白三人，皆著述精美模范一代，为言曲者所宗，有如泰山北斗。而彼辈生年，及制曲之时期，并较马可波罗为早。 即郑光祖马致远之生年，虽不易确考，亦不过与马可波罗略想先后，其无关系，可断言也。 元曲之创始，实在金时，特至元代而其风益盛耳。今人研究中西交通者，好鹜新奇之说，不求确证，此亦一例也，故不可不为辨之。 此外吾人研究西域察哈台、奇卜察克及伊儿三汗国后，尚有一须加注意之事，即帖木儿汗国是也。帖木儿（Timur the great）生于元末明初，崛起西域，平定察哈台伊儿两汗国，侵略奇卜察克汗国，建国都于撒马尔干（Samarkand），其兵力所及，深入印度波斯诸地。暮年以二十万众，向中国而趋，中道病死，志未能遂。苟其不死，则中国或将第二闪被躏于蒙古马蹄之下，明之亡国，或不在崇祯，而永乐矣。吾人试思之，苟帖木儿之志获遂，则中国继续长埋于异族统治之状况中，回教之势力益盛，固有之文化益衰，满洲之兴否未可否。而近代中国之情势，必有所殊异于今日。故其中道而死，于中国之关系至大。且其所建帝国之广大幅员，亦既有成吉思汗以来之半，而回教之在印度，虽早植势力，亦赖彼有以扶掖增植之。斯盖蒙古种族将衰息以前，有此最后之一回光反照，其功绩之伟，影响之钜，不可忽也。 要而言之，治元史学之鹄的，亦既千端万绪，不能以一二语简括之。元人所发生之影响最大，所遗留之史迹最奇，则元史学之于中国史学界中实据有重要地位。其所研究之鹄的，略如下表。 复次，中国自黄帝建国以来，始终为汉人主权。至元代始完全屈服于外族，是乃东亚汉人与蒙古人两大种族间之势力消长问题，当与欧史中罗马衰亡，蛮夷代兴，同一事例。中国本部之人民，因被政府，而精神方面，蒙巨大之变化。其在欧亚两洲之间，亦于此时，肇始陆道之直接交通，遂渐开近代之局面。此皆吾人治元史时所不可忽及不能忘之事象。故元代之蒙古人，实为变更东亚状况，变更中国状况之原动力，东亚史中，当于此斩然作一断代之区别。盖自此以后，中古之黑云即消散，近代之生活遂开幕，事实如此，昭然可观。吾人明晓此理，而后了然于元史学之为学，其本身实具有可供研究之价值与鹄的，固非吾人好为偏嗜，好炫博洽，而漫投身于此类之搜讨耳。 （李思纯） 第七编 吕思勉、孟森讲明史 明朝的盛衰 洪武年中诸大事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宦官的专权 权臣和党祸 崇祯致亡之症结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600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弘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远瞻。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〇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250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剌。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他诱执，而将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60年。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亿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汙，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22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剌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徼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两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俺荅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时，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惜乎居正为相不过10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20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藉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7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122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吕思勉） 洪武年中诸大事 一、命相与废相。太祖自下集庆后，自领江南行省平章与元帅府元帅，时犹以一官自处。元至正二十四年（1365年），太祖为吴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设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长为左，达为右。达方连年统兵，平汉平吴取中原，实不与省务。洪武元年，改相国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长独相。四年正月，善长致仕，以汪广洋为右丞相，徐达以左丞相仍统军，旋为大将军西征，广洋独相。至六年，左迁广东参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独相。至十年九月转左，仍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帝问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寻赐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谋反发觉，诛，遂罢中书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实止善长、广洋、惟庸三人。善长自太祖略地滁阳时迎谒，与语大悦，留掌书记，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参谋，预机务，主馈饷。太祖威名日甚，诸将来归者，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诚，并调护其龃龉。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师行所克，取郡邑，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军机进退，赏罚章程，有所招纳，则为书词；自将征讨，则命居守。定榷盐、榷茶诸法，制钱法，开铁治，定鱼税，饶益国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帅礼官定朝野礼仪制度。又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祭祀、封建、爵赏，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儒臣谋议之，为功臣第一，比之萧何，为真宰相。富贵既极，帝稍厌其骄，以病致仕，恩礼尚隆，复以公主归其子。洪武十年，与李文忠并命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诛，善长以与相厚，他坐党死者众，而善长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诛之。广洋依违无大建白。惟庸始以才当帝意，曲谨市宠，独相数年，大为奸利。徐达、刘基均以为言，会基病，帝遣惟庸以医往，遂以毒中之。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善长耄年，竟以惟庸谋反牵染死，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洪武间四大狱，连坐动至数万人，惟庸狱最早发，延十余年，其狱始竟，不可不稍详之。 洪武初，帝有厌李善长意，欲易相，《明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为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基传》又云：“明年，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地，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子琏，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监丞，试监察御史，出为江西参政。太祖常欲大用之，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按诚意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历朝诗集·刘诚意小传》云：“公负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几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其事，遇知己效驰驱，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深浅者乎？呜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读公遗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乱世为有意气发舒，得志大行则皆忧危之日。其不知忧危者，必有胡惟庸、蓝玉之流；知忧危者，则公及汉之张良是也，而公犹且不尽免祸，读史诚可感矣。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弊，其国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叹汉、明两祖之少恩，其实亦汉、明开国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吏本传又言：“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道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公干阴阳风角之说，史以为非其至，其实可云达人嗜奇之一蔽。谈洋王气之谗，正以公有术数之长，而运帝听。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学问所养成之识力，于阴阳风角何预？使果有秘术，何以谈洋奏请设官，不能预防其讦；惟庸医来下毒，不能先烛其奸？临死使其子上天文书，毋使后人复习，诚悔之耳。 《奸臣·胡惟庸传》：“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太祖用计拔和州，奉郭子兴檄总其军，事在至正十五年。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至正二十四年，陈理降，始设湖广行省。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纪事本末》：惟庸故起家宁国令，时太师李善长秉政，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二百两，得召入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入，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学士吴伯宗劾惟庸，几得危祸，自是势益炽。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代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二月复升为州。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高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雄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洪武功臣各本传中可辑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传》：“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义·郑濂传》：“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宋濂为太子师先后十余年，太子敬礼之，言必称师父。以濂学术，实有开国儒臣之首。而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宋史》、《元史》皆有传，仅乃得免。惟庸诛后十年，而李善长见法时，复有牵染。靖宁侯叶升之以胡党伏诛。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谓坐诛者三万余人，其名何可胜考。此为明初第一大狱。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诏书编之祖训，略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太祖以置相为秦以来事，古三公论道不任职，六官任职而无总揽之柄，政事由君上亲裁，此法自亦不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书省为万几所集，作奸者有专擅而无分掣，遂成惟庸之祸，故因噎废食如此。盖帝好便给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刘基即终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积恶之久，非谋逆无掩盖之法，天下初定，戎马之士，反侧易生。废相以后，嗣君能稍勤政，必无奸雄专弄之权。此太祖之特识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 二、峻法与守法。明初用刑之峻，若《大诰三编》，若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等四案，驭勋贵官吏特严。《大诰》于所定《大明律》之外，指定条目，处以极刑，其目有十：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札。书成，颁之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狱囚有能读《大诰》者，罪减等。一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皆赐钞币遣还。未几，复定《续编》、《三编》，时惩元季贪冒，徇私灭公，立法务为严峻，于赃吏尤重绳之，其序言：“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其《三编》稍宽容，然所列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给事。 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蓝玉一案，亦明初大狱，兹补述之。史《蓝玉传》：“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称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五年，从徐达北征。七年，帅兵拔兴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明年，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滇地悉平，益禄五百石，册其女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纳哈出降，还至亦迷河，悉降其余众。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时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扰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帅师十五万征之，出大宁，至庆州，谍知元主在捕鱼儿海，间道兼程，进薄其营。敌谓我军乏水草，不能深入，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敌无所觉，猝至前，大惊迎战，败之，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二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帝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师还，进凉国公。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命玉讨平之。又平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益禄五百石，诏还乡。二十四年，命玉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以追逃寇祁者孙，遂略西番罕东之地，土著人酋哈咎等遁去。会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诏移兵讨之，至则都指挥瞿能已在破其众，月鲁走柏兴州，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报可。复请籍民为兵，讨朵甘、百夷。诏不许，遂班师。” 以上节《玉传》所叙玉之功绩。当其北伐已建殊勋，敕书褒劳，而封国改梁为凉，赐券而镌其过。（见下）在玉为武人不修行检，不能怨上之寡恩。逮平湖广诸土司益禄而即诏还乡，明示以功成身退之义。玉若稍有学养，正急流勇退时，可以无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复起用之。既有功，复欲延长兵事，请讨朵甘、百夷。朵甘地为青海，百夷则缅甸所析之麓川、平缅等司。诏不许而班师，亦其时朵甘、百夷初不为患也。帝之不欲轻启边衅，识高于玉，而玉之不必复以军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复愤愤争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祸，然至诛夷灭族，坐党者万五千人，则亦太过，非君臣相处之常理矣。 《玉传》又云：“玉长身頳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何真子。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叙此事，云下吏鞫讯，狱辞云云，狱具，悉诛之。其意谓狱吏所具之文如是，其为事实与否，未可定也。《明通鉴》则据明代私家纪载言：“初，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言于皇太子曰：‘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盖玉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遂衔之。及太子薨，燕王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日。燕王等来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诛蓝玉，即二月初十日，越四日己丑，即颁《逆臣录》。其间经告发鞫讯，当更需时，玉之祸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纪又书燕王等来朝。上年太子薨后，不书燕王复来朝。燕王处北平，颇任边事，亦决不能正月来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必以太子死一岁间再朝。则所言未必尽信，或进言猜忌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后耶？此等纪载，皆足为功臣不平之现状。《明通鉴》又云：“蓝玉之狱，詹徽从皇太孙录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实，毋株连人，玉大呼徽即臣党，遂并坐。”此语出《名山藏·臣林记》，亦皆不平于当时之事者所为。《明史》詹徽附其父同传，但言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连徽，及子尚宝丞绂，并坐诛。且《玉传》徽之与玉谋变，为蒋瓛所告，非录囚时所攀。囚攀问官，明是狡供，以此并坐，并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传》：“为番禺知县，番禺故号烦剧，而军卫尤横，数鞭辱县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未几，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见本传。”数以威福挞同，同不为动。土豪数十辈，抑买市中珍货，稍不快意，辄巧诋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从容言之，同厉声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同复按治，亮祖又夺之去。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讪傲无礼状，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诛同。会同奏亦至，帝悟，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复使使宥之。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者甫到，则同已死矣。’《亮祖传》：“亮祖诬奏同，同死，帝寻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当亮祖一奏同无礼，即遣使诛同，不先一问虚实。而其时县令得自上奏，则权贵不能无所忌惮。若亮祖之武夫不学，不足深责，但使所诬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偿命，但优奖鲠直之县令，深斥恣势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树之风声，勋臣不无相警。史家类记其事，有临淄县令欧阳铭，抗常遇春，《铭传》附《道同传》：“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击，一市尽哗，铭笞而遣之。卒诉令骂将军，遇春诘之，曰：‘卒王师，民亦王民也，民殴且死，卒不当笞耶？铭虽愚，何至骂将军；将军大贤，奈何私一卒挠国法？’遇春意解，为责军士以谢。后大将军徐达至，军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将军者，毋犯也。’”开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障，触忤贵官，未尝非恃朝廷之能执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驸马欧阳伦以私贩累有司供役而伏诛，足以见例矣。太祖之驭吏，复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杨靖传》附严德珉事云：“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右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希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读此可以想见峻法之为用矣。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纳谏与拒谏。《纪事本末》叙明祖开国规模，大约明祖能识大计，不待人言，早有定见，逮言者适与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类事极多，《明史》列类叙颇有法，如陈遇等传以纯儒高识，导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为帝所敬礼，言无不用，而不敢强以官。荐遇者秦从龙，帝止闻从龙名，从龙居镇江，帝遣徐达攻镇江，即属亟访从龙。达访得之，帝即遣从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庐敦聘。从龙来荐遇，又发聘书，引伊、吕、诸葛为喻，尊遇至此。遇来，遂留参密议；从龙亦事无大小，悉与其谋，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终敬礼，其所敷陈，无文字可见，但知为不嗜杀人及薄敛任贤等大指而已，盖亦非敢以严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贤。从龙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与世子亲至其家，尊礼无匹；遇死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屡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尝敢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盖其有益于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计，其品驾乎刘基、宋濂等之上。惟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则原本儒术，而文武干济，亦有实见之事功。宋濂始终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与军事，然刘基之倾倒于濂，在元代即视为天下之才，惟濂与己。盖当时之第一流，实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儒者，视者功乃其末节，太祖皆得而用之，开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传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数卷中皆见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绝非马上治天下之气度。至以综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图治，其后或不得善终，则皆偏重于才，而德不足以称之。若陈修、杨思义等传附见多人，如开济即以奸狡弃市，此亦可以见太祖之尊贤用才，轻重自有分际也。 以上所谓纳其言而不待以谏名者，至其以谏自名，太祖之能纳，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举一事为例。史《周观政传》：“观政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人，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单薄废缺，欲使内家肆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 按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令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以御史监奉天门，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观政竟肯奉职，可见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宫禁深远。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交刑部或诛戮之，则声息可达，若既听其言，而又从宫中亲出以谢过。今试观三殿之后，复隔乾清宫门，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宫，其出宫已甚远，若近代帝王起居，更远在离宫别馆，乾清且为踪迹罕到之地。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矣。 又《欧阳韶传》：“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曰：‘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 以上为帝纳谏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谏臣，则亦有之。如《叶伯巨传》，伯巨以训导应星变求言诏，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载本传，所言深以分封诸王土地太侈，恐为将来尾大不掉之祸。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迨燕王以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有先见。又《李仕鲁》、《陈汶辉》传：“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帝不听，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怪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汶辉亦“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又《王朴传》：“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以上可见帝之纳谏奇，拒谏亦奇，其臣之敢谏死谏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望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分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四、除弊与流弊。明代之弊，无过于信用宦官，《宦官传》序：“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纪事本末》：英宗正统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太监王振益无所惮。洪武中，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牌，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于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时尚存，振盗去之。”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无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 史《职官志·宦官》：“太祖尝谓侍臣曰：‘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托，毋令过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有内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因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宫监文移往来。’然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鉴》：“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预政典兵，上谓侍臣曰：‘史传所书汉唐宦官之祸，亦人主宠爱自致之耳。《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辈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预政，不典兵，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此出《纪事本末》而稍节其文。又“四年闰二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自监正令五品以下至从七品有差。上谓侍臣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阍人为常侍，不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吾防之极严，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坚冰之意也。’”此纯出《纪事本末》。 明之阉祸，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阉，则较前代为甚。史以赵成、聂庆童之奉使市马，为内臣衔命之始，似亦以作俑微归其咎，此缘后来为祸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观太祖以杜安道为御用监，则宫中给使本不必定用阉人，惜当时未有人能掉废阉之议，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尚有陶模其人，竟请革除阉制也。古用肉刑，受腐刑者守宫，乃为刑人开利用之路，故亦谓之宫刑。后世既废肉刑，即应并废阉宦，迁延不改，其患遂至滔天。明历世患阉，要不得不谓由太祖之作俑，其变迁自见后。 其次为锦衣卫镇抚司狱。史《刑法志》：“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司马彪《续汉书》：“武帝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又《职官志·锦衣卫》：“洪武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等七员，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 此锦衣卫设诏狱一事，不能不谓太祖实倡其始。设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罢，二十六年，又申禁内外狱毋上锦衣卫，此在太祖已为不远而复矣。其后复设于永乐中，以一镇抚为未足，又分北镇抚司专掌刑狱，更以卫狱为未足，双倚宦官立东厂，后更有西厂，校尉与缇骑，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惨不忍言，盖拾太祖已废之迹也。 又其次为廷杖，《刑法志》：“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事已见上。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夏祥乃薛祥之误，列传《薛祥传》：“八年，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营谨身殿，有司列中匠为上匠，帝怒其罔，命弃市。祥在侧，争曰：‘奏对不实竟杀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复徐奏曰：‘腐，废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称第一。为胡惟庸所恶，坐营建扰民，谪知嘉兴府。惟庸诛，复召为工部尚书，帝曰：‘谗臣害汝，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然卒犯之，为后世作则。朱亮祖诬死道同，犹为有罪；薛祥则端直长厚，坐累杖死，天下哀之，非其罪可知。祥争腐刑，在改行省制之前一年，即在洪武八年，时明律未大定，有此主张，尚不足怪。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孟森）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循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辞。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辞，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种，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即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早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皆太过，转为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孙嫁翁携《竹垞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广孝传》：“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之，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尸，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踪迹？若谓溥洽造为其说，则应以妖言罪伏诛，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决？清史馆中所倚仗言《致身录》为伪书者乃钱谦益，而谦益则言帝出亡，为帝削发者即溥洽。此当别有据。清修《明史》时已不免浑言之矣。兹录钱氏谦益《有学集》文如下： 《有学集·建文年谱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年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剪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纮以掩之，闭口捕舍，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祝，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昩终古，此则可为痛苦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惎之？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药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宗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治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以下言世传诸录之作伪非实，而作《建文年谱》之赵士喆亦不过排比诸录，欲传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争竹帛之名等语。文繁不具录。盖建文之出亡为真，而诸录则伪，谦益之分辨了然也。 史《胡传》：“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至，急起召人，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宦官《郑和传》亦载此事。夫果成祖已确认火中之有帝尸，何以海内海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然后得一确息而释疑乎？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而后不复踪迹。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无疑也。 近日故宫发见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以前但于《乾隆朝东华录》中见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谕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并未见添修之本。岂料宫中竟有其书。《建文纪》末云：“棣遗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月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宫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人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袛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欶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证明周王本身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弛，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论定疑案之二也。 （孟森） 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两朝，内治总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时，北弃大宁，南弃安南，对外的不竞，就从此开始了。英宗立，宠任了一个王振，一切妄作妄为，其结果，就弄出土木之变。从成祖建立东厂，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权。王振专权时，也派他的义子马顺，管理镇抚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镇抚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无可如何。英宗回国以后，本没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却是当英宗北狩时，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也有主张坚守京城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人。英宗回来之后，不免心怀惭愧。战将石亭，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见济。偏偏见济又不争气，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储。 前四五四年(1)，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相结。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复位郕王。徙之西内，不多时，就死了。是为“夺门之变”。徐有贞旋为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谋反事泄，伏诛。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为，总应当改弦易辙了，却是依然昏聩。靠锦衣卫使门达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谋，系门达所举发。曹吉祥造反时，逯杲为其所杀。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锦衣卫，锦衣卫就广遣校尉，到各处去侦探事情。弄得敲诈官吏，诬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 前四四八年，英宗崩，宪宗立。诛门达。却又宠任了太监汪直。于东厂之外，另立西厂，派汪直领其事。缇骑四出，屡兴大狱；无赖校尉，布满民间。贻毒更不堪设想。前四三〇年，才诛汪直，罢西厂。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监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继晓等一班人。前四二五年，宪宗崩，孝宗立，才把这三个人杀掉。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秉政。把先朝弊政，极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总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闹得不成样子了。武宗宠任太监刘瑾，于东西厂之外，另立内厂。派刘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时，不知什么人，投了一封匿名书于路旁，数瑾恶罪。瑾就矫诏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门外，加以诘责，至于半日之久，然后把他们都送到监里，其专横如此。前四〇二年，安化王寘璠，反于宁夏。遣都御史杨一清讨之。太监张永为监军。一清游说张永，回见武宗时，极言刘瑾的恶罪。武宗方才省悟，把刘瑾杀掉。又有个大同游击江彬，交结了内监钱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极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于是武宗自称镇国公朱寿，出游宣府、大同，又从大同渡河，幸延绥，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宁王宸濠，乘机反于南昌。前三九三年陷南康、九江，东攻安庆。幸而王守仁起兵赣南攻其后，仅三十五日而平。总算是侥幸万分了。武宗却丝毫不知反省，反借亲征为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论之，武宗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过是个败家子，无甚大害及于社会。要是处境困厄，或者还能养成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却是做了个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其糟从古以来的皇帝，像这样的很多。这也可见得君主世袭制度的弊害了。 （吕思勉） ———————————————————— (1) 编者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为了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作改动。（1458年） 权臣和党祸 武宗崩后，世宗即位。世宗的性质，是偏于严刻的。即位之初，用杨廷和为大学士，厘革武宗时的弊政。天下翕然，颇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议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罢斥抗议的朝臣，而进用承顺意旨的张璁、桂萼。这件事，虽然没甚关系，然而从此以后，阿谀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渐渐的得法起来。中叶以后，用严嵩为大学士。世宗颇好神仙，终日从事斋醮。一切政治，都置诸不问。又好以“明察自矜，果于刑戮”，就为杨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入人罪”。于是大家都惧怕严嵩，没人敢和他反抗。严嵩就得以大权独揽。前三六二年(1)，俺答大举入寇，直逼京城。严嵩以“辇毂之下，败不可掩，戒诸将勿与战”。于是虏兵纵横内地八日，掳掠的够了，方才扬去。世宗看见城外火光烛天，问是什么事？左右便以失火对。其蒙蔽如此。这时候，南有倭寇，北有俺答，用兵都连亘十余年；内地的政治，又是如此腐败；明朝的元气，就此大伤了。 前三四六年，世宗崩，穆宗立，张居正、高拱，相继为相，革除世宗时弊政。这时候，倭寇初平。俺答也请和。东南西北之民稍稍息肩。惟东方的插汉部又强盛，蓟、辽时被侵寇。高拱乃用戚继光守蓟镇，李成梁守辽东。继光守御甚严，成梁屡战破敌。于是东北亦安静。前三四〇年，穆宗崩，神宗立。年方八岁。张居正辅政。居正是个“综核名实”的政治家，要行严肃的“官僚政治”的。明朝从世宗以来，吏治败坏，已达极点。又累朝都好奢侈；国家财政，固极困难；人民生计，尤为凋敝。到处都盗贼窃发，民不聊生。居正乃“行官吏久任之法，严州县讳盗之诛。崇节俭以阜财，峻刑法以治盗，信赏必罚，号令严明”。一纸文书，虽“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所以神宗初政，论史者称赞他有“起衰振敝”之功。然而神宗本不以张居正为然，不过迫于太后，无如之何。前三三〇年，张居正卒，就追夺他的官爵，籍没其家。从此以后，做宰相的，一切都奉承意旨，纪纲废弛，仍旧和前此一样了。 神宗亲征以后，荒于酒色。中年以后，怠荒更甚，至于二十多年不视朝这时候，鸦片初输入中国。有人说：神宗实在是抽了鸦片烟的，但是没有什么确据，官缺的也不补人。至于正旦朝会，朝廷之上，寥寥无几人大凡结党攻讦，总是起于没有是非的时候。要是有比较清明一点的政治，朋党自然结不起来的。神宗既然二十多年不视朝，一切章奏，自然是“留中不发”。于是言路互相攻击的人，无是非曲直可见，格外攻击得厉害。而只要言路一攻，其人就自然引去，于是言路的势力，反而更重。这时候，又有在野的顾宪成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颇“议论时事，臧否人物”。附和他的人很多。就是朝中的人物，也有遥相应和的。于是党议复起。言路之中，分为齐、楚、浙三党；朝臣之中，又有所谓昆、宣党；互相攻击。而这时候，又适有所谓“三党”的好题目，就攻击得更厉害了。 神宗皇后王氏，无子。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常洛。贵妃郑氏，也生子常洵。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借口待中宫有子，久不建储。群臣屡以为言。前三一一年，才立常洛为皇太子。前二九七年，忽然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持梃闯入东宫，击伤守门内侍。把他拘来审讯，他自言姓张，名差，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刘成、庞保主使他的。于是众论哗然，很有直攻郑贵妃和贵妃的兄弟郑国泰的。后来事末穷究，但把张差、刘成、庞保三个人杀掉，就算完结。这个唤做“梃击之案”。 前二九二年，神宗死了，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多时，就病了。鸿胪寺丞相李可灼进红丸一粒，光宗服之，明日而崩。于是东林党说这进红丸的事情，李可灼不能不负责任。也有人不以为然的。是为“红丸之案”。 光宗崩后，熹宗即位。时年十六。光宗的选侍郑氏，也住在乾清宫。御史左光斗上疏力争，选侍不得已，才移居哕鸾宫。是为“移宫之案”。 这所谓三案，本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两党得之，都把它当作攻奸的好资料。事过之后，依旧彼此争执，互相攻击。这时候，大学士叶向高，颇左袒东林党人。吏部尚书周嘉谟，又多引用东林党。非东林党人恨之入骨。熹宗也是个昏愚不过的。宠信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又宠任内监魏忠贤。非东林党就和他相结。御史崔呈秀更把东林党人的名字，都开给他，叫他“一网打尽”。于是魏忠贤自己提督东厂，先后杀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纪忠、周朝瑞、顾大章、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等十二人。这十二人，谓之“前后六君子”。都是东林党里，表表有名的。又毁天下书院，把东林党人的姓名，榜示天下。魏忠贤威势赫奕；至于各省督抚，都替他建立生祠；歌功颂德的，遍于海内，真是不成事体。直到前二八五年，熹宗崩，毅宗即位，才把魏宗贤除掉。然而明朝的国事，已经无可收拾了。 明系图 （吕思勉） ———————————————————— (1) 编者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为了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作改动。 崇祯致亡之症结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帝崩，是为二十二日，丁巳，二十四日。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崇祯元年。熹宗崩之日，信王奉遗诏，即夕入临，居宫中，比明，群臣始至。时崔呈秀方改兵部尚书，夺情视事，比人临，内使十余传呼呈秀甚急，呈秀入与忠贤密谋久之，语秘莫得闻，或云：“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帝既即位于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乃罢崔呈秀。时阉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贾继春先后劾呈秀以尝帝，呈秀遂罢。又削浙江巡抚潘汝祯籍，以其建祠作俑。而阉党布在朝列，竟相持莫敢动。杨邦宪建祠疏至，帝阅而笑。忠贤辞建祠辄允。乃仅于部属中得主事钱元悫、陆澄源各一疏，又嘉兴贡生钱嘉征一疏，论劾忠贤，帝召忠贤，使内侍读疏，忠贤震恐丧魄，急以重宝啖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帝斥应元。以十一月甲子朔，命：“忠贤凤阳安置。”戊辰，初五。罢各边镇守太监。己巳，忠贤与其党李朝钦行之阜城，自缢，崔呈秀闻之，亦自缢。十二月，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与魏良卿皆伏诛，客氏诏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国兴、光先皆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妊身者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帝大怒，命悉笞杀之。诏天下所建逆祠悉拆毁变价。逮陆万龄于狱，监候处决。崇祯元年正月，诏“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戮忠贤尸，寸磔悬首河间。戮崔呈秀尸，悬首蓟门。 崇祯之处忠贤当矣，罢各边镇守，禁中官出禁门。创巨通深，宜有此明断。乃未几又悉用阉，至日后开城迎闯之曹化淳，正为帝之所尊信者，帝犹自谓：“非亡国之君。”此读史者所可论定也。 元年正月，大计天下吏，杨维垣以御史佐计，以东林与崔、魏并诋，并坚持三案。是时柄国者皆忠贤遗党，无敢颂言东林者，编修倪元璐首上疏一再驳正维垣，当局以互相诋訾两解之，而公论乃渐明矣。嗣是阁中阉党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陆续罢。立极先以山阴监生胡焕猷劾之，不自安求去。杨维垣犹论焕猷出东林指使，帝为除焕猷名下吏，亦允立极去。五月，从倪元璐言，毁《三朝要典》，焚其板，阉党侍讲孙之獬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之獬后降清，入《贰臣传》。于是罹忠贤之祸者多赠官赐谥，东林始不负罪于世，而阉党犹持朝局，动以计陷右东林者。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别磔、斩、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各等罪名，共二百余人，诸奸亦多漏网者，维垣名在充军之列。 维垣于仇东林、翻逆案最力，为清流所深恶，然南都破后，能以一死了之；东林后辈，亦有降于闯军，列于清廷者，鼎革之际，事多难言，惟皦然不污者终以正人为多。 元年四月，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以忤忠贤去，忠贤诛，王之臣被劾罢，延臣争请召崇焕，诏所思敦趣上道。七月至京师，召对平台，自任五年可复全辽，请勿令在朝诸臣以权力掣臣肘，以意见乱臣谋，帝悉从之，并假便宜赐上方剑。崇焕又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任而勿贰，信而勿疑。驭边臣与延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优诏答之。八月抵关，适宁远兵缺饷四月哗变，先靖其乱，即裁并诸镇，关内外止设二大将，祖大寿驻锦州，赵率教驻关门，身自居中驻宁远。请罢宁远及登莱巡抚不设，亦报可。二年六月，崇焕杀毛文龙。文龙镇东江，朝延视为意外之兵，不能时给饷，文龙因得以自筹之说，假通商名，往来海上，多贩违禁物规利。建州所资于中国者，得之东江，而文龙亦多得建州所产参貂，赂遗朝贵，恒为阉党所乐袒庇。既拥厚利，所集刁健不逞之徒极众，建州亦颇有顾忌，而朝鲜亦赖以联中朝之声气。崇焕莅镇，疏请遣部臣理东江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寻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不让，崇焕谋益决。至是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相与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滋不怿，朝鲜最忠于明，明延亦无谋袭朝鲜之意，而至末代之军人，则多以此为厚自封殖之计，李成梁有次计，故益欲联络清太祖。毛文龙亦然，皆以纠集徒党大众，思开一新国土，以自雄于海外耳。遂以是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声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妄，杀濒海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海外诸国。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幽之岛上，僵卧死者，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攻。十一当斩。开镇八年，拥兵观望，不能恢复寸土，十二当斩。”数毕，文龙噤不能置辩，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从宫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恐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退之，乃顿首请旨出尚方剑斩文龙于帐下。然后出谕其部卒曰：“诛止文龙，于无罪。”皆不敢动。分其兵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及副将陈继盛等领之，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藳待罪。”上骤闻意殊骇，既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乃优旨褒答。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已副将陈继盛摄之，于计便。”又虑部下为变，请增饷银至十八万。皆报可。 崇焕诛文龙一事，流传失实之纪载不可胜举，至今人有为文龙报屈，称崇焕忌才者。然史文明白，合之实录所见，于文龙至罪状无疑也。但史又言：“文龙专阃海外，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自谓可弭后患，然东江屹然巨镇，文龙死，势日衰弱，且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此为后来诋议诛毛为失计说之所由来。然此皆崇焕冤死后岛兵变化之事实，若使崇焕久任以处其责，何至视刘兴祚兄弟与陈继盛相屠杀，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辈遂为清廷佐命哉？诛毛部署不过三阅月，崇焕已中清太宗反间，明廷自坏长城，反信高捷、袁弘勋、史辈，为阉党报仇，兴大狱，以妄杀文龙陷辅臣钱龙锡。易代以后，流闻语尚不实，则审慎读史者之少矣。 十月，建州兵毁边墙入犯，崇焕入援，谤者以崇焕先有与建州通和之意，谓其招虏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清太宗又授计叛将高鸿中，于军中所获宦官二人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纵宦官归，以闻于帝，遂再召见于平台，诘杀文龙事，缚付诏狱。祖大寿骇而毁关东奔，遂于狱中取崇焕手书召大寿，得无叛去。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史，为龙锡所扼，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者，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谪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疏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宫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资，天下冤之，帝茫无主宰，而好作聪明，果于诛杀，使正人无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线仅存之命，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者如此。二年之役，辽东大将赵率教、满桂遇建州兵，先后皆战死。 （孟森） 第八编 梁启超、孟森、吕思勉讲清史 清代种族及世系 八旗制度之源流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中西初期的交涉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清朝的覆亡 清代种族及世系 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唐祀老聃，明尊朱子，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 惟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不再。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靺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为改。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此族亡于清之豢养太久，族亡而清亦王。当其族之未亡，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蒂固之一国家矣。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自混他族。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 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布库里，山名；雍顺，《实录》本作英雄，乾隆时改。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时在元初，余别有《清世祖考》，已出版中央研究院不详述于此。 据《朝鲜实录》记载，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门江流域女真，即为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 苟其种族保存，竟不妨为再实三实之木。清以享国之久，占尽中土之光荣，又值世运之迭进，骑射之长，保守无益，犷悍之性，则因享用习惯，消磨于温饱之余。其种既亡，虽有挣扎，亦汉人之怀旧者自为之，实与清之种族无涉。此种族之古今兴废大概也。 建州女真，即为女真中最优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之建州，谓之建州女真。自元设五万户时，建州之名必已存在。元亡归附于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士官卫职，而即名建州卫。先授建州卫职者，为元之胡里改万户阿哈出。由阿哈出复招致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授以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见《朝鲜实录》，永乐年事，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乃以布库里雍顺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为肇基王迹之祖。故后开国建号，尊孟特穆为肇祖，以记其得国实由孟特穆承明宠待而来。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而去其童姓不著。孟特穆距布库里雍顺约三四代。太祖责兀喇贝勒布占泰，谓其于己之祖先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来之事，岂有不知。则太祖努尔哈赤为孟特穆六世孙，并其本身为第七世，其前亦不过三世。 元享国短，元初授布库里雍顺万户，不及百年已入于明，其间亦只应有三世时限。孟特穆袭职，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而其父名挥厚，亦为万户，见《朝鲜实录》。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当为布库里雍顺之孙。孟特穆尊为肇祖，其子为充善，为褚宴，明作董山、童仓，童为其姓，仓当即褚宴之合音，朝鲜则谓童仓即董山；董山之弟，朝鲜则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充善之子妥罗、妥义谟、锡宝齐篇古。妥罗继充善袭建州左卫职，而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为职名，或云即万户之译音。锡宝齐原作石豹奇，《清实录》谓为充善之第三子，《明实录》为重羊之子，名失保。明人谓清太祖为建州之枝部，《清实录》亦谓兴祖福满系石豹奇之子。惟太祖确为建州左卫酋长，《朝鲜实录》明著之。且太祖尝以建州左卫印信文书致朝鲜，其为石豹奇之后，则非世袭左卫都督者。明人谓失保受指挥职，又谓太祖之先世为都指挥，则其说皆合。兴祖一世，不见于《明实录》，以其时建州方弱，妥罗之后，世奉朝贡，其枝部酋无他事接触中朝，遂不著录。清之尊为兴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亲之世，兴祖为太宗高祖，适当四亲之首，故上不及石豹奇，而适以此不见《明实录》之一代，为追尊所亲之始。若肇祖则缘始祖而尊之。以故充善、石豹奇两世，以亲尽而为追尊所不及。入关后因之。但兴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显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实录》亦载其事实，后来兴、景、显三祖，以亲尽而祧，太祖则不祧，祧庙中遂永奉肇、兴、景、显四祖。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则未尝深求其故也。太祖为开创之祖，清世自应不祧。 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童仓，求避入辽东边，明允之。既居边内，久之乃以所居地为夷所应占，明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可云前五古人者也。 肇祖当元亡以后，臣附于高丽，在高丽王氏朝末，而为李氏太祖未篡高丽时之麾下夷将，时当洪武初年。至明收辽东，平海西，声威已至东海之滨，建州女真中，先由阿哈出归附，继招致肇祖并归明。故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记载者，恰与明开国时相次。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先世亦附见，未尝间断。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充善以叛伏诛，当时之叛，亦并无与明为敌之志，不过桀骜不驯，不守属夷礼节耳。以此诛死，其后驯伏无扰。直至太祖，在建号天命之初，对明犹朝贡不辍。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见《明实录》。明宠以高官，既为都督，又进龙虎将军，则《清实录》亦自载之。而又自谓与明为敌国，自古未尝臣服，则徒自失实，烦史学家谓之纠摘，于清实无加损也。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二字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辨。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即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君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不自称崇德皇帝矣。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珠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逮世祖继统，混一中国，天命、天聪，皆成年号。帝统既定，就其开国以后之世系，以一朝定制，表列如下： 清世系既明，宜可即按世次分叙矣。顾清有特殊之制度，为中国人所不了解，清代官书亦不明载者，则八旗之制是也。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苟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后，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明外困于清，内困于盗，清并无此兵灾，而土崩瓦解，易于明之亡国也，不知若干倍蓗，此何故也？清以特殊制度兴，亦以特殊制度之崩溃而败。有代兴之势力，即倾覆之势力，欲恃此势力以自存，其生命已操之人手矣。外有强邻，政治相形见绌，不满人望，人欲倾覆之，此所谓政治革命，乃政治欲望之革命，非必待政治威虐而逼极革命也。方其特殊势力盛时，征讨四出，威之所加，虽不及元而有过汉唐；及特殊势力既去，偏不去满汉之界限，而寄命于汉族之手，乃益重满族之军权以制汉族。当其未招汉族之不满，则士大夫结一势力以拥护之，所成中兴之功，正益形所挟种族之脆弱。至外国接解益密，汉族不满之意，清卒无以慰之，则呼吸而倒。自古亡国未有易于清者。故欲知清一代之真相，不可不知其特殊势力之所在。特殊势力在八旗，而八旗之根柢，汉人不知，满人亦不能言，官书不悉载，此不能不深加探讨以明之也。 （孟森） 八旗制度之源流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致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 《武皇帝实录》：“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祐，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稜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特哄，台吉兀把什都稜，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稜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征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等王，皇天不祐，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 《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先谦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儿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佑，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皇帝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馀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附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稜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止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余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旗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东华录》　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馀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泰、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　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宁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儿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冑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至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　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本名蒙古姐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布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侩机首于？部贝勒济尔哈朗，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太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侩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侩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侩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子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于市。授冷侩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六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谋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正蓝旗于是归为太宗，并入两黄旗，别设两固山额真，则是两黄旗有四旗，而其实则正蓝一旗分为两也。此与后来自将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灭一正蓝旗，而由两黄旗分辖其众，又不径入两黄旗，乃成原设两黄旗，后又分正蓝旗为新两黄旗，皆归自将，几乎破八旗之定制矣。要为八固山少一强宗，始为太祖遗训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藉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海西四部、蒙古等部，太祖安寝，衮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弒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太，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藉弒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实，不过欲杀兄以殖己之势耳。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琐诺木之莽古济公主，又称太祖有女嫁吴尔古代，不知所自出。列为两人，盖未考也。莽姑姬之名，后修《实录》删去，故列表时失察。其实太祖之女，旧《实录》皆载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则在天聪九年: 《东华录》　天聪九年九月丁巳，诸贝勒议奏：贝勒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尔汗俄尔哲图福金，上俞其请。时上姊莽古济公主闻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还宫。是日，移营将还，大贝勒代善以子尼堪祜塞病，遂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上，欲先归，经代善营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复亲迎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上闻之大怒，遣人诣代善及其子萨哈廉所，诘之曰：“尔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达公主至营，设宴馈物，以马送归。尔萨哈廉，身任礼部，尔父妄行，何竟无一言耶？” 明日壬申，议大贝勒罪，并议哈达公主罪，尚皆免之；于大贝勒罚银、马甲冑，哈达公主亦仅禁其与亲戚往来。到十二月，遂成大狱，而正蓝旗为太宗所并。又其先有处分镶蓝旗事。 镶蓝旗主为二贝勒阿敏。太宗亦先于天聪西年六月乙卯，宣谕阿敏罪状十六款。盖以阿敏等弃永平四城而归，因并及他罪，免死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仆牲畜，俱给济尔哈朗。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转为济尔哈朗。其未能夺之者，济尔哈朗原为天命年间和硕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遗属中，有四大王、四小王为八固山之训，后止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应无越于济尔哈朗之上者，而镶蓝旗遂为济尔哈朗所专有。至世祖入关，济尔哈朗被贝子屯齐等讦告。当上迁都燕京时，将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后之镶蓝旗，同上前行，近上立营，又将原定在后之正蓝旗，令在镶白旗前行。革去亲王爵，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夺所属三牛录。此由世祖即位时，济尔哈朗原与睿王同为摄政，至睿王独定中原，功高专政，不平相轧，遂为睿王所倾，有此微谴，未几复爵。及睿王薨，且极挤睿王，定其罪案，报复甚力。此不具论。但可证济尔哈朗之保有镶蓝旗，又可证正蓝旗并入两黄旗，旗色未变，特于两黄旗添设固山额真以辖之耳。 两黄、两蓝、正红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两白及镶红三旗，自必即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济格固用事在天命间，而多尔衮、多铎，于太祖崩时，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诸兄而均主全旗，自缘母宠子爱，英雄末年，独眷少子。太宗乃挟诸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伦理之一变，为清室后来所讳言，惟《武皇帝实录》详载之，改修《实录》既定，一代无知此事者。 清一代所纪八旗，分上三旗为天子自将，下五旗为诸王、贝勒、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为两黄正白。夫两黄之属天子，太宗嗣位时早如此，已见前矣。正白则摄政时确属睿王，其归入上三旗，必在籍没睿王家产之日。英、睿二王皆为罪人，当时朝廷力能处分者，盖有两白、正蓝、镶红四旗。其镶白旗，以豫王已前殁，此时难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蓝、镶红两旗。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贝勒原来之旧势力，则固已不足挟太祖遗训与天子抗衡，而正红之礼王代善，镶蓝之郑王济尔哈朗，各挟旧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检顺治以后下五旗之设定包衣佐领，则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为之主，亦一旗非复一主。从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亲子弟，若德格类之亦称蓝旗贝勒，则固莽古尔泰之同母弟也。其他类推。 《东华录》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满汉诸臣，中有云：“马齐、佟国维与允禵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又云：“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 据圣祖之言，蓝旗贝勒为德格类。在天聪六年治蓝旗贝勒莽古尔泰之罪，牵及德格类。今观此谕，则德格类亦在蓝旗中称贝勒，亦自有属人，亦似与其兄各分所辖者。当时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济尔哈朗未得阿敏之遗业时，亦必在阿敏之镶蓝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属。太祖于八固山，本以八家为言，指其所爱或所重为八固山之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为通法，太宗以来，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强固，英王内讧，仇敌得间，乃一举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变革也。今检嘉庆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于其下五旗设立之包衣佐领，可见各旗之入而为主之王公，皆时君随意指封，略无太祖八固山之遗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房屋亦谓之包。蒙古毡帐谓之蒙古包，世以其为毡帐而始名包，其实不然，即谓蒙古人之家耳，虽不毡帐亦当谓之包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包衣牛录额真，即家之佐领。旗制以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者，为一旗之长官。在八贝勒尊贵时，都统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严。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当为国家效力。佐都统者，每旗两梅勒额真，额真既改章京，又改汉名为副都统。下分五甲喇，始称甲喇额真，继改甲喇章京，又改汉名为参领。一参领辖五牛录，始称牛录额真，继改牛录章京，又改汉名为佐领。此皆以固山之臣应效国家之用，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则由天子自将。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词，后则作为职名奉职于家。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内务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总管之谓。凡各省驻防，必谓昂邦章京，后即改名总管。其源起于世祖入关，于盛京设昂邦章京，即汉文中之留守。后推之各省驻防，又改名为将军，其下辖副都统。所以不称都统者，都统专理旗务，留守及驻防，对一省有政治之关系，非止理本旗之务也，是以谓之总管。而包衣昂邦实为家之总管。当其称此名时，犹无特别尊严之意。至称内务府大臣，在汉文中表示为天子暬御之长，其名义亦化家为国矣。 清代宫禁，制御奄官较明代为清肃。此亦得力于内务府之有大臣。纵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余私昵，若明之司礼秉笔等太监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时代，为兵法所部勒，故较汉人认妇人女子为家者有别。清之内务府，可比于各君主国之宫内省，不致如明代宫阉之黑暗，此由其故习而来。世祖虽设十三衙门，复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习，故世祖崩而又复包衣之旧。夫上三旗已化家为国，不复为宗藩私擅之资，可以别论。欲考见八固山迁流之迹，亦能化家为国，一固山非复一家独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顺、康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见之《八旗通志》者，辑而录之，可见其绝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顺治初诸王分占之八旗矣。 八旗于战时，皆以王贝勒等为主将，大臣即都统以下，其责任乃主将负之。大臣可以进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则以旗下人丁为赌胜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属人为旗主之臣，使号令得行也。 自此经睿王摄政之局，天子与亲王各挟固山之武力，与政权为消长。世祖亲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为充实，而收为自将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属诸王贝勒之五旗，谓之下五旗，已绝不足言平立之旧矣。以天命间之四大王论：一王化帝，一王剥夺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一王递嬗阿敏之镶蓝旗，移转于弟济尔哈朗，其为原主者，仅一代善之正红旗。以天命末遗属所定之四小王论，其三可知者，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太祖有此殊宠之三子之母，遂遭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夺阿济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两旗，无可分给，而暂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济尔哈朗，始具四小王之数。实则入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谓下五旗，其中已无原来旗主。供朝廷随意分封者，两旗镶白、正蓝；有原来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间原属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红，子孙众多，逐渐分封，世袭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礼亲王、克勤郡王，其余郡王、贝勒，随世递降者不计。倘亦汉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后，原属小王之旗，则有二旗：一由原主获罪递嬗而来镶蓝之济尔哈朗，一由不遵太祖遗属，别授充数镶红之岳托，其权源本不强固，故皆有随时封入之王贝勒，而镶红为尤甚。盖旗主之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则不啻有庳之封也。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临禁旅之上，而镇摄后来归顺之杂军，所谓八旗皆朝廷之所运用。天子特于六卿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之军阀，而亲贵则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养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清散而禁旅归公，威棱所由极盛，旗人堕落而异军特起，种族所以渐衰，此一代兴亡之大数也。 顺康间，八旗之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而亲王之体制，乃因从前八和硕贝勒之平行，对国家犹存各臣所属之旧，此已无碍于立国之大计。故圣祖临御甚久，尚无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统不无取巧，诸王间不尽诚服，而诸王各有臣属，视各忠其主为祖宗定制。此本八固山以来，太祖设定特殊之纲纪，旗员中有视为天经地义者。世宗于诸王，束缚驰骤，呵谴诛戮，诸王所饮恨，所属亦间与同抱不平，此为高宗以来绝无之事。盖经世宗朝之铲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诸王之帖服，与朝士至无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对抗朝廷之习，可谓无余。而宗室与士大夫间，隔绝气类，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余气，种族益不可沟通，行能益无从比较，是为满人衰亡之渐。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熔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之。 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大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入，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 汉军编在招徕汉人之时。至入主汉土，则旧兵还为地方之兵，别其旗色于八旗之外，谓之绿旗，其兵即曰绿营。而明季宿将之有选锋者，巨寇之有死党者，不可使之散在一地为患，则以八旗之制编之，使分得满洲豢养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圣武记》谓，汉军旧名乌真超哈，乃满洲八旗附属之汉人，自尚、耿、孔携来大军，乃编为天祐、天助二军，遂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说，其实不尽合事实。当其为天祐、天助等军名，即是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后就其力屈受编者，编为汉军。惟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外，悉发边远充军，不编佐领，则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龙江，闻台站之军，役皆吴三桂旧部之子孙，当可信也。盖观汉军各佐领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独无吴后，知必另有安插矣。 汉人在满洲军中自成为牛录者，名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始编为一旗，前已据《贰臣·马光远传》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叙汉军缘起，特从崇德二年始，各官书亦从此始。此特由一旗分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则在满洲八旗中分出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书不能言之。幸有《马光远传》可据。其自崇德二年以后之演变，及清初军事大定以后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国，使数十年纵横之兵匪得告安谧，于汉军之编制，实有关系。惟编制八旗，分设佐领，自赖有满洲八旗为之根柢。组成汉军八旗以后，又赖有满洲八旗镇压而率领之，故能追随于宿卫之列，听调于驻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禄之阶，后有长养子孙之计。武夫悍卒不散为游手无业之徒，非扰乱无谋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后，赖此而定；中叶用兵，不甚添募，不觉安插之苦。至咸同军兴，旧兵不可用，清所恃为武力中坚之八旗，尽不可用，于是兵尽召募。事平以后，无旧安插法可用，裁者为会党，觅食于游手之中；存者亦为骈枝，糜饷于旧额之外。故有兵事时，兵尚得将而可用，无兵事以后，兵乃被裁而无可消纳，终致一决而不可收拾也，明之开国，纳兵于卫所。清之开国，纳兵于八旗。今后已见拥兵之多，未定纳兵之计。论者欲纳之于地利实业，是诚然矣。国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实业尽，旋乾转坤，在当国者刻苦以持己，为国民塞已漏之卮；诚恳于便民，为国民扶仅存之力，无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鉴往以知来之事也。 （孟森） 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一 本讲所叙述，是以1644年清朝兴起的时候为中心，上溯二十年，下衍八十年，约自1624至1724凡百年间中国思想界大概形势及其重要人物。 为欲令诸君明了思想来源起见，先将二千余年来思想界历史分六期简单说说。 第一期——纪前551至纪前222。自孔子生年起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止，这个期内，中国内部民族统一完成，各地方文化发展，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时思想极自由活泼，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相继出生，实为古代思想界最有光辉的时代。 第二期——纪前221至纪后219。这个期包含秦汉两朝。那时政治的统一完全告成，中央政府的势力，东至高丽，南至安南，西至新疆，政治上有许多新建设。思想界则经过怒湍壮澜之后回复到平流的样子，专对于从前学者的发明做整理工夫，又因政治的统一延到思想的统一，全学界殆为儒家思想所独占。 第三期——220至589。这个期内，名为三国南北朝期，政治势力分裂，民族移转大混乱。西北方蛮族，入到中原文化最高的地方，渐渐同化。中原文化最高的人迁到南方去，把大江以南文化较低的地方加工开发，那时的思想界，因为政治扰攘的影响，全部带厌世色彩。初期道家言盛行，佛教则前期之末已经输入，到本期发展极猛速而极溥徧，故思想界亦呈分裂混杂的状态。 第四期——590至959。这个期包含隋唐及五代，而以唐为中心。那时第二次民族统一告成，政府势力伟大，北至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之一部，西至西土耳其斯坦，南至北中印度，都以“半藩属”的状态受长安政府之支配或监督。思想界则一方面因南北统一政象安宁，得迅速的进步，一方面因和西方交通频繁，中亚细亚及印度之精神物质的文化次第输入，所以文学美术音乐工艺都发达得极其灿烂，哲学界则佛学各宗派都在这时候完成，儒学亦继续汉代的整理事业，到期末的百余年间，因文化烂熟的结果，发生毛病，延及社会之腐浊政治之混乱，至五代时，这一期的文明，遂陷于破产状态。 第五期——961至1643。这个期包含宋元明三朝，那时东北方新兴的野蛮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满州接二连三侵入，给我们的文化以很多的胁迫和蹂躏。内中蒙古人尤与别的蛮族不同，“拒同化”的力量颇不小，他们统治中国九十多年，我们的文化受不少的损失。那时候的思想界，全部分精力耗费在新哲学之建设上头，这一派的新哲学，是努力将印度思想和中国固有思想相调和，他们自己标一个名叫做“理学”。——专从“形而上”方面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所以叫做理学。理学发生的动机，一方面因为前期物质文明，末流发生了毛病，惹起反动，所以走到收敛内观那条路去，一方面因为佛教的潜势力很大，儒者都受他影响，不知不觉便熔化成一个新派。 理学界重要人物，前有程颐、朱熹、陆九渊，后有王守仁。因此又分程朱和陆王两支派，程朱派带中国固有思想的成分还较多，陆王派便更和印度思想接近了。自理学兴后，唐以前许多文化事业都很受打击，再加以那种八股考试制度，把学界的活气越发腐蚀了。 第六期——1644至今日。自清朝建号那年起，这个期内，满洲人仅治中国二百七十多年，但满洲人不久便完全同化了，所以和蒙古时代有点不同，文化不惟没有受蹂躏，而且因政治统一社会比较安宁的缘故，各种事业都很有进步。思想界方面，因前期理学末流发生毛病，惹起反动，于是一反前期向内的学风，专从事于客观的硏究考察。把第一期到第四期许多学问都复活转来。又因为和欧洲交通大开的缘故，陆续受外来思想影响，造成一种新学风，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有许多地方相像。 二 本讲所要讲的是最后那一期——第六期。 这一期的思想界情形很复杂——方面很多，不能全讲，专讲他“黎明时代”的运动。 这一期，若依政治的区划，是应该从1644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讲所讲的黎明时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约和欧洲的十七世纪相当。 想知道这个黎明时代思想界变迁之动机，要注意那时候“时代背景”如下四点。 第一点　就是前段所讲的“理学运动”。因为在前期末年，理学中之陆王学派，几乎独占了全学界。依我看，这一派的好处本来很多，但是到了末流，讲得太玄妙了，随声附和的人也太放纵了，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厌倦和攻击，所以反动的结果，学风全趋向客观的或实践的。 第二点　那时候有外界的一桩重大事件，是耶稣会教士之东来。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辈先后入中国，他们除传教之外，翻译了许多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心理、论理各科书籍，所以那时候思想界很受刺激，和佛学初进来时有点相像。 第三点　中国的学者，向来什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这种关系每每妨碍思想之独立，最少也分减了硏究的岁月和精神。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于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于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作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 第四点　那时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他在位六十一年（1662至1722）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大彼得同时，性质和他们大略相类，所成就的事业还在他们之上。他即位初年，虽国内有点兵乱，后头四十多年，却是历史上少见的太平时代，因为社会安谧，学者得有从容为学之余裕，康熙帝虽是满洲人，但他同化于中国最早，人又极聪明，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欧洲新输入的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极力提倡。有这样一个人做一国的主权者，自然能令思想界发生好影响。 三 在这时代背景之下，自然会产生出有特色有价值的学问。今将这期内各派学术的代表人物列举如下： （一）黄道周和刘宗周　道周，福建人；宗周，浙江人。两位都是理学大师，都是1645年在南方举兵反抗满洲死的，他们虽然尊崇理学，却都带点修正色彩，道周提倡象数之学，用他自己的特别论理学推论事物。宗周对于实践道德学，最为切实谨严，这两位都是在前期的理学家中有他的新立场，人格的壮烈，尤令人敬仰。宗周门人最多，江浙间学者大半出其门，影响到后来尤大。 （二）孙奇逢和李　奇逢，直隶人，1584生1675卒。，陕西人，1627生1705卒。两位都是陆王派的理学家，但他们都注重实践，少谈玄理，可以说是儒家的“清教徒。”奇逢是一位有侠气能任事的人。明末满洲兵进关，残破了许多州县，他以一书生纠合人守城，竟把满洲兵打退，后来他避乱跑到山里头，许多人跟着他去，他便给这些人立了许多组织成一个小政府样子，又用学问来教训他们，成就许多人才。李的学风，最为“平民的”。他常说不识字也可以做圣贤，两位都是北方讲学大师，孙奇逢年寿最高，九十二岁，影响尤大。以上四个人，都是前期学派的结束。 （三）顾炎武和王夫之　炎武，江苏人，1613生1682卒。夫之，湖南人，1619生1692卒。两位当少年时候，都做过反抗满洲的政治运动，到事无可为，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炎武，公认为清学开山第一大师，各门学问，都由他提倡出来。他说除却经学没有理学，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全在经世致用，他对于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金石学都有极精审的著作，他的著作，都用客观的归纳硏究，给后人留下许多方法。 夫之学问之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向来哲学家，大抵都是专凭冥想，高谈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有宇宙？”“知识的来源在那里？”“知识怎么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倡此论了。 （四）黄宗羲和朱之瑜　两位都是浙江人，和明朝大儒王守仁同县，宗羲1610生，1695卒，之瑜1600生，1682卒，两位早年都是反抗满洲最激烈的人，宗羲被政府画起相片指名捕拿前后十一次，之瑜亡命到日本、安南、暹罗等处，仍常常秘密入内地，到处运动，前后经过十七八年，他们的政治活动才停止。宗羲是刘宗周第一门生，讲陆王派理学，但他最长于历史，著了一部《宋元学案》，一部《明儒学案》，把七百年理学家的人物和学说很详慎的来叙述，很公正的来批评。两书合共一百六十二卷，《宋元学案》有一部分是后人续的，在全世界著作界中，关于哲学史的著述，恐怕没有比他更早比他更详赡的了。他还有一部怪书叫做《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说他的政治理想，极力排斥君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这部书1662年出版，比法国卢骚的《民约论》早一百年，这种眼光，在十七世纪时候真是不容易得了。 朱之瑜学风，和黄宗羲不同，他是排斥陆王派理学的，他不喜谈玄，专求实践，他政治运动失败之后，亡命日本，发誓非到满洲推翻之后不回国，他的伟大人格，渐渐为日本人所认识，那时候日本宰相——事实上全国主权者德川光国十分敬礼他，尊他为国师，他很热心教导日本人，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最少有一半由他造成，这是日本史家人人公认的事实。 （五）颜元和李塨　他们两位是师弟，都是直隶人，颜元1635生，1704卒，李塨1659生，1733卒，他们是思想界的大炸弹，于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一切否认，他们排斥注释古书，排斥读书，排斥静坐冥想，排斥开堂讲说，他们以为学问不是从书本能得的，不是空想能得的，不是听人讲演能得的，比方你想认得北京的路，凭你把《北京指南》念得烂熟也不中用，日日听人说路程方向也不中用，除非你亲自跑一趟街而且天天跑。总而言之，他们以为凡有智识都从经验得来，所以除却实地练习外，没有法儿得着学问。他们对于学问的评价，专以有无效率为标准，凡无益于国家社会或个人身心修养的，一概不认为学问，他们的教育，专主张发展个性说。“断没有一个药方能医好各种病，断没有一个教法能教好每种人。”说：“一个人想兼备众长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想把全社会的人在同一个模型铸出来，这种教育政策是很有害的。”总括起来，他们的学说，和现代詹姆士、杜威等所倡之“唯用主义”十二分相像，不过他们所说早二百多年罢了。 （六）徐光启和宋长庚　两位都是三百年前科学大家。光启，江苏人，1633年卒，他是头一位翻译欧文书籍的人，他译的《几何原本》在古今翻译界中，总算第一流作品。他对于数学、天文学、论理学都有很深的修养。自己著书不少，上海徐家汇的天主堂和图书馆，是他把自己住宅及藏书捐出来创办的，到今日还是继续他的事业，越发巩固光大。 长庚，江西人，生卒年无考，大概1650年还生存。他是一位工业科学家，著有《天工开物》一书，用科学方法硏究食物、衣服、器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三百年前讲工业天产的著作如此详明者，全世界中怕没有第二部。 （七）王锡阐和梅文鼎　两位都是初期数学家。锡阐，江苏人，1682年卒。文鼎，江西人，1721年卒。他们都是把那时欧洲新输入的天文学、数学硏究得十分透彻，自己更发明许多新法，补西法所不及或订正他的错误，锡阐年寿短，著述较少，但他的《晓庵新法》在天文学上实有千古不磨的价値。文鼎寿八十九，著书八十余种，中外著作家如此精勤博大者，实在少见。 （八）徐宏祖和顾祖禹两位是大地理家，都是江苏人，宏祖1585年生，1640年卒。祖禹1680年卒，宏祖是一位探险大家，单身步行，把全个中国都走遍了，云南四川的边界，向来是一个“秘密窟”。没有人走过，旧地理书所讲纯是捕风捉影。宏祖每游一地，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节捜讨，澜沧江、金沙江、南北盘江的发源，向来没有人到过，经宏祖实地踏勘，然后南部各水的源流始行清晰。他所著《徐霞客游记》，实一部破天荒的地理书。 祖禹的地理学，是把地理和历史合拢起来硏究的，他一生也只著有一部书曰《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却是从二十九岁起到五十岁没有一天停工才始做成。这部书把全国山川形势说得了如指掌，对于军事地理方面尤为详尽。 （九）万斯同和戴名世　两位都是大史学家。斯同，浙江人，1702年卒。名世，安徽人，1713年卒，斯同是黄宗羲的门生，著有《明史》稿五百卷，现在“二十四史”里头的明史，就是用他的底稿，其他关于史学的著作还很多，名世也是要独力私著一部《明史》，因为著作里头犯了满洲朝廷忌讳，政府把他杀死，连许多史稿也烧了，但他所论作史方法的文章，还流传下来，是永远有价值的。 （十）方以智和刘献廷两位都是创造新字母的人。以智，安徽人，大概1670年还生存，他反抗满洲，跟着明朝最末的一位皇帝在云南地方十几年，他是近代研究中国文字学的头一个人，专从发音上硏究，把历代话语的变迁和各地方方音之变迁，都研究出许多原则来，他主张仿欧洲的拼音文字造出一种新字母来替代汉字。献廷，北京人，1648年生，1695年卒，他没有看见以智的书，却是和他一样见解，也造有一副新字母，他的学问方面很多，历史、地理尤其专长。 （十一）德清和智旭　两位都是浙江的和尙。德清1623年卒，智旭1655年卒，前一期的佛教徒，纯属“禅宗”一派，什么经典都不硏究，专讲顿悟，有些假讬的人连一切戒律都破掉了，弄得佛教很腐败，他两位提倡“浮士宗”。算是佛门下的“清教徒”。又注重研究经典，把许多部重要佛书都注释一番，替本期佛教开一新局面。 （十二）孔尚任和曹雪芹　两位都是大文学家。尚任，山东人，孔子后裔，他著有一部历史剧，名曰《桃花扇》，共四十幕，专叙明末南京情事，极悲壮，极哀艳。雪芹，北京人，著有一部空前绝后的好好小说，名曰《红楼梦》，通共一百二十回，写一对青年男女因为婚姻不自由而牺牲性命的，带着描写满洲阔人社会生活状况，曲折尽致，因为他文章太好了，二百余年，成了人人共读的作品。 以上所讲十二类二十四个人，大概可以代表那时候思想界的全部了，其余各方面人物尚多，不能全述，依我看，这一百年是我们学术史最有价值时代，除却第一期——孔孟生时，像是没有别个时代比得上他。 四 以上所讲，是第六期三百年间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界状况，后二百年，都是从此演生出来。 第二个一百年，因为满洲政府压制思想自由，把许多学派都压住了，学者专向考证古典方面做工作，但都是应用先辈的硏究方法，把中国旧文献整理出来的不少，这种工作的价值是永远存在的。 第三个一百年的末期——即最近三十年间，把第一个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复活，头一件，他们消极的和满洲人不合作的态度，到这时候变为积极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设民国，第二件，他们的学问种类和做学问方法，因为欧洲文化输入重新发生光彩，越发向上进。 现在又是第七期的黎明时代了，我希望我们黎明运动的成绩，比先辈更胜一筹。 （梁启超）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见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世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这是为什么呢？其（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见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 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回回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 Adams Schallvon 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复见任用。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15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又附俄，Kazak，即哥萨克。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讷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近代欧人的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业经300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西趋浙。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惟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至于俄国，则自19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1858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爱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藉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及（七）边界等问题。 （吕思勉）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洪秀全举事无成，既经官军戡定，一切记述，自多丑诋。然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用兵十余省，据守百余城，南北交争，居然敌国，论者以为必有致此之道。于是求辑太平天国事实者甚夥。所得之遗文断简，乃无非浅陋之迷信，不足以自欺而偏欲以欺人。孩稚学语之文，拘忌舛改之字，无有足以达政治之理想，动民众之观听者。则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其戡乱之具，第一能军，官书所载，反有可观，但须省其丑诋之词耳。其次以军法部勒民事，颇与三代寓兵于农暗合，但未能于民事有所究心。民政非如军政，一定制即可收效。至其颓败，则李秀成被获后之口供，颇有可采。 秀成亦籍粤西，与陈玉成皆为太平之后起用事者。咸丰三年，陷金陵，定为都，大封拜。时固未有秀成与玉成也。玉成有叔承，为金田起时旧目。玉成以幼故，未任战事。至咸丰四年，向荣军方驻攻金陵，太平诸将四出图解围，乃有玉成上犯武汉，秀成与其从弟侍贤犯江西福建之举。是时玉成为十八指挥，秀成为二十指挥，盖偏裨耳。六年，金陵内乱，杨秀清、韦昌辉相戕俱毙，萧朝贵、冯云山、洪大全俱早被擒杀，石达开又自离，秀成与玉成始用事，支柱太平军事最勤且久。玉成尚前死于苗练，秀成则金陵破后，手絜幼主出城，而后就获。盖以马与幼主，己则恃乡民相怜，匿民家图观望，为萧孚泗亲兵王三清所搜得，此亲兵旋为乡民捉而杀之，投诸水以为秀成报怨。其能结人心如是。既入囚笼，次日又擒松王陈德风，见秀成犹长跪请安，其能服将士如是。国藩因此二事，不敢解京，讯得秀成亲供四万余字，即以七月初六日斩之。当时随折奏报之亲供，相传已为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复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今但能就已行世者节采，稍证太平军自伐自亡之故。 咸丰九年十二月，玉成自江浦回援安庆，秀成独屯浦口。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阃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玉成虽专阃寄，然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者，本天长捻首，名兆受，或作昭寿，上年以城降清，授以参将，屯近浦口，致书秀成，言：“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君尚为将，秀全愦愦可知。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君雄才，胡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太平朝内官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至秀成营，书落其手，大惊，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人！”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宫劝谏，曰：“昭寿为敌行间，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愿以百口保之。”秀全遽召秀成入，慰之曰：“卿忠义，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即封为忠王荣千岁。太平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政，甥幼西王萧有和尤所倚任，以一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爵为王，以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于清军，粮援又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处，但与仁发等谋。留秀成助守金陵，秀成曰：“敌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俱死无益。”乃袭浙江以分江南大营力，是为明年春杭州失陷之第一次。秀成为解金陵围计，弃杭州不守，而和春果奔命，以致败死。九年之末，秀全更大封诸王。当秀全初定金陵都，一切文武之制，悉由秀清手定，规模甚盛。正殿为龙凤殿，即朝堂。有议政议战大事，鸣钟击鼓，秀全即升座，张红，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诸将侍立于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是为第一尊严之所。第二则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有意见亦可登座陈说。文从左上，武从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则军政议事局，乃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机、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以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划一切，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在日所定所行如此。 秀清为秀全所图，东、北两王同尽，冀王继东王领军机会商局长。冀王脱离去，秀成领之。后东入苏、杭，此局遂虚设。内讧以后，人心解体已久，秀全以不次超擢，冀安诸将心，自此几无人不王，转以王号摄行丞相、天将之职，各持一军，势不相下。可以调遣诸王者，秀成分拥东下之众，其与金陵犄角者，仅玉成一人在诸将上，能呼召救急。故八年以前，太平军攻守互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遂至日危，以底于亡。十年闰三月，秀成、玉成既解金陵围，声势大张。秀全之旁，只有亲贵揽权嫉功，政事既不问，军中有功亦不及奖叙，只教人认实天情，升平自至。仁达、仁发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限一月取苏、常。秀成果取之，遂以苏州为份地，不恒入朝矣。秀成踞苏，改北街吴氏复园为王府。入城十有一日，而后出示安民。后苏人习于秀成，盛称秀成不嗜杀，盖较之他被难区，尚为彼善于此。由苏入渐，势如破竹，而奉秀全命趣还江宁，令经营北路。秀成鉴林凤祥、李开芳之失，未敢轻举，而江西、湖北匪目具书来降，邀其上窜，自称有众十万备调遣，秀成允之，留陈坤书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责其违令，秀成坚持不从，秀全亦无奈何，乃定取道皖南上犯江、鄂之计。方是时，秀成与江宁诸将领议曰：“曾国藩善用兵，非向、张比，将来再困天京必此人。若皖省能保，犹无虑。一旦有失，京城即受兵。应预谋多蓄粮为持久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章等议，劝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力出家财，广购米谷储公仓，设官督理之。侯阙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贩米，售帖即充枢府诸王禄秩，无须报解，稍提税入公，大半充洪氏诸王私槖。商贩无帖以粒米入城者，用私贩论罪。洪氏诸王擅售帖利，上帖售价贵至数千金。及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渐裹足。而异姓王侯因成本加重，米价昂，不愿多出资金，米粮反绝。秀成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谓“恐奸商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我兄弟辈苦心所以防奸，非罔利也”。秀全信之，置不问；秀成愤愤然去。及安庆围急，玉成赴救不利，分兵窜鄂，以图掣围师。秀成叹其误，谓湘军决不舍安庆，长江为官军水师所独擅，运道无梗，非后路所能牵掣，于昔时攻浙以误和春往救，遂陷江南大营者，敌之坚脆不同。后玉成卒败走死，秀成顿足叹无为助矣。金陵食粮，昔时江南、北皆有产米之地，太平军禁令严明，新得之土，民得耕种。江南米出芜湖金柱关，江北米出和州裕溪谷，皆会于金陵。自湘军逼攻，耕农已废，沿江各隘复尽失，不待合围，已足制其死命。军令既弛，营堑草率，无复旧规。封王至九十余人，各争雄长，败不相救。当时知无幸，献城归降者日多。至同治二年冬，苏州已为清军所复，秀成潜入江宁围城中，劝秀全出走，图再举。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饿死可立待。”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全既恋巢，而诸王闻秀成谋回粤，后入党之湘、皖等籍者皆沮之，遂坐而待亡。城未下，秀全先自尽。幼主有从亡之臣，遗臣亦多并命不悔。失国之状，似尚较清末为优，则知清代之自域于种族之见，正自绝于华夏之邦也。 太平军事以前，清廷遇任何战役，皆不使汉人专阃寄。至烧烟一案，能却敌者皆汉臣，辱国者皆旗籍，然必谴立功之汉臣，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以利啖之即止，此固旗人所优为也。太平军则与清无两立之势，不用汉臣，无可收拾，始犹欲以赛尚阿充数，后已知难而退，一委湘军。间有能战数旗员，皆附属于曾、胡两师之下。若塔齐布为曾文正所手拔，固不必言；都兴阿用楚军，始能自立；多隆阿与湘军将领习处，得显其战绩；舒保为胡文忠所识拔，皆以旗员从汉将之后，乃始有功。惟官文职位较高，胡文忠极笼络之，使惟己之命是听，方不掣肘。金陵既下，文正且推使奏捷领衔，极保向来清廷重满轻汉故习，乃未几为文正弟忠襄所劾而去。文正能容此庸劣，忠襄竟不能忍，而朝命亦竟听之，尊汉卑满，前所未有。是满族气数已尽之明验也。乃事定之后，纵容旗人如故，保持旗习如故，无丝毫悔祸之心，清之亡所由不及旋踵。名为中兴，实已反满为汉，不悟则亡，其机决于此矣。 （孟森） 清朝的覆亡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金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即宋、明理学而成的。（一）因为他能承受金文之学的“非常异义”，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义接近。（二）因为他能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论治，主于彻底改革，主张设治详密，反对向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放任政策。（三）主张以中坚阶级为政治的重心，则士大夫本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团结的精神。宋、明人的讲学颇有此种风概，入清以来，内鉴于讲学的流弊，外摄于异族的淫威，此等风气，久成过去了。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他当甲午战争前，即已上书言事。到乙未之岁，中、日议和的时候，他又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主张迁都续战，因陈变法自强之计。书未得达，和议成后，他立强学会于北京，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会被封禁，其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时务报》旬刊，畅论变法自强之义。此报一出，风行海内，而变法维新，遂成为一时的舆论。康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湾时，又入京陈救急之计。于是康有为共上书五次，只一次得达。德宗阅之，颇以为然。岁戊戌，即1898年，遂擢用有为等以谋变法。康有为的宗旨，在于大变和速变。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速变则所以应事机而振精神。他以为变法的阻力，都是由于有权力的大臣，欲固其禄位之私，于是劝德宗勿去旧衙门，但设新差使。他以为如此即可减少阻力。但阻碍变法的，固非尽出于保存禄位之私；即以保存禄位论，权已去，利亦终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况德宗和孝钦后素有嫌隙，德宗又向来无权，于是有戊戌的政变。政变以后，德宗被幽，有为走海外，立保皇党，以推翻孝钦后，扶德宗亲政相号召。然无拳无勇，复何能为？而孝钦后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废德宗，又为公使所反对；迁怒及于外人。其后孝钦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拥戴之功的。而极陈旧的，“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尚未尽去。加以下层社会中人，身受教案切肤之痛，益以洋人之强惟在枪炮，而神力可以御枪炮之说，遂至酿成1900年间义和团之乱。亲贵及顽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纵容其在京、津间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倒电杆，见新物则毁，见用洋货的人则杀的怪剧。并伪造外人的要求条件，以恐吓孝钦后，而迫其与各国同时宣战。意欲于乱中取利，废德宗而立溥儁。其结果，八国联军入京城，德宗及孝钦后走西安。1901年的合约，赔款至450兆。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炮台，尽行拆去。且许可各国于通路上驻兵。又划定使馆区域，许其自行治理、防守，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而黑龙江将军又贸然与俄人启衅，致东三省尽为俄人所占。各国与中国议和时，俄人说东山省系特别事件，不肯并入合约之中讨论，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于破碎之势。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而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19世纪之末，瓜分之论，盛极一时。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 Hay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其内容为：（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路运费亦然。这无非要保全其在条约上既得的权利。即要保全条约上的权利，自然要联带而及于领土保全，因为领土设或变更，既成的条约，在该被变更的领土上，自然无效了。六国都覆牒承认。然在此时，俄国实为侵略者，逮东三省被占而均势之局寝破。此时英国方有事于南非，无暇顾及东方，乃和德国订约，申明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之旨。各国都无异议。惟俄人主张其适用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英国力持反对。德国和东方关系究竟较浅，就承认俄国人的主张了。于是英国觉得在东方要和俄国相抗，非有更强力的外援不可，乃有1902年的英、日同盟。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如因第三国的侵略或中国的扰乱，两国利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协力防卫。这时候，日本对于我国的东北的利害，自然最为关切，然尚未敢贸然与俄国开战，乃有满、韩交换之论。大体上，日本承认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而俄国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而俄国人此时甚骄，并此尚不肯承认，其结果，及有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在美国的朴资茅斯，订立合约。俄人放弃在韩国的权利，割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之地与日。除租借地外，两国在东三省的军队都撤退，将其地交还中国。在中国承认的条件下，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与日，并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让给日本。清廷如何能不承认？乃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除承认《朴资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款项外，并在三省开放商埠多处。军用的安奉铁路，许日人改为商用铁路。且许合资开采鸭绿江左岸材木。于是东北交涉的葛藤，纷纷继起，侵略者的资格，在此而不在彼了。当日、俄战争时，英国乘机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和班禅立约，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非经英国许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卖给外国人。铁路、道路、电线、矿产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入款、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国干涉。亦不许外国派官驻扎和驻兵。中国得报大惊，然与英人交涉无效，不得已，乃于1906年，订立《英藏续约》，承认《英藏条约》为附约，但声明所谓外国或外国人者，不包括中国或中国人在内而止。在东北方面，中国拟借英款敷设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东省铁路支线，俄人让给日本的，日人改其名为南满路。中国不得已作罢，但要求建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中国因欲借英、美的款项，将锦齐铁路延长至爱珲。日人又嗾使俄人出而反抗。于是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给中国，由中国将东三省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前，由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议既出，日、俄两国均提出抗议。这时候，因英、美两国欲伸张势力于东北而无所成，其结果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两国因此订立协约，声明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彼此互相商议。据说此约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韩，而日本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行动。此约立于1910年。果然，日本于其年即并韩，而俄人对蒙、新方面，亦于其明年提出强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书迫胁中国承认了。 外力的冯陵，实为清季国民最关心的事项。清朝对于疆土的侵削，权利的丧失，既皆熟视而无可如何，且有许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进外力的深入。国民对于清政府，遂更无希望，且觉难于容忍。在庚子以前，还希冀清朝变法图强的，至庚子以后，则更无此念，激烈的主张革命，平和的也主张立宪，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务而是政体了。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生于中国的南部，能承袭明季以来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义的。他当1885年，即已决定颠覆清朝，创建民国。1892年在澳门立兴中会。其后漫游欧、美，复决定兼采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于是完成。自1892年以来，孙中山屡举革命之帜。其时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为会党，次之则想运动防军。然防军思想多腐败，会党的思想和组织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屡举而无成。自戊戌政变以后，新机大启，中国人士赴外国留学者渐多，以地近费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夥。以对朝政的失望，革命、李宪之论，盛极一时。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革命团体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说：“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见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能力，虽似不如下层社会，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层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素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初主革命，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于是立宪、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因对于清朝的失望，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日、俄战争而后，利用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其议论一时尤盛。清朝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于是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情形，以定实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满足。1908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9年。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相继而死。德宗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年幼，载沣摄政，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则恣意妄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1910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乃勉许缩短期限，于3年后设立国会。然以当时的政局，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此时的新军，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运较会党为强。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1911年10月10日，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事于武昌。清朝本无与立，在无事时，亲贵虽欲专权，至危急时，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亦非有诚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尽势穷，遂不得不于其明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沦陷了268年的中华，至此光复；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70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吕思勉）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书香奶糖】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